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霞飞

1939年9月，任弼时和到莫斯科治病的周恩来相会。图为任弼时和周恩来等在莫斯科合影。前排左起：孙维世、邓颖超、任弼时、蔡畅；后排左起：周恩来、陈琮英、张梅

1938 年3 月5 日清晨，一辆卡车从延安南门驶出，向西安进发，车里坐着任弼时夫妇。化名陈林的任弼时，将转道兰州、新疆，前往莫斯科，肩负着与共产国际联络和交涉的重任，开启他的红色使者之旅。

为什么在全国性抗战爆发后如此残酷紧张的情况下，派正在前线工作的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去莫斯科呢？这是因为1937 年11 月29 日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在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讲了要坚持抗战、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正确意见，但重点是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他抹杀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否认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争取领导权的重要意义，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把自己的行动限制在国民党、蒋介石所允许的范围内，轻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王明声称他传达的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致使中共中央内部一些同志盲目相信，进而受到蒙蔽。当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要依靠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很显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虽然在坚持抗战、巩固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是一致的，但是在统一战线中如何坚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自主存在分歧。

为了同共产国际取得良好沟通，争取共产国际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正确路线政策的支持，在1938年2 月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决定派一名党性观念强，既熟悉共产国际，又了解中国抗战的同志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诚然，任弼时是公认的最佳人选。

3 月底，任弼时抵达莫斯科。他首先与王稼祥进行坦诚沟通。此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正是在莫斯科养病的王稼祥，他是接替王明担任这一职务的。任弼时到达后，王稼祥准备回国。

如何让共产国际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正确路线？4 月14日，任弼时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书面报告大纲。这份报告大纲长达1.5 万字，分为五个部分：（一）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三）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最近的状况；（四）中国共产党的状况与群众工作；（五）中国共产党目前最重要的任务。

5 月17 日，任弼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对书面报告大纲作了翔实、形象的口头补充说明。任弼时在发言中指出：

（一）中共中央估计在两三个月内武汉可能失守，有可能引起国民党政府对抗战新的动摇。因此，在抗战问题上，“目前摆在中国党面前的最基本的任务，是防止和克服中国政府对抗战方针的动摇，以一切努力争取中国持久抗战，以求得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有不同的特点。国民党现在惧怕共产党力量壮大，将来夺去抗日的领导权，危害其统治地位，故想尽办法企图削弱、溶化共产党。“我们要使国共两党的合作能够更加迅速地进步与巩固，就必须更加壮大我们各方面的力量，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发展游击战争，发展群众运动与共产党组织。”

（三）八路军和新四军有坚强的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有优良的政治工作传统和群众工作、军事活动。“游击战争将成为最后战胜敌人的一个重要力量”，“是在敌人后方建立强大的新的军事力量的重要方法”。（四）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具有雄厚的基础，“在中国抗日战争发展中，将要取得更加重大的领导和推动作用”。

朴实坦荡、以理服人的任弼时，给共产国际留下深刻印象。6 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经过讨论后，作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从政治上肯定和支持了中共中央。

7 月，王稼祥准备启程回国，共产国际领导季米特洛夫约请任弼时、王稼祥谈话。他说：“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这次重要谈话，可以说是从组织上支持了毛泽东。由于任弼时等人的争取，共产国际还拨出30万美元赠给中国共产党，由王稼祥带回延安。

延安，终于等来了万里之外的好消息！王稼祥从莫斯科辗转带回的共产国际最新指示精神和季米特洛夫的谈话内容，为纠正王明的右倾错误创造了条件，为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顺利召开，统一全党的思想和组织起到重要作用。

任弼时于1938 年3 月底抵达莫斯科，直至1940 年2 月底离开莫斯科。在不足两年的时间内，他不仅出色地担当了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桥梁”，而且在共产国际的讲台上发表讲话，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中国抗战、中共的方针政策和毛泽东的思想。

1938 年7 月，为纪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周年，任弼时在《真理报》上发表《中国人民的卫国战争》一文，向苏联人民介绍中国的抗日战争；同月，任弼时在《共产国际》杂志第七期上发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发展》一文，向世界无产阶级及各国共产党讲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历程，说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最后战胜日寇的唯一正确条件”；9月，任弼时又在《真理报》上发表《中国关于持久战的口号意味着什么》一文，宣传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

1939 年6 月，他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一文。文章论证了这样一个主旨：中国共产党是站在中国人民反对日寇、争取中国民族独立的斗争的最前列的。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和推动中国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中坚力量。在此期间，任弼时组织人员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的有关文章译成外文，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各界分发。同时，他还应邀参加兄弟党的座谈会、报告会。由于要求参加的次数过多，代表团人员有限，任弼时便组织从国内派去学习的有关同志一道工作。中国同志亲身经历的故事以及宝贵经验，在各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中广为传播，各国共产党代表与中共建立了紧密联系。任弼时在莫斯科的宣传，引发了共产国际和苏联人民对中国抗战的热烈关注，促成了各国革命党人支持中共抗战的共识。

1938 年9 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号召国际无产阶级、共产国际所属各支部以及热诚拥护民主与和平的人士，从政治上、道义上及物质上援助中国抗战。加拿大的白求恩、美国的马海德、印度的柯棣华等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相继来到中国援助。

莫斯科是消息灵通的国际化都市，任弼时把这里当作了解世界政治风云的“桥头堡”。1938年秋，世界局势发生急剧变化。由于法西斯势力猖獗，国际投降主义抬头，日本再次对华诱降。英、法、美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一面同情中国抗战，一面为维护自身利益与中国主和派一起经过所谓的“太平洋会议”，牺牲中国利益而与日本达成妥协，搞“远东慕尼黑”阴谋。中国代表团在任弼时的主持下，成立研究组，搜集国际资料，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还需要冷静观察，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蒋介石和帝国主义之间也有矛盾”，并将资料与分析及时报告中共中央。1939 年6 月，毛泽东发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揭露“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和团结，把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镇压下去。

9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共产国际内外许多人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很不理解。任弼时是优秀的翻译者，他将毛泽东的《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文章译成俄文，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上，澄清了一度出现的混乱思想。兄弟党的同志心悦诚服地说：中国共产党已是政治上成熟的党。其间，任弼时还组织翻译校订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使其早日出版。

驻共产国际期间，任弼时及时地发现，认真地调查，妥善处理了被王明宗派主义路线排挤、打击的干部的工作与生活，还将国内赴苏联治病的同志组织起来，让他们一边治病休养，一边学习。

师哲，1925 年赴苏学习。1929年，师哲被挑选到西伯利亚等地实习，做地方工作。在王明任代表团团长期间，师哲几次要求回国工作，都被驳回。1938 年，苏联政府规定：非苏联公民不得在苏联国防、外事和保卫部门任职。师哲被解职了。8 月，师哲从西伯利亚再次到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团要求安排工作或回国，这次接待他的是任弼时。师哲后来在回忆任弼时的文章中写道：他耐心地听明情况后，“给国际干部处打了个电话，把处长叫来询问详情。那人肯定了我的话全部属实，并说还有另外两个干部其遭遇和我完全相同，也来干部处要求解决工作问题。随后，‘陈林’对我说，他将同干部处协商安置我的工作，要我回去静候消息”。

两三个月后，师哲被调到中国代表团工作。

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委员的陈郁曾因反对过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而受到王明、康生的迫害。1931 年，陈郁到苏联后，被分配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做工，一干就是七八年，始终无人过问。陈郁多次要求回国，申诉信写了12次，无人理睬。王明回国时，也没有向干部处交代。

1939 年初，以任弼时为首的代表团在清理王明、康生留下的档案时，发现了陈郁的多次申诉信。任弼时和陈郁都是出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代表。他对陈郁的历史情况是了解的，看了申诉信后，便约陈郁到莫斯科谈话。这次谈话后，任弼时将材料送共产国际干部处，提出要解决陈郁的问题。9月中旬，周恩来赴苏治伤，住在克里姆林宫医院。12月下旬，周恩来出院，开始处理工作，任弼时协助他工作。在此过程中，任弼时向周恩来提出解决陈郁的问题。两人商定后，通知陈郁离开工厂，移住到莫斯科的柳克斯公寓，并由周恩来与共产国际监委会提出复议。在周恩来、任弼时的关怀下，由王明、康生强加给陈郁的处分，沉冤六载，终于被撤销。

后来，陈郁、师哲和周恩来、任弼时一起回到延安，继续为中国革命作贡献。

在周恩来与任弼时回国的前一天，即1940年2月24日，季米特洛夫在送别的家宴上对周恩来和任弼时频频举杯，高度赞扬了任弼时在共产国际两年来的成绩，认为他出色地完成了中共中央交给他的任务，真正将中国共产党展现在共产国际、世界舞台上。季米特洛夫说：“我相信，中国革命胜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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