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大动荡时期，由于大部分时期是乱世，动辄改朝换代、生灵涂炭，人们的生命权利没有保证。残酷的现实使人们需要找到精神上的依托。因为生命的短暂，所以许多人都把希望寄托到了死后，信奉灵魂不灭，轮回转世。

在这种背景下，佛教和道教两种宗教形式趁势而入，并与传统的儒家孝道观念结合起来，使传统的丧葬礼仪掺杂了佛道的因素，诸如薄葬风俗、潜埋虚葬、聚族而葬、盂兰盆斋等，都是这个时代有特色的丧葬礼仪。这些丧葬习俗，在中国古代整个丧葬习俗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丧葬观念的形成，是与这一时期的历史政治背景紧密相连的。社会上流行的思想，以及统治者的提倡都会影响丧葬观念的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道教逐渐兴盛。二者都鼓吹灵魂不灭、轮回转世之说，也被社会上各个阶层所接受，虽然也出现了北魏太武帝灭佛的现象，但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佛教和道教仍然是极端信奉的。

灵魂不灭和鬼神观念的盛行，对人们的丧葬观念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许多与此相关的丧葬礼仪出现并流行了起来。这一时期政权并立，但存在时间较短。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臣民朝为秦民，暮为楚仆，长此以往，忠义观念已经荡然无存，统治者要求臣民恪守忠义观念已经不现实，只能转而提倡以孝治天下。

北魏作为鲜卑族创立的政权，原本没有忠孝观念，但受到了中原地区文化影响，也极力提倡孝道。加上这一时期宗族势力强大，孝道是维系宗族血缘的纽带，所以也被世家大族尊奉为行为规则，故而日趋流行起来。

因为孝道的观念，是这一时期最受尊崇的行为法则，所以它对丧葬观念也有很大的影响。许多人出于尽孝，特别重视祖辈去世后的丧葬形式。

灵魂不灭的观念，对当时的丧葬习俗有很大的影响。既然强调视死如生，送葬则必须丰厚；既然认为有死后世界，则必须为死者在冥界营造舒适的生活环境；既然认为死者有灵，与其现世子孙气息相通，则必为其谋求福地建墓，以佑子孙。

所以，虽然当时的社会经济因为受到战乱的影响而凋敝，无力再像秦汉时期厚葬成风，但因为灵魂寄托以及孝观念的影响，追求恢宏的厚葬的行为仍然层出不穷。就北魏王朝来说，厚葬之风盛行。首先，贵族官僚追求厚葬。贵族官僚不是有功大臣，就是外戚，朝廷对于死去的王公贵族大加赏赐，助其厚葬。

北魏皇室重视厚葬。史书上曾经记载国家营葬，费损巨亿，北魏皇室花费大量的钱财来给自己修建陵寝。至今为止，北魏王朝陵寝发掘出来的，有大同方山冯太后的永固陵，及其东北方向的孝文帝拓跋宏的豫营寿宫万年堂。永固陵是我国已经发掘出来的，南北朝时期最大的墓葬之一，规模宏大，结构壮丽。

此外，北魏敬宗孝庄帝元子悠静陵，还出土了三米多高的石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这个墓葬的厚葬程度。从这些陵寝可以看出，北魏统治阶层是倡导厚葬的。北魏王朝上层盛行厚葬一部分原因，就是受到了孝观念的影响。

受孝观念的影响，特别是有不少帝王的带头倡导，厚葬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这在史书上都有明确的记载。但是，由于处于乱世，经济普遍萧条，社会实在无力承担这样耗费钱财的厚葬，所以即使有心厚葬，但很多时候是无力厚葬。

这一时期，也还有一些君主主张薄葬的，并且身体力行，所以薄葬也逐渐成为一种风气。统治者高层虽然盛行厚葬，但厚葬的规模也是不能与秦汉时期相比的，这就使得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丧葬最为简朴的时代。

虽然北魏一朝统治者建了大量的陵寝，但是，统治者对中下层人民却是严令禁止厚葬的，也倡导其薄葬。故在政府严令禁止下，民间亦多以薄葬相尚，形成了薄葬的风气。

鲜卑拓跋部在建国的早期，其丧葬形式主要表现为鲜卑族自身，以及对其影响很大的匈奴的丧葬习俗。早期的鲜卑族生活在部落联盟的状态，其生产、生活的方式与中原地区有很大的不同，因受中原地区的影响有限，加上鲜卑贵族长期的阻挠，北魏早期受中原地区丧葬礼制影响很小，儒家的孝道观念对丧葬礼制的影响，自然也就更小了。

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由于孝文帝及其重视汉文化，加上统治地区处于汉文化的核心区域，自然受到了不少熏陶。孝文帝改革，终于摆脱了守旧势力的束缚，使得丧葬制度也得到改革。孝文帝借改革之机，吸收了汉族的丧葬礼仪，但也不是简单的照抄照搬，而是将鲜卑族与汉族的丧葬礼仪有机融合，使其拥有自身的特色。

随着佛教的日渐盛行和宗教观念的普及，在丧事中由佛教徒诵经、祈祷及供养佛像等活动，成为这一时期流行的丧俗，这些活动主要包括七七斋、水陆法会和盂兰盆会。

北魏时期，丧葬中出现与佛教相关的因素的比较多，已经发掘的这一时期最大的陵寝之一的永固陵，在墓葬里有塔院的遗迹。永固陵一个门楣下面的浮雕的主题是莲蕾童子，这是一种佛教的象征。冯太后听政期间，重视佛文化，广修佛寺，其墓葬的布局以及主题元素都隐含着佛教文化，应该是与其本意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