《新序》：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铁钺之诛。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人，渭水尽赤。 《通典 卷一百七十》：秦孝公纳卫鞅说，变法令，舍人无验者坐之，弃灰於路者刑，步过六尺者罚。初，令之作也，一日临渭决囚七百馀人，渭水尽赤。
说商鞅一次性处决700多囚犯来自《新序》，《通典》应该是照搬《新序》的，《新序》不是史书，是历史上的一些故事集，至于真假，就没人说得清楚了，反正都是孤证。
《资治通鉴 卷二 显王三十一年》：初，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论囚，渭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
《资治通鉴》也引用了《新序》的说法，不过没说被杀的人数，只说商鞅在渭水边处决囚犯，导致渭水变红。
后世人对商鞅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对商鞅持负面评价，认为商鞅是酷吏，天资刻薄。
一部分人对商鞅持正面评价，认为他的变法对秦国富国强兵，对历史有推进作用。
《史记 商君列传》：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司马迁在《史记》中认为商鞅天性就是个残忍少恩的人，说商鞅刑罚公子虔，欺骗魏将公子卬，不听赵良的规劝，足以证明商鞅残忍少恩了。
司马迁还认为商鞅在秦国落得个谋反的罪名，是有缘故的，言外之意就是商鞅谋反是咎由自取。
《旧唐书》：威刑既衰，而酷吏为用，于是商鞅、李斯谲诈设矣。
《旧唐书》直接称商鞅为酷吏，所谓的酷吏就是严格执法的官吏，这些人往往有残酷的方法用来审讯，酷吏是一个贬义词，还说商鞅和李斯狡诈。
《贾谊新书 卷三 时变》：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
汉朝的贾谊则认为商鞅违背礼义，背弃伦理，专心于进取，变法二年来，秦国风俗日渐落败。
《战国策 秦策一》：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
《战国策》则说商鞅返回秦国，被秦惠文王车裂之后，秦国人并不哀怜他。
《史记 商君列传》：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
《史记》中说商君出任秦相十年，很多王公贵族都怨恨他，这个倒不难理解，因为变法触动了旧贵族的利益，废除了世袭世䘵制，这些王公贵族无一不想置商鞅于死地。
对商鞅持负面评价的，大多数认为商鞅用刑法过重，刻薄没有恩情，而且这些批评商鞅的，多为后世的儒家学者，比如司马迁、贾谊以及《旧唐书》的作者。
就拿司马迁来说，他说商鞅刻薄没有恩情，认为商鞅靠帝王之术游说秦孝公，靠着国君宠臣景监的推荐才得到任用，不是商鞅自身的资质。
司马迁举的例子居然是：刑罚公子虔，欺骗魏将公子卬，不听赵良的规劝。
刑罚公子虔是因为太子犯法，因为太子是国家的继承人，不能处罚太子，所以处罚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这个处罚一点问题也没有，能够贯彻商鞅的法制精神。
太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话，历朝历代都只会说，而能够做到的，只有商鞅，当太子犯法也被处罚的时候，法制才能真正让人畏惧，只有法制让人畏惧，一个国家才能公平公正。
至于商鞅欺骗魏将公子卬，这根本就是胡说了，首先兵不厌诈，都什么年代，还不能欺骗？这是战争秦魏两国的战争，商鞅是为了秦国利益才这么做的，又不是为了个人。
至于不听赵良的规劝，那只能说明商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险，赵良劝商鞅激流勇退，可商鞅在那个位子根本不愿意退，秦惠问王继位后，商鞅被杀，这是商鞅的悲剧，不是因为商鞅刻薄寡恩，而是因为商鞅改革得罪的人太多了，而被害，司马迁的逻辑不成立。
至于贾谊对商鞅的负面评价则完全没有道理，贾谊从儒家思想出发，认为商鞅违背礼义，背弃伦理，指责商鞅的分家制度。
商鞅变法中有一项内容是：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
商鞅禁止父子、兄弟同住，就是为了逼他们分家，以家庭为单位，而古代中国是以宗族为单位一起生活，一个宗族少说几十人，多则成百上千人。
商鞅此举是为了增加生产力，以家庭为单位，至少在当时来说，促进了生产力，提高了效率，以宗族为单位，基本上就是吃大锅饭了，而且还不好管理。
分家就是违背礼义，背弃伦理，这怎么也说不过去，贾谊的说法没有道理，这只是儒法之争。
更有人说商君书中的很多内容就是愚弄民众，比如下面这篇：
《商君书 弱民》：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淫则弱。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故曰：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
大概意思是：人民不敢抗拒法律，国家就强，人民敢于触犯法律，国家力量就弱，所以治理得法的国家一定要使人民不敢抗拒法令。人民朴质，就不敢触犯法律；民众放纵就敢于恣意妄为，不敢触犯法律就会守法。
人民守法，就听众役使；任意而行就不受控制。所以说采取强民政策以去除不守法的民众国家力量就弱；采用弱民政策以去除不守法的民众，国家力量就强。
民弱、民强可不是让是让百姓弱小或强大，意思是民众对于法律的抗拒或者遵守态度，没有法律制度的保护，百姓永远是弱势群体。
商君书的内容都是围绕如何以法治国、以法治民来说的，对于民众，商鞅其实看得很清楚，比如下面这段话：
《商君书 说书》：民贫则弱国，富则淫，淫则有虱，有虱则弱。故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国强；富者贫，三官无虱。国久强而无虱者必王。
大概意思是：民众贫穷，国家就弱，民众富裕，那么就放纵自己，民众放荡就会产生虱害，有了像虱子一样的危害，国家就会被削弱。所以对穷人用刑罚，迫使他们务农以增加收入，这样就会富足；对富裕的人用鼓励他们买官的办法，使他们减少财富，就会变穷。
治理国家的措施，最重要的是贫穷的变富裕，富裕的变贫穷。贫困的变富裕，国家就会强大；富裕的变贫困，农民、官吏、商人这三种职业就不会有虱害产生。国家能长久强大，有没有虱子一样的危害产生，一定能称霸天下。
事实上，历史上大多数人对商鞅的评价都是正面的，比如：
《史记 太史公自序》：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
商鞅在秦国变法，是秦国强大的根本原因，后世历朝历代用的基本上都是商鞅之法，这一点很重要，这可是司马迁说的，他至少对商鞅有正面评价，也有负面评价。
《全汉文 卷四十 新序论》：夫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使民内急耕织之业以富国，外重战伐之赏以劝戎士。法令必行，内不私贵宠，外不偏疏远。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
这是刘邦弟弟刘交的后裔、西汉经学家刘歆对商鞅的评价。
刘歆认为商鞅变法是为了秦国，而不是为了自己，使民众以耕种土地和纺织以富国，以赏赐战功而劝人从军，法令执行严格，对内不惧权贵，对外不偏疏远，能够做到令行禁止，法律一出能够打击奸恶。
相对来说，毛主席对商鞅的评价最正面：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
商鞅变法，就是个好的法律，如果试着翻阅一下我国四千多年的记载，寻求那些利国福民的伟大的政治家，商鞅不是位居第一吗？
毛主席还说商鞅的法令惩罚坏人而保护人民的权利，鼓励耕种织布来增加国民的财力，崇尚战功来树立国威，把贫困、懒惰者收为奴隶来杜绝人力、物力资源的损耗。这确实是我国从来没有过的重大政策，国民害怕什么而不相信呢？
再回到文章开头所说的，商鞅在渭水边一天处决囚犯700余人，如果这些人是犯了法，那么被处决，就是依法办事，况且这事存不存在，都是有疑问的。
既然是依法办事，人多人少并无直接关系，关键就是看是否违法。
如果这些人是被冤枉的，那么指责商鞅是酷吏就情有可原，可历史上并无任何证据说商鞅冤枉了人，商鞅从来就是依法办事。
无论从结束还是过程来看，商鞅变法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改革，后世均用商鞅之法就是最好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