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惠庆历任北洋政府外交部次长、外交总长、内务总长，因长期居次长之位，人称“不倒次长”，曾数次兼、代、署理国务总理，抗日战争爆发后，努力争取外援支持抗战，1949年为反对蒋介石继续内战，曾往北平、石家庄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商谈和平。
颜惠庆
颜惠庆1877年4月2日出生于上海虹口一个传教士家庭，从小接受父母的启蒙教育，掌握了不少中、英文字，年龄稍大后，到家附近一位富商女婿开设的私塾中学习，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孝经》等中国传统典籍。
学生时代的颜惠庆
颜惠庆父亲颜永京1861年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甘比尔镇凯尼恩学院，后获该院硕士学位，是中国基督教圣公会早期的华人牧师之一，武昌文华书院和上海圣约翰书院的开创者之一。颜惠庆的母亲戚氏曾就读于美国教会开办的女塾，并到香港进修过英文，是颜惠庆的英语启蒙老师。
颜永京
颜惠庆早年就读于上海中英学堂，后入同文书院，1895年10月颜惠庆赴美国留学，并在次年1月进入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圣公会中学学习，1897年9月进入弗吉尼亚大学文学部学习，在大学期间，他展现出其较强的适应能力，除按学校规定修满德文、拉丁文、数学、经济学、历史、英国文学、物理学、地质学课程以外，还加选了哲学史、国际法与宪法这两门喜欢的课程。功课之余，颜惠庆有时到中国驻美公使馆访友，并结识了伍廷芳、周自齐等使馆官员。
1900年6月颜惠庆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8月回国应聘执教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负责教授中学部英文、地理和大学部数学、英文修辞、作文等课程，成为该校最年轻的中国籍教师。除教课外，颜惠庆还积极参加校内校外的各种社会活动，1905年上海《南方报》特辟英文版一版，聘他为英文编辑，撰写每日一篇的时事短评。与此同时，商务印书馆特邀颜惠庆担任兼职编辑，主编英汉大辞典。
1906年10月颜惠庆进京参加清政府举办的“考验游学毕业生”的会试，名列一等第二，赐译科进士出身，并得到了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召见，被分发到学部任事，但他以上海原有职务为由，辞谢仍回上海圣约翰大学继续任教。
1907年冬伍廷芳第二次担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及古巴四国大臣，颜惠庆向老朋友伍廷芳毛遂自荐，被聘请为中国驻美使馆二等参赞，赴美任职，自此，颜惠庆正式弃文从政，开始职业外交官生涯。 颜惠庆到驻美使馆工作后，负责起草使馆所有咨送美国政府的照会、备忘录的主稿、新闻记者的接见、留学生事务的管理等，他还经常陪同伍廷芳去美国各地及墨西哥，古巴等国处理有关公事，并替伍廷芳起草演说稿。颜惠庆在公暇之余入华盛顿大学进修，师从施柯脱博士学习国际法和外交知识，因此被美国国际法学会接纳为终身会员，他积极参加国际俱乐部的活动，结识了不少知名人士，外交才干不断提高。
1908年任驻美使馆二等参赞的颜惠庆
1910年颜惠庆在周自齐的推荐下，奉召回国出任外务部主事，分管新闻处的工作，负责接见外国驻京记者、发布新闻等事宜，同时又兼职于学部审定编译馆。8月清政府再次举行留学欧美及日本毕业生殿试，颜惠庆又报名参加，结果被授予翰林院检讨，不久就由外务部主事升为参议，同时兼任游美学务处总办，管理考送留美学生及筹设清华学堂事务。
1911年4月颜惠庆以外务部代表的身份参加中英禁烟会议，与英国代表谈判禁止英属印度鸦片输华问题，由于英印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中方于是提出逐年减运办法。经过多次商谈后，中、英双方在5月签订了《禁烟条件》10款，英国政府承认了禁烟原则，同意印度逐年减运鸦片来华。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后，清政府为维持自己的统治，被迫在11月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为寻求外国的支持，经常访问各国驻华公使，颜惠庆以外务部参议身份多次陪同前往，因此得到袁世凯的器重，不久就被擢升为外务部左丞。
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4月24日颜惠庆升任唐绍仪内阁的外交部次长，协助外交总长陆徵祥一起致力于中国外交现代化改革，由于袁世凯十分重视外交事务，所以他经常被召至袁世凯官邸询问有关问题，尽管当时内阁不断变换，但他一直担任外交部次长。颜惠庆因长期居外交次长之位，故时人称“不倒次长”。
1913年1月颜惠庆经陆徵祥推荐，出任中国驻德国公使，后兼任瑞典、丹麦公使，常驻德国首都柏林。颜惠庆到任后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加强了与三国朝野人士及各国公使的交往，多次到德国各地及瑞典、丹麦参观，以熟悉这些国家的情况。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颜惠庆的工作受到很大限制，但他仍通过外交途径想方设法了解战事情况，随时向北京政府报告，8月颜惠庆奉命约见德国外交部次长和海军部次长，希望德国能将胶州湾租借地归还中国，但遭到了德国的拒绝，结果这一租借地连同胶济铁路都被日本军队占领。
1917年3月中国与德国断交，8月中国正式宣布参战并加入英、法协约国集团，在这一形势下，颜惠庆从德国柏林移驻丹麦首都哥本哈根。
1919年英法美等一战战胜国召开巴黎和会，拟定对战败国的“和约”。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派陆徵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驻美大使）、王正廷（南方军政府代表）等5人作为全权代表出席会议，颜惠庆则奉命出任中国代表团顾问。会上，中国代表团的正当诉求未被满足，英法等国反而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让日本，因此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引发中国国内的五四运动。颜惠庆对巴黎和会非常失望，没有等到会议结束便回到哥本哈根。
1920年3月颜惠庆辞三国公使职返回上海，8月11日受命署理北京政府靳云鹏内阁的外交总长，主持中德新约谈判，11月主持中苏两国建交谈判。
1921年6月14日靳云鹏对内阁进行改组，颜惠庆仍留任外交总长，负责对日交涉珲春案、福州惨案和庙街事件，8月在外交部设立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筹备委员会，主持中国参加华会筹备诸事宜，翌年2月授权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团签署《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使中国在华盛顿会议外交上取得一定成果。
颜惠庆
1921年12月17日靳云鹏内阁宣布辞职，第二天徐世昌派颜惠庆代理国务总理，以资过渡。颜惠庆起初颇为踌躇，但徐世昌表示代理之期不过1周，最多10日，新内阁即可成立，于是颜惠庆发表声明说，值此华盛顿会议之际，为了避免无政府状态，不得不勉为其难，出任代理总理，但代理之期至迟到华盛顿会议闭幕之日止。6天后徐世昌根据张作霖的推荐，任命梁士诒组成新内阁，颜惠庆仍任外交总长。
由于新内阁中奉系色彩太浓，直系只有一人入阁，结果导致直系不满，在吴佩孚的带头攻击和直系各省督军的同声附和下，梁士诒无法安于总理之位，因此只好在1922年1月告病避居天津，徐世昌只得又一次命颜惠庆暂代国务总理，颜惠庆于是称为了避免无政府状态，不得不勉为其难接受这个任务，但代理之期仍以华盛顿会议闭幕之日为限。华盛顿会议结束后，梁士诒既不辞职，也不销假复职，颜惠庆也表示坚决不肯再代理下去，徐世昌只好在同年4月8日命周自齐署理国务总理。
颜惠庆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
1922年4月29日张作霖挑起直奉战争，随后奉军兵败，退守关外，北京政府完全被直系控制。6月，直系将领为了让曹锟登上总统宝座，便演出了“法统重光”的事件，奉迎黎元洪入京重新就任大总统，并邀请颜惠庆组阁，想借此取得各国对他总统地位的承认。
颜惠庆为帮助黎元洪渡过难关，同意组阁，但只答应短期维持，黎元洪6月11日任命他署理国务总理并兼外交总长，颜内阁于是成立。然而，由于新内阁成员多是黎元洪为应付各方所安排的，因此先天就不健全，再加上内阁成立后面临许多内阁成员不愿就职、财政十分困难等重重难题，这就使得颜内阁实在无法支撑下去。于是，颜惠庆在7月30日宣布辞职，并携带家眷离开了北京，他的第一次正式组阁生涯结束。
1922年秋到1923年底颜惠庆曾任财政整理委员会委员长，1924年1月他再次入阁，任孙宝琦内阁的农商总长，他上任后大胆裁撤了部内冗员，节省了大量行政开支，同时辞退了用重金聘请但又不能用其所长的外国专家，为部内因没有机会施展所学的专业人才提供了适当的工作岗位，从而发挥了他们的专长，他采取的这些果敢措施收到了明显的成效，使他的声望提高。
1924年9月颜惠庆在直系军阀、大总统曹锟的支持下再度出任国务总理，并兼内务总长，开始了他第二次正式内阁生涯。但在曹锟因贿选丑行正日益受到各方痛斥、全国反直浪潮汹涌的形势下，他这届受直系军阀支持而上台的内阁注定存在时间不会太长。随后在曹锟经北京政变被冯玉祥囚禁、吴佩孚被张作霖打败的情况下，颜惠庆被迫在10月31日辞职，他的第二次正式组阁到此结束。
1925年5月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颜惠庆发表谈话，对上海工部局进行了批评，并提出将租界治安权暂交中外秩序维持会，先使各业复工，停止罢工罢课罢市，然后再对抚恤、惩凶、撤警各条慎重计议，但他的主张却没有引起多大反响。
1925年6月颜惠庆被段祺瑞执政府聘为外交委员会委员，并充任沪案交涉的全权代表之一，但由于他不敢得罪英、日等国，因此在交涉中畏首畏尾，不愿多负责任，仅在天津充当顾问。同年10月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召开，颜惠庆作为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之一，负责主持会议分设的“过渡委员会”甲种小组的工作，协商整理内外债问题，尽管他提出的过渡时期关税自主暂行办法已有所妥协，但英、日等国仍不肯接受，只好搁置缓议。而这次会议除各国在原则上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外，没有产生任何预期的结果。
1926年4月冯玉祥军在直奉联军进攻下被迫退出北京，段祺瑞执政府也随之垮台，北京政府一时陷入中断。在这种情况下，颜惠庆参与组织了北京治安维持会，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1926年5月吴佩孚进入北京，根据与张作霖达成的协定，主持组织政府，决定让曹锟通电补行辞职，而由两年前曹锟所任命的颜惠庆内阁复职并摄行总统职权。颜惠庆内阁在5月12日复职，并摄行大总统职权，由于吴佩孚与张作霖在政治上仍存在很大分歧，使多数阁员感到内阁前途十分黯淡，不肯到任就职。颜惠庆只能勉为事实上的维持，最终这届“光杆内阁” 在6月22日因张作霖的反对而下台。不久后颜惠庆举家移居天津，从此离开北京政府的权力中心。
颜惠庆退出政坛后，在天津曾担任天津大陆银行、大陆商业公司、启新洋灰公司、开滦煤矿、庆丰面粉厂、中原贸易公司、平汉铁路、盐业银行、协和贸易公司、中国银行、天津电车公司、天津大陆银行等多家企业的董事或董事长，凭借其在政治上的声望，对这些企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慈善和文教领域，颜惠庆曾先后当选华洋义赈会会长，中国红十字会第六届、第七届会长，支持编写了《中国红十字会20周年纪念册》，被上海圣约翰大学、北平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聘为校董乃至董事会主席，天津许多文化机构都邀请他担任董事、主席或顾问。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退居天津的颜惠庆应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的电邀，赶赴南京，受聘出任“对日特种委员会”的委员，参与商讨和制定应付危机的对策，他坚决主张中、日双方直接谈判，寻求切实解决办法，但南京政府没有接受他的意见，而是采取了完全依赖国联制裁日本侵略的外交方针。9月25日南京政府为加强对美的外交阵容和争取美国出面干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特委派颜惠庆为中国驻美公使，颜惠庆接受使命后，便立即前往华盛顿赴任。
1932年1月18日，作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的颜惠庆由美国抵达瑞士日内瓦，参加国际联盟行政院会议，他多次在国联行政院会议和特别大会上据理力争，驳斥日本代表的谬论，用事实谴责日本对中国的野蛮侵略罪行，同时，他还与其他中国代表在会下广泛展开外交活动，力图促使国联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径。但由于南京政府对日方针的错误及操纵国联的英、法、美等国始终不愿采取有效行动，颜惠庆等人的努力没有效果。
1933年1月31日，颜惠庆被南京国民党政府任命为中苏复交后的首任中国驻苏大使，3月他抵达莫斯科就任。在驻苏期间，颜惠庆为加强中、苏两国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1935年3月他借回国述职返任的机会，组织了京剧演员梅兰芳及其班底和电影明星胡蝶等文艺界人士赴莫斯科进行中苏文化交流，获得成功，促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
驻苏联大使时的颜惠庆（前排右一）与众人在驻苏使馆前的合影
1934年颜惠庆称病回国期间，断然拒绝日方对其参加华北自治政府的邀请。
1935年《何梅协定》签订后，颜惠庆致电南京政府提出批评，并建议争取有关国家的援助，但没有引起重视，他于是在1936年3月辞去驻苏大使一职回国，从此结束职业外交家生涯。
颜惠庆归国后，重返天津居住，经常参加一些文教、慈善等公益活动，曾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主席、中国教会大学联合会主席，在北平、天津主持政务的宋哲元、张自忠等人多次向他征询有关对外交涉方面的意见。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时，颜惠庆正在青岛避暑，由于无法返回天津，他只好把家移往上海。不久，淞沪会战开始，颜惠庆发起组织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除救治伤兵、赈济难民外，还积极争取国外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援助，在他的努力下，他组织的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救治伤兵和赈济难民超过20万人，募集捐款达美金250万元，为中国抗战尽了他自己的一份力量。
1938年6月颜惠庆出席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39年8月11日，颜惠庆以蒋介石私人特使、中国出席第六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首席代表名义，离开上海赴美。颜惠庆10月28日抵达纽约，11月1日在中国驻美大使胡适陪同下，谒见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并呈递蒋介石的亲笔信。
颜惠庆于1940年3月15日抵达香港，决定暂时旅居九龙，1941年9月10日当选中苏文化协会会长。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颜惠庆被日本占领军软禁，失去了行动自由。在被软禁期间，日军曾请颜惠庆任伪职，颜惠庆答称：“衰病之身，无意入官场，只愿做些文教慈善事业而已。” 1942年5月颜惠庆被日军押返上海，自此闭门不出，拒不与汪伪政府合作。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颜惠庆出面维持上海战后秩序，并代表中国政府慰问在沪日本集中营内的各国俘虏，1946年11月13日当选“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远东区域委员会”主席。
1947年10月27日颜惠庆任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948年当选为“行宪”第一届立法院立法委员，6月坚辞。
1949年1月在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基本结束、国民党主要军事力量被摧毁殆尽的背景下，蒋介石被迫下野，桂系首领李宗仁代理总统。1月22日李宗仁发表文告表示赞同国共和谈，同时派其政治顾问甘介侯前往上海与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等社会名流磋商，希望颜惠庆等作为中间人士前往北平（即北京），为国共两党和谈搭桥，随后李宗仁又与邵力子一同前往上海，亲访颜惠庆等人，敦促颜惠庆等人尽快组成一个代表团赶赴北平进行和谈。
颜惠庆在1949年2月14日率“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前往北平、石家庄与中国共产党商讨南北通邮通航事宜，期间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接见，而解放区的繁荣昌盛给颜惠庆留下深刻印象。
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启程前在南京机场
1949年4月国共两党在北平进行正式谈判，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但国民党当局最终拒绝签字。谈判破裂后，除邵力子、张治中留北京外，颜惠庆和其余代表返回上海，他本人在上海延安中路959号家中养病，为了避免蒋介石在紧急时期强迫他去台湾，遂住进了美国基督教会医院。
1949年4月25日在上海解放前夕，颜惠庆与李思浩、陈巳生、赵朴初、李文杰、徐国懋发起上海临时救济委员会，颜惠庆被推为主席。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联救会负责遣送难民回乡生产，至7月底遣送10万难民，与此同时颜惠庆还积极参加中苏友好协会的筹备工作。
自从上海解放后，迭遭台湾当局所派战机袭击，1949年8月3日江南造船厂被炸，1950年2月6日蒋机对市区平民肆意轰炸，并在杨树浦地区低飞扫射。颜惠庆向国际呼吁，请求美国制止这种对平民的暴行，台湾当局乃有所收敛。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颜惠庆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会议，并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颜惠庆他先后担任了中苏友好协会上海分会副会长、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执行委员等职务。
上海市市长陈毅特批，将颜惠庆一家安置于延安西路955弄内一幢大花园洋房中，体现人民政府对颜惠庆的重视。
1950年5月24日午后12时半颜惠庆因心脏病在上海寓邸逝世，终年73岁。毛泽东、周恩来特电致其家属，深表哀悼 。
颜惠庆病逝后，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唁电
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派代表到颜家吊唁，并送来治丧款。5月26日联救会工作人员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大礼堂举行颜惠庆主席追悼会，28日颜氏家属亲友在五原路基督教救主堂举行追悼会，由马寅初致悼词，追述颜惠庆一生对人民的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