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百戏是对散乐杂技的总称，汉代时被称为“百戏”，隋唐时被称为“散乐”，唐宋以后被称为“杂技”，在中国已经拥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是中国文化流传下来的璀璨瑰宝。
中国古代百戏的内容丰富多彩，歌舞表演，声乐演奏，杂技幻术，角力比武等纷纷囊括其中，后世不断发展创新的戏曲艺术也是从汉代百戏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经过两千多年的融合与交流，汇聚多个时代与民族特色，在如今的华夏大地中焕发着蓬勃生机，向全世界展现着中国古文化的魅力所在。
一、百戏的由来先秦是我国古代百戏发展的源头，百戏在这一时期开始萌芽，并为后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在我国古代，汉代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一统，雄厚的经济实力为百戏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再加上频繁的外交来往，促使西域的奇技表演流入中原，在中西百戏艺术的不断碰撞下，汉代百戏包罗万象，形式多变，开创了百戏艺术兼收并蓄的先河。
汉代是我国百戏发展史上第一个繁荣时期。据《魏书·乐志》中百戏表演现场的记载可以知道，汉代百戏包含了角抵、跳丸等许多种类，已经开始自成体系。
其中角抵伎却有了明显变化。虽然还是延续了前代传统百戏活动所必需的戏耍、娱乐项目，但也新增了故事情节和装扮等元素，新鲜血液的加入对后世百戏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在汉代，频繁的外交为百戏的发展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契机，许多新颖的百戏内容传入中原，像吞刀吐火、易牛马头等幻术皆是由西域传播而来。《史记》有记载：“（安息使臣）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频繁的文化交流推动了东西方百戏艺术的融合。
汉代百戏不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也为后来唐代百戏的大放异彩打下了夯实的基础，使后世的百戏表演与其一脉相承。
在戏曲发展史上，百戏堪称命途多舛。百戏由于和儒家的礼乐制度相悖，因此几度经历被禁止、毁灭的命运。《魏书》曾记载：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六年，太武帝长子恭宗监国时，就请求罢黜百戏。
虽然百戏的发展历经坎坷，但是古代诸国混战的局面却在客观上推动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让西部和北部的少数民族文化越来越多地融入中原，再加上佛教的兴起，都为百戏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在此期间，百戏不仅传承了先辈们留下的艺术硕果，还充分融合了各地区、各民族的异域风格，从而使自身实力得到增长，在中国百戏发展历史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二、隋代时期百戏跌宕起伏的命运隋朝建立后，以隋文帝杨坚为首的统治阶级，却对百戏采取禁止措施。隋文帝只保留与儒家思想相符，在雅乐范畴内的宫廷宴乐，以供国家朝会或庆典上使用，禁止表演百戏这类俗乐，百戏艺人全部遣散为普通百姓，这一措施的实施对百戏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导致百戏迅速衰落。
隋文帝
隋文帝为什么要禁止百戏？《隋书·裴蕴传》一书记载，是由于隋文帝本人“不好声技”。然而事实上，问题却并非这么简单。隋文帝会禁止百戏，与他治国时提倡的节俭作风有关。
自汉魏以来，百戏每次的表演阵容都颇为奢侈，其中“鱼龙百戏”尤其突出，而百戏表演时的盛大、华丽、奢侈场面，与隋文帝的信仰和治国理念格格不入。
北齐后主、北周宣帝、南朝陈后主皆是因为生活奢侈导致亡国，隋文帝称帝后，总结历代帝王的经验教训，在“开皇之治”期间倡导推行节俭作风，怎么可能允许大肆挥霍的百戏存在？
开皇元年，隋文帝下诏禁止鱼龙百戏，并遣散百戏艺人为平民百姓，不仅有助于民生休养生息，巩固统一，还使节俭成为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
隋文帝对百戏的态度是节俭治国思想的体现，而保留雅乐范畴内的宫廷宴乐却是对儒教礼乐思想的尊崇。
与隋文帝不同，隋炀帝对待百戏的态度却是截然相反，曾多次在北巡以及宴请蕃国使节的特殊场合表演百戏。
隋炀帝为何要恢复百戏？深究其中原因却发现，不仅与百戏的社会功能有关，与隋炀帝当政时的社会状况和治国理念也有着莫大的关系。
隋炀帝
从社会功能来说，百戏表演场面华丽、变幻莫测，令人惊骇，对外还能起到炫耀国力的作用，这正是隋炀帝想要利用的艺术效果。《旧唐书》有评论称大业二年的百戏表演使“胡人大骇”，纷纷惊叹并折服于大隋朝的国威。
汉武帝在长安城上林苑平乐观组织百戏表演，吸引方圆三百里民众前来观看，隋炀帝宴请四夷蕃邦使者，出动洛阳城的文武百官、贵族和百姓，也是为了向番邦部落显示隋代全国上下团结一心的热闹场景。由此可见，隋炀帝效仿汉武帝组织百戏表演，也是出于政治外交的需要。
隋炀帝在位期间，不仅利用文帝统治时期积累下来的巨额财富兴办学校，发展教育，还主持修建大运河，多次巡狩塞北，力图以此巩固隋朝的辽阔边疆，扩大隋王朝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他在裴矩等人的帮助下，充分认识到了百戏的社会功能及其在处理民族和对外关系中的特殊作用，因而对百戏的发展予以大力支持。
大业三年，隋炀帝派裴矩到张掖“引致西蕃”，笼络西域诸使国。时任吏部侍郎的裴矩被派往张掖任职，目的是为了加强北方、西域边境各族的友好关系和对外贸易，因此经常有意与胡商接触，对西域民俗风情有了更多的了解。
裴矩
他曾撰写了《西域图记》三卷，只是这三卷书已经丢失，现在只有序言存于《隋书·裴矩传》《北史·裴矩传》。
《西域图记》共四十四卷，详细记载了西域地理、民俗、姓氏、服饰、物产等一手资料，详细记载历史上丝绸之路的三个通道，其中的中道和南道就是后来历史闻名的“丝绸之路”。
裴矩劝谏隋炀帝在东都洛阳表演百戏，将天下四方表演颇具特色的百戏俗乐，安排在洛阳端门街表演。而隋炀帝在北巡时，曾多次与西域诸国聚会，并邀请西域国家的大使前来中原朝贡。
在这些聚会中，歌舞百戏就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社交作用，不仅迎合了西域诸国的民俗风情和喜好，还为隋炀帝征服西域起到了很好的文化沟通和交流。
大业二年，隋炀帝破例允许在东都洛阳城表演百戏之后，裴矩于大业三年，再次劝谏隋炀帝在东都洛阳举行“大戏”即鱼龙百戏、杂戏俗乐表演。而大业三年在洛阳展开的百戏表演，比大业二年隋炀帝在洛阳组织的百戏表演场面更加盛大，气氛更加热烈。这也是自大业三年裴矩经营西域以来，百戏在隋代真正发展起来的新起点。
因为裴矩在张掖任职，对西域的了解及亲身经历，意味着他所提出建议的可操作性，他更加强调百戏在外交政治中的重要性，是国家艺术行为的政治化表现，也是对隋炀帝在大业二年后将百戏重振的肯定。
在裴矩的辅助之下，隋炀帝在西巡北狩的路上以及东都洛阳给西域使节展现的百戏表演，一次比一次奢华、一次比一次惊险，越来越接近西域风格。
这些百戏不仅是其夸张惊险的表演叫人啧啧称奇，还有“佩金玉，被锦罽”这样偏向西域风格的华丽服饰，其奢华的舞台效果和场面令高昌、伊吾等西域诸国都为之震撼。
百戏在外交场合上所达到的效果无疑是非常成功的，隋炀帝征服了突厥、吐谷浑、铁勒诸部，使当时隋西北疆域局势能够得以稳定，其中百戏在外交场合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三、百戏对隋代乐工制度的影响隋炀帝统治时期百戏的兴盛，不仅对当时政治文化产生一定影响，且直接影响了隋唐时期的乐工制度。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太常寺内就将专门从事音乐活动的主要人员称为乐工或乐户，他们与杂户、官奴婢一样作为贱民阶级，服务于上层统治者。
裴蕴
隋炀帝时期，由于宫廷各种朝会表演的大量需求，在宰相裴蕴的建议下，召集天下艺人三万多人收纳于太常寺，并设立相应的教习制度管理，大规模扩充太常寺乐工数量。
这是自南北朝以来，第一次将乐户统一集中于太常寺中，并设“坊”安置，这其中不仅包括民间百戏乐人，还有其他的俗乐艺人。
全国的乐人在太常寺集中使用，并设置“博士子弟”教育制度，使文艺资源得到更全面合理的利用和开发。从此，太常寺乐工制度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大量百戏乐人集中于太常寺的情况得到合理解决和处置，可谓是针对百戏乐人的第一次历史性变革。
到隋恭帝义宁年间，又将这些乐户籍贯依附于州县，称为“太常音声人”。隋末乐工数量的扩大，乐籍制度的改革，太常音声人的出现，使隋代成为我国乐工制度发展史上的标志性时期。
国家拥有这样庞大的艺术资源库，使各种重大朝会、祭祀礼仪用乐、宴飨音乐有了更为切实稳定的保障，才能使大业二年、大业三年两次在东都洛阳邀请突厥染干观看的百戏表演得以顺利进行，既维护了国家的形象，也提升了国家的影响力。
为此，隋炀帝龙心大悦，将裴蕴晋升为民部侍郎。而裴蕴将全国乐工汇集，为乐工“编户”，并籍属于太常寺的举动，使这种乐籍制度延续到唐代并加以发展。
结语：因为与儒家思想背离的百戏，在隋文帝统治时期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然而其独特的社会性质又让百戏在隋炀帝时期得到恢复和发展。
为了在番邦部落面前彰显自身的实力，在裴矩、裴蕴的双双建议下，隋炀帝的大力提倡下，百戏不仅由衰转兴，还为唐代时期百戏的重要地位奠定了基础。
隋炀帝重视百戏的政治策略，加之裴矩、裴蕴的协助和建议，使太常寺乐工规模得以扩充，在古代乐工制度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如果不是隋炀帝经营通使西域的需要，如果没有裴矩、裴蕴协助，百戏就不会迎来大规模的发展，而隋炀帝时期百戏的繁盛必然会促成太常寺乐工规模得到扩大，带来相应的乐工教育、乐舞管理等制度改革，使隋代以后的乐工管理逐渐走向成熟，为唐代乐舞艺术的发达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
《中国历史上的散乐与百戏》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