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节日和饮食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民间狂欢最基本的形式，同时，也是民间信仰活动集中和“合法”展示的场合。节日是信仰的产物，信仰是节日狂欢的基础和核心，在当下社会，狂欢被注入了时代的意义。

节日饮食的合理性

我国台湾学者张起钧在《烹调原理》 一书的序言中说：“古语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若以这个标准来论，西方文化(特别是近代美国式的文化)可说是男女文化，而中国则是一种饮食文化。”从宏观而言，这一判断是有道理的。因文化传统的缘故，西方人的人生倾向偏于男女关系，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把男女关系隐蔽化、神秘化，认为凸显或渲染这一方面有悖礼教。中国人的人生精力更多地倾泄导向于饮食，这样，不仅导致了烹调艺术的高度发展，而且赋予饮食以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将饮食和民间信仰捆绑在一起，诸如月饼与月亮崇拜、食物与祭品、粽子与屈原信仰、元宵与团圆意愿等。尤其是除夕之夜的年夜饭，更是伴随着一系列的信仰活动，诸如守岁、放鞭炮、贺新年、压岁钱等，尽管这些属于特殊时间段的世俗行为，却渗透着浓重的信仰心理。正是这种极其普遍的信仰心理，导致了年夜饮食的终极狂欢，人们通过饮食的狂欢，送别过去的一年，迎来新的一年。

食色乃人之两大本性，食色欲望为狂欢的原动力，食色本能的宜泄是狂欢最基本的表现形态。其他诸如文学、舞蹈、歌谣、庆贺、庙会、歌会等种种带有狂欢性的仪式，都是这两种基本狂欢的延伸和发展。然而，既然食色活动是最基本的狂欢形式，为何两千多年前的儒 家圣贤选择了饮食而排斥色欲？这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对食、色活动可能导致的不同后果有清醒的认识。人类最早的两性关系，在相当时间内，仍然保持着动物界通行的杂乱状态。为争夺异性，常常发生大规模的拼死搏斗，从而瓦解了群体的团结和生存力，严重的甚至会毁灭整个群体的生命。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研究发现，欧洲尼德特人的消亡，就是两性生活无规则的恶果。

基于对放任两性关系所可能产生的社会恶果的认识，以维系社会秩序为己任的儒家，自然要极大限度地限制“性” 的发展空间。于是，在中国，食色两大本性之中的“性”受到社会道德规范的严格限制，而“食”却得到充分的发展与展示。在传统观念中，结婚的主要目的是生育，而生育话语的表达，也往往交付给了食物和饮食行为。中国许多地方的婚礼仪式中，都有喝交杯酒，吃枣、栗子、花生等的习俗，这是以食物的隐喻功能表达对生育的期盼。

中国人有很强的团圆情结，节日期间的饮食活动，则是展示这种情结的主要方式之一。中国的宴席，基本上都是大家团团围坐，共享一席。饮宴时人们喜欢用圆桌，这就从形式上造成了一种团圆、礼貌、共趣的气氛。美味佳肴放 在一桌人的中心，它既是一桌人欣赏、品尝的对象，又是一桌人感情交流的媒介物。人们相互敬酒、相互让菜劝菜，在美好的事物面前，体现了相互尊重、礼让的美德。虽然从卫生的角度看，这种饮食方式有明显的不足，但它符合我们民族“大团圆”的集体心态，便于集体的情感交流，因而至今难以改革。这种“聚餐”及“宴饮”的社会功效，在年节期间得到更为明显的表现。

饮食与其他物质生活形态有着鲜明的不同，“你在上海穿一个傣族的服装，人们会觉得很奇怪。而你在上海开设一 个有民族特色的饮食店，人人都可以去吃的。饮食与服饰、居住环境不一样，饮食是不容易发生冲突的。”饮食具有很强的融合性和兼容性，排除对抗，而趋于适应和融合。因此，将节日的基本活动定位于饮食，更容易展现节日的合欢性质。

民间节日的语言狂欢

在民间，在现实生活中，所有的民间信仰活动都是在自然、自由的状态下进行的，狂欢中的诙谐，诙谐中的狂欢，这是活动的主要基调，与官方活动的严肃性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民众广泛参与的各种节日活动中，必然会构建某种信仰的基调；信仰活动成为民众在一些特 别的场合抒发情感和表达思想的不可缺少的形式。依据俄罗斯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这些民间信仰集中宜泄的时节、场合，就是民间的狂欢节。由于节日信仰本身的一致性和崇高性，在此种场合，社会的等级、差别、不平等被消解殆尽，人们暂时取消了一切等级关系、特权、规范和禁令，完全沉浸在自由的信仰欢乐之中。民众需要这种狂欢和诙谐，在狂欢中获得各种满足和精神的愉悦。

“说曹操曹操就到”，民间历来信奉语言信仰。民间节日也是口头语言信仰狂欢的时间，其中许多内容，诸如带有政治讽喻性的笑话、歌谣甚至“谣言” 等，难以进入社会的主流话语之中，也不能“白纸黑字”地公开诉诸于文字或各种大众传媒。这类作品只能口耳交流，并在口耳相传中不断得到修改和完善。这可以说是一种语言的狂欢。民间节日期间的语言是狂欢化的语言，表达的是节日期间人们的言语自由和欢快精神。巴赫金指出，“狂欢节语言的一切形式和象征都洋溢着交替和更新的激情，充溢着对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权力的可笑的相对性的意识。独特的‘逆向’、‘相反’、‘颠倒’的逻辑……对狂欢节语言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

依据巴赫金的意思，充分利用民间口头文学形式和形象体系的权利和自由，对现实社会实行狂欢式的惩治，不失为一种机智的自我保护手段。而且，我们不应把民间口头文学形式和形象体系的运用，仅仅理解为对付外部检查的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伊索寓言”。须知，数千年来，广大民众一直运用民间口头文学，表达自己对某些正统意识的批判，对美好愿望的追求。“自由，与其说是外部权利，不如说是这些形象的内在内容。这是数干年来形成的‘大无畏的言语'的语言…… ”这是根植于广大民间的语言信仰以及在这种信仰基础上涌动的狂欢意识。

不过，目前民间仪式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正在发生转换，甚至在急剧萎缩。在传统时代，庙会之类的活动很兴盛， “有着强烈狂欢精神的庙会和娱神活动， 具有一种潜在的颠覆性和破坏性，在社会状况相对稳定的时候，它们只不过是人们宜泄自己情感的方式，对传统规范的蔑视和嘲弄被限制在一个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近代以来，原先盛行于民间的带有潜在颠覆性的集体娱乐和信仰活动，被作为封建残余受到抑制和破坏。当然，与此同时，又出现了许多新的节日娱乐活动，如“五一 ”劳动节和“十一 ”国庆节放长假、在重大节日组织民众集会和游行等。

节日饮食的场合却相对自由，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公共场所的饮食越来越普及，即便是年夜饭，现在很多人也到餐馆吃。节日饮食的狂欢，往往不限于饮食行为本身，还伴随着其他方式的狂欢活动。在当下社会，非主流的、民间的、边缘的历史与声音受到挤压，“即使是民间口头文学的历史书写，也被整合到主流意识形态范围内，因为民间文学的抵抗性质、狂欢特征，众多民间口耳相传的口头文学作品，便再一次尘封在历史的背后”。然而，在任何一个时代，总会有一些可供民间信仰宣泄的空间。节日期间的饮食场合便是宜泄的最佳时机。原先多向神灵祈求的健康、长寿、发财、平安、升官等等信仰主题，在现阶段，最通常出现的场合是在节日期间的宾馆、餐馆或茶馆的饭桌上，亲人间和朋友间的宴饮是口头语言信仰能够充分发挥的最佳时机。由于饮食伴随民间口头语言信仰活动，饭桌便满足了人们对多种快感的需求。

节日筵席狂欢的意义

节日筵席形象是喜庆的，因为“饮食不可能是忧伤的，忧伤和饮食是不相融的。筵席总是为庆祝胜利而举行，这是它的本质属性。”巴赫金强调了筵席形象的特殊性，它不是个别人日常的、局部生活的吃与喝，而是与民间节庆仪 式紧密结合的普天同庆。“饮食是离奇怪诞肉体生命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人与客观世界的接触最早发生在能啃吃、磨碎、咀嚼的嘴上。人在这里体验世界、品尝世界的滋味，并把它吸引到自己的身体内，使它变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这种人与世界在食物中的相逢，是令人高兴和欢愉的。在这里是人战胜了世界，吞食着世界，而不是被世界所吞食。”这种征服欲的满足，伴随着另一种富有时代魅力的颠覆快感的实现，这就是民间口头文学的喷涌而出。

“在当下中国的文化情境下，如果要问何种民间文化尚保留着其自身所具有的本质性狂欢特质的话，我们大概只有在民谣当中寻找了，即便是民间的庙会文化也已经丧失了其狂欢特质，而沦为权力政治、资本与地方性文化共谋的产物。我们说只有民谣依然保持着民间文化的狂欢色彩，这是从民间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角度进行理解的。民谣的颠覆性、不妥协性、讽刺性决定了它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永远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发挥其独特的舆论功能。”民谣是对话化了的杂语。而“沿着语言生活里集中倾向的轨迹发展而诞生与形成的语言哲学、语言学和修辞学，忽视体现着语言生活离心力的这一对话化了的杂语。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理解语言的这样一种对话性……不妨直 接地说，语言的对话因素及与之相关的一切现象，直到现在仍然处于语言学的视野之外。”巴赫金强调，在这些俚俗体裁中组织起来的杂语，不仅仅只是不同于公认的规范语（连同其所有的体裁）以及承载主流思想的语言，更有甚者，它是有意识地与之相对立。民间节日是民众自己的时间，也是暂时脱离了严肃工作的相对自由的时间，当然更是杂语最集中的时间。杂语讽刺性地模拟当代各种官方的语言，并与之针锋相对。餐桌上的调侃、段子和冷嘲热讽，网上笑话及手机短信的相互交流就颇为典型。

拉伯雷《巨人传》中的语言充斥着大量的粗话和脏话，巴赫金肯定了这一狂欢化的语言形式，认为它们并非言语的低级下流形式，而是与拉伯雷所描绘的狂欢化世界和谐一致的。节日餐桌上的杂语同样带有粗鄙性和戏谑性，有些甚至是“龌龊下流”的。但它们冲破了官方和严肃的正统的语言禁忌，或者起着对严肃的官方系统和所谓“神圣”事物的贬低、降格作用，或者表达着餐桌特有的语言自由和狂欢的快乐。

诙谐的源泉是上古初民娱神的信仰仪式，当神圣的表层随着神灵的远去而不断脱落，剩下的便是保留了信仰精髓的诙谐式欢乐，故而，诙谐就是民间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它存在于民间生活空间的各种灰色地带。人们并不是因受压抑才诙谐，诙谐是本能的宜泄，信仰的宜泄，因而民间既不存在压抑也不存在升华或替换，民间就是民间，它不需要外在的拯救。诙谐是民间人生中重要的精神信仰现象，决不能将之当作休息时的消遣，无足轻重的游戏。

在中国，吃饭喝酒的形式是团团围坐，成为最民间化的活动，任何神圣都会被浸泡在水酒里，节日筵席形象是民间狂欢形象体系中最重要的形象之一。于是，大量的当代民间杂语汩汨地从餐桌上喷涌而出。在杂语得到集中演说的场合，在一定程度上，透过基本的民间信仰，诸如和谐、健康、长寿、发财、平安、升官，上层与民间、统治者和民众的边界被消解。比如在节日期间，当政者只有“转化”为平民，才能真正与民同乐，才能享受节日特有的欢快。这是时间上的“阈限”阶段，许多方面处于反结构的状态，在民间杂语互动的过程中，人们的身份会发生明显改变， 一方面领导者在努力去掉自己的权威，包括说话的口吻、语气、内容等；另一方面，当地民众是主角，他们的演技得到充分展示，所有的人为他们喝彩。如果领导者仍为主角，演说活动就会被异化，失去其本真。领导者融入表演的气氛，甚至参与演说，并不会损害领导者的形象，反而有助于其形象的塑造。

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礼仪是对人与人等级、差异的认定和坚持。而敬酒、劝酒、酒令、敬酒时的歌唱、“酒后失性”、“酒后失言”等等，是让大家忘记自己的差别和区分，暂时遗忘“礼”的存在。“酒宴和筵席形象是表现绝对无畏的欢愉的真理最良好的媒体，面包和葡萄酒（用劳动和斗争而获得的世界）驱散了任何恐惧，并使话语获得了自由”。因此，民间杂语的狂欢是社会的需求，是上层和下层交流、融合的最好场合，可以化解对立和矛盾。同时，又是民间所定义的正义的张扬。

巴赫金也非常关注筵席与口头语言的关系。在他看来，这是文化面对自然的最初表达。他在饮食与对话之间建立起了联系：“甚至对于古代筵席交谈的作者们，对于柏拉图、色诺芬、普鲁塔克、阿特纳奥斯、马克罗比乌斯等人来说，吃与说的联系也没有成为过去的残迹，而是有着活生生的意义。”对话性的筵席语言，亲昵，坦率，不拘形迹，亦庄亦谐，风趣幽默，有着一种民间特有的自由。节日信仰通过杯盏碰撞出来，酒肉的力量激活了语言。自由戏弄正统的事物是狂欢酒宴的基本内容，滑稽模拟是最常见的形式。只要存在官方、神圣，这种民间杂语狂欢的场合就必然会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