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侯博士的笔记
编辑|侯博士的笔记
前言民俗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并代代传承的生活习俗。
晋商是曾经在世界上有很大影响的山西商人,他们在经商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经营理念和价值观念,这构成了晋商特有的民俗文化传统。
《白银谷》是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山西太谷康家天成元票号的故事,展现出浓郁的晋商文化气息。
这部小说全景式地描述了晋商的经济活动和社会风貌,揭示了他们的商业智慧和价值观念。
崇商习俗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人们被分为不同的社会等级,包括士农工商,而商人被认为是最低的一层。
然而,随着晋商的兴起,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成功逐渐改变了人们对于商人的看法和从商的认知。因此,在山西形成了长期以来崇尚商业的风气。
在山西,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说:“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良田万顷,不抵日进分文。要想富,庄稼带店铺。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
这句话传颂民间,意味着开设商店比担任知县还要有力量和地位,拥有大片田地也无法与日进的利润相媲美。
人们认为,要想致富,将农田和店铺结合起来经营,经商可以带来兴隆和财富,即使赚到钱也不愿意与官职交换。
山西民间还传播着一些崇尚商业的俚语,比如“生子有才可经商,不羡七品空堂皇”,意思是子女有能力经商才是有价值的,而不是羡慕空有官职;“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住个茶票庄”,这句话鼓励人们要努力学习和经商,以便将来住在更好的房子里;“宁站七尺柜台,不去衙门当差”,意味着宁愿站在柜台经商,也不愿意去官府做官员。
这些民间谚语表达了晋商在山西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人生价值观,“学习有优势就去经商”,即强调通过学习和努力获取优势后,选择经商是一个值得尊重的选择。
这种观念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认同,也反映了山西地区崇尚商业和经商的传统习俗。
《白银谷》是一部小说,通过激情生动地描绘了晋商崇尚商业发展和励志为商人的价值追求。
故事中的主人公康笏南起初打算走传统的读书仕途之路,但他的父亲用不屑的口气给他背诵了雍正皇帝的一句话,强调商人在社会中地位高于士人,这让康笏南对从商产生了自信。
另一位角色六爷的老师何老爷则因追求功名而放弃了自己的商业才能,最终导致悲剧,他终老一生都未能施展商业的才华,最后以疯癫的状态出现在人们面前。
这种商业优于仕途的生活理念,正是山西崇尚商业的文化表现。
作家成一在小说中注重挖掘晋商文化思想资源,突出晋商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
在晋省,拥有财富被称为"顶了生意",就像在科举考试中被举人及格后,可以跳过龙门,直接进入功名阶层一样。
成一的笔下,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正在受到动摇。小说中的情节展示了皇族重臣面对晋商的经济力量的无奈。甚至朝廷也不得不请求西帮(晋商集团)的帮助,破坏了朝廷礼制和大典。
晋商的崇商精神令人赞叹,他们从小就开始学习贸易,十几岁就跟随他人学习做生意。等到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后,才会回家成婚。
但即便成婚后,他们仍会继续出门经商,常常几年才回家一次,有些人因为困难或意外事件而长时间无法回家,甚至十几二十年也不能回去。
小说中虽然有商人妇的悲欢离合故事,但作者更强调晋商敢于反叛传统的精神。他们勇敢地选择了商业发展,而不仅仅局限在传统的读书仕途上。整个故事体现了成一对晋商勇于创新和发展的赞赏。
《白银谷》中充满了戏剧性和故事性,作者以此加强了小说的吸引力。这部小说深入挖掘了晋商文化和历史,展现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关公信仰关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英雄人物,出生在汉末时期,来自山西解州。民间通常称他为关帝、关圣或关公,因为他的“诚实”、“信义”等品质而被人们称颂。
在民间,他逐渐成为备受尊敬的英雄,人们对他的崇拜逐渐形成了关公信仰。这种信仰从民俗文化渐渐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与孔子等伟大人物一同受到尊崇,被赋予武圣的头衔,并享受同等的祭祀仪式。
在山西的商帮中,有一种崇敬关公的习俗,在小说《白银谷》中,西帮的会馆通常设在关公庙里。
康家的德新堂正堂、天盛川茶庄、天成元票庄等都供奉着关公作为财神。每年正月开市时,康家的领袖康笏南会带领家族中的男性成员前往牌位上香叩拜关公。
崇敬关公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关公代表着信义。这种信仰一直延续至今,商界仍有奉关公为财神的传统,而这一习俗正是源自晋商文化。
关公信仰的神性功能对晋商精神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内聚作用。"仁、义、礼、智、信"这些品质深入融入了山西商人的精神世界,成为他们思维和行动的精神动力,构成了经营和管理思想的文化底蕴。
晋商在经商立业方面,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诚”和“义”。他们认为,要吸引天下客人,就要真诚待人,要吸引财富,就要义气待人。孔子也说过,治理一个有千辆兵车之国,必须“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晋商遵循这个原则,把诚信看得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他们的人生信条首先是讲信用,其次是讲义气,再次才是谋求利益。正是因为这种价值观,晋商才能创造历史上的辉煌。
在小说《白银谷》中,天成元票号遭遇过五娘遇害和津号挤兑的金融风潮,还经历了八国联军入侵、京师陷落、票号金银被劫、账簿丢失等战乱和灾难,但他们始终坚守“诚信”的原则。
为了不辜负客户的信任,也为了平息挤兑的风潮,戴老帮保持冷静沉着,巧妙策划应对,为了挽回京津复业的市场,康笏南不惜打开家传的秘密银库,源源不断地向京师投放现银,宁愿亏本也要保持信誉,展现了“惊天动地赔得起”的壮丽场景。这些场景展示了晋商信守诚信原则的伟大精神。
晋商不仅通过诚信取得民众的信任,还秉承了关羽的义气精神,相互团结、共同合作。晋商之间互相选择可以进行金钱往来的同行称为“相与”。
既然成为“相与”,就必须尽量互相帮助,哪怕没有利润可图,也要始终如一地互相支持,不会在中途断绝合作。晋商的这种团结精神在《白银谷》中得到再现。
在战乱后,京师的票号重新开业面临着挤兑风险。在《白银谷》中,孔庆丰和孙北溟不得不联手发起祁太平三帮集议,他们相约西帮的票号不能一个个倒下,"如果真的有无力支持的,大家得共同帮助。"
当曹培德初次开设票号时,担心大号欺负小号,康笏南告诉他西帮商人的规矩:"不互相排挤,不互相破坏,面临危难时还要互相帮助。"
在这里,没有同行之间常见的互相攻击、互相损害的现象,而是相互帮助、共同谋求成功,展现了晋商令人钦佩的义利观。
晋商的团结精神和义利观体现了他们在商业界的伟大精神。他们不仅相互合作,还乐于互相扶持,共同促进共同繁荣,这种价值观在《白银谷》中得到了生动的再现。
经营习俗晋商在商业实践中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制度,这些制度逐渐成为习惯和规范,形成了他们独特的理财文化。
晋商采用了“东伙合作制”,简单来说就是富有的人出资,而有经验、有智慧的人担任掌柜,两者共同合作开展生意。
在开业时,晋商会选择最值得信赖、有胆识和谋略的人作为大掌柜。掌柜负责所有经营活动、人员管理和资金运转,而出资的富有人只在年底或经营期满时,听取掌柜的报告了解商号的盈亏情况。
在日常经营中,出资者不能在商号内吃住,也不能向商号借钱或干涉商号内的人事安排。掌柜有绝对的决策权和管理权,出资者只需要等待经营结果的报告。
这种东伙合作制让晋商的经营更加高效和稳定,因为他们把权力交给了有经验的人,而出资者可以放心地让掌柜去经营和管理生意。
这样的合作制度帮助晋商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形成了他们独特的经营文化。
在《白银谷》中展示的天成元票号,所有的经营活动都由总号的大掌柜孙北溟负责,甚至包括分号老板的任免也由大掌柜决定。
康笏南作为财东虽然可以表达意愿影响人的聘用,但最终决定权在大掌柜手里。大掌柜甚至可以选择不买康家家族成员的账单。
康笏南曾宣布康家三爷负责外务商事,确立了他作为康家商业继承人的身份。但当三爷要调度西安庄口的银两时,却遭到孙北溟的拒绝。
三爷气急之下半恳求半嘲讽地问:“孙大掌柜,西安庄口借给西太后的这笔御债,算到我的名下,与天成元无关,可以吗?”
然而孙大掌柜并不理会三爷的发作,继续坚持自己的主张,强调这是他的职责范围。面对这样的局面,三爷无奈地只能发发牢骚而已。
晋商采用了“人身顶股制”,也就是在商号中,掌柜和伙计可以用自己的劳动力代替资本,参与分红。出资的人成为银股,而出力的人则成为身股。
随着营业越来越兴旺,商号的利润也会越来越丰厚,这样身股也会随之增加。这样的制度让每个人都能谋求自己的利益,不需要监督而自愿努力工作,也不需要检查制度而能够节约成本。
在商号内,是否顶股,以及顶多少股,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表现。一旦离开商号,身股就会自动消失。
如果被一家商号开除,可能会影响到个人今后在其他商号的就业机会,甚至会对子孙后代产生影响。
天成元票号的员工,从大掌柜到各分号的店员,都享有“身股”。但普通伙计要在商号内工作足够长的时间并且没有大的过失,才有可能得到身股,并且根据业绩得到相应数量的股份。
因此,邱泰基在领庄工作了十年才有资格成为驻外老帮的位置,在天成元工作了二十年,只得到了很少的身股。
这种身股制度将店员的个人利益与商号和股东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店员们为了得到更多的股份,会努力工作,而票庄的经营好、盈利高,身股才会变得更有价值。
这种制度激励了店员们更加努力地为商号工作,从而推动商号的繁荣和发展。
结语晋商民居是晋商文化的象征,它反映了丰富的民俗内容。晋商大院建筑除了体现了家族成员团结一心的凝聚力和抵御外来袭击的抵抗力,还显示了晋商的文化保守。
康笏南的私宅被称为“老院深深”,连六爷等少东家都很少能进入,这显示了它的封闭性。
这样的设计使得晋商大院更像一个私密的空间,只有家族成员才能进入,外人很难进入其中。这种封闭性反映了晋商对家庭和家族的重视,他们希望保护家族内部的隐私和秘密。
同时,这种封闭性也反映了晋商的文化保守,他们重视传统价值观和家族传统,希望将这些传统一代代传承下去。因此,晋商大院的建筑风格往往保留了许多古老的特色和传统,不随时代变迁而改变。
成一在小说中通过描写晋商经营中的超前意识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之间的矛盾,深刻分析了康家等代表性晋商家族的封建末世商业现象。作品传达了作者对人文关怀的深切关注以及独到的文化思考。
参考文献
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孙涛.闲话晋商.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6.
刘建生.刘鹏生等.晋商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
曹振武.晋商习俗.李希增.晋商史料与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
徐坷.清稗类钞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刘建生.燕红忠.晋商与传统文化.晋阳学刊.2002.
其实更应该说说山西人现在商业意识淡薄的原因。为什么山西人现在不爱出门做生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