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家人，在明清时期的史料中也多被简称为“家人”。一般是指官员家中的奴仆而非亲属，其身份属奴婢之列。

由于其背靠主人手握的行政权力，多有受主人委派，参与、牵涉官场事务之人，其身份地位和生存状况与衙役和长随近似，因而本文将其归入胥吏之列进行研究。

官员家人，历代多有依赖主人势力，狐假虎威之人。越是在中央集权程度高，上下级壁垒森严的朝代，官员掌握权力越大，地位越绝对，那背靠其主的家人的作用和影响就越大。

明清时期是古代社会中央集权程度最高的朝代，家人逐渐从官员的家庭生活走入到主人的职权工作当中，其最活跃的时代是在清代，因而清代法律和文献当中，涉及家人的记载较多。在清代官方文件中，家人有两种定义。

第一种定义，即是指跟随现任官员在任所的男性亲属及其家中奴仆。在《大清律例·刑律·受赃》中的“家人求索”律明文规定：“凡监临官吏家人于所部内取受求索借贷财物用役使部民”者，有罪。

律注对家人进行解释：“家人，是一家之人；如父兄、弟侄、子孙、奴仆之类。”第二种定义，范围较小，专指官员的奴仆。清有定例：“家人、衙役恐吓索诈，该管官照失察衙役犯赃例处分；家人之主照约束不严例降一级调用。”

一般认为，“家人”二字应是专指家中奴仆，而不包括官员的兄弟子侄。家人随官员赴任，并为身为官员的主人本职工作事务提供辅助服务，在有行政职能的岗位上从事公务工作。家人作为官员家中奴仆的专称，同于“家丁”。

官员上任时，一般都会携带妻小家眷一同赴任，长期为在官员家服务的奴仆自然也要跟随主人前往。从身份上看，家人是官员自家的奴婢。

但因为他们随同官员上任，受主人信任，被委派从事行政事务，牵涉到官衙的行政工作，与普通从事家务和生产的奴婢的社会影响不同，所以许多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多将其单列出来为一类，笔者对此予以采纳。

一般情况下，家人一般不直接在官府、衙门内充任具体职务，其辅助主人进行公务工作的方式主要是在主人的授权下，以自己主人的名义对外开展工作，又或者是在官员的私人府邸内担任主人委派的家族内的职务，然后通过自己与主人和其他官员特殊的个人关系发挥影响力以完成自己的工作。

另一部分较特殊的家人，可能因为其忠诚或特殊能力而受到主人赏识、信任，被主人委派到官衙之中充任行政辅助工作，这就成为了长随。

当然，关于家人是否能够充任官衙内的公务职务，朝廷也并没有禁止性的规定。如，当时督抚衙门中的“堂官”就是以官员家丁从事管理事务而设的职位。

还有的家人虽然自己并未领有具体职务，但是会被自己的主人派往上级衙门所在地常驻，并通过各种方式与上级衙门中的家人、长随等密切交往，以求疏通关系、打探消息、相互勾结，此类家人时称为“坐府听差”或“坐省家人”。

另外，还有地位介于官员府邸内私仆和官衙工作人员之间的“跟班”他们的职责是：要在主人在署时随侍左右，主人外出时要跟随听令。因为“跟班”工作与主人的行程高度一致，所以工作相当辛苦，一般会选择青壮年家人来充当。

从家人所处的角色可以看出，家人其实是官员贴身使唤、听从公务差遣的重要辅助人员。官员要与外界进行联系，无论是对外传达自己的意志，还是接受外部的信息，都必须通过这些家人进行。家人的地位之重要，不可小觑。

长随，本身就有相当部分源自于家人奴仆，地位、职责和角色与家人相近，里外勾结，共谋私利自是情理之中，即使是社会地位远比他们高的下级官员、幕友和书吏也不得不对其讨好、拉拢，否则难以正常开展工作。

正因为自己处于上传下达、内外交往的权力咽喉，家人多有利用这一点侵夺吏民，大发横财之事。

这种情况在涉及管理财税的官员家人身上更是明显，如道光年间即有一案例。道光十三年(1833)有人上奏揭发：江南商旅要道浒墅关的常关监督，近些年来一直以兼督理织造为由，平时都不到浒墅关管理税务。

道光

日常税务工作，都是由他委派家丁办理。举报人指出，“该家丁指使签手、差役讹诈商船，其所得钱文名曰‘标礼’。每货物百担，完正税十二两，除加饭食、火耗及一应使费，共银五两八钱，尚勒索‘标礼’制钱十三千四百四十余文，与正税相等。

至有‘一关两税’之目。‘标礼’之外，又有‘查船谢仪’自数千文至数十千不等。”如过往客商不能让其满意，家丁和差役竟然“将货物践踏，再加重罚，甚至将商人拘押关亭，锁住船只”务必使他们满意以后才予以放行。

对此行为，税关监督佯作不知，“唯知联络家丁，取好上官，不敢查问”以求上下勾结，取得好处，最终却致使“商民裹足，关税亏短”。

对此种官员利用家人，损公肥私影响朝廷利益的现象，朝廷上下，自皇帝至百官亦是心知肚明，但除了颁布一些律令对其进行虚弱无力的限制外，根本无法禁绝。

主要原因可能有三：其一、家人虽然从事的是与主人职责相关的公务辅助工作，但因为是以私人奴仆的身份为主人服役，所以朝廷制度中并无这项开支，生活费用和薪资仍全由身为主人的官员负责。

也正因为如此，朝廷无法掌握家人的数量和具体情况，也难以对家人的行为进行有效管理。

其二、清朝政府投入到行政办公的开支很低，朝廷拨付给地方政府和官员的办公经费不敷使用，又不给予各级官衙足够的行政人员编制，致使官员和衙门开展正常工作时人手严重不足，工作难以为继，招用外部人员充实到官府和衙门之中是必然选择。

官员与家人长期相处，有较强信任，将其招用来充任自己和衙门的辅助工作以满足工作需求是情理之中的结果。

其三、整个清代，朝廷发给官员的俸禄都处于一个相当低的水平，官员既要按照官场规则与他人交往，又要向家人、长随等发放薪酬以维持自己工作的正常进行，花费不菲，所以官员通过俸禄即使要维持正常的生活水平都十分艰难。

恰好官员手中又握有朝廷赋予的行政权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利用不在官场又不属于朝廷掌握当中的家人进行利益交换、以权谋私、侵夺百姓利益就成了相当数量官员的必然选择。这也是整个清代，官员家人为非作歹、巧取豪夺而难以被朝廷禁绝的根本原因。

长随，又可被称为参随，其称呼可能来源于明朝时期的一类低级宦官。在明朝时期，长随身份与官员家中奴仆高度重合，主要工作是为官员办理私人事务和家事，并不直接参与官衙中行政事务。长随真正成为官员行政工作的辅助人员，应是在清代。

清朝建立后，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和应付征服战争的巨大消耗，在清朝入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延续明朝传统，将官员的俸禄水平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并且最大限度将非军事人员的人员支出压低。

爱新觉罗·福临

这直接造成了各级官衙人手严重不足，官员们缺乏足够的人手为其日常办公和行政工作提供辅助。为了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多雇佣工作人员的必要性逐渐显现，官员比较熟悉且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长随便就此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此时长随不仅是私人仆役，除了有部分人员继续从事官员私人或家族事务的服务工作外，其他人多负有办理具体事务的行政职责，可以帮助官员处理一些具体的事务性工作，避免官员陷入细微琐事中而无暇处理政事。

长随

长随的职责和分工与后世的幕友相近，但是地位却不可同日而语。长随内部各人的职责分工亦有不同，有门房、签押、管事、办差等职。总之，长随的职业主要是协助官员办理公务以减轻其负担、协调衙门里各部门之间的活动、监督政府的雇员。

值得注意的是，长随虽然系属贱民之列，且需服务于主人，但是他们与主人之间的关系与并非完全的主奴关系，而是带有雇佣色彩的关系。长随系“官之仆隶”地位卑下，但其“与契买家奴不同”。

“奴婢一经契买，则终身服役，饮食衣服，皆仰之主人。其恩重，故其名分亦重。”而“长随与契买家奴不同，忽去忽来，事无常主，里居姓氏，俱不可平”。因此，其地位与身分与当时社会下的“雇工人”相同。

“雇工只为生计，受雇佣工，因其既受役使，不得不示以上下之分。若一经工满，去留得以自由。留之则为主仆，去之则无名分”所以，“雇工与奴婢名分虽同，而恩义有别。”

由于恩义有别，二者与“家长”之间的纠纷，在法律上也有明确区分，即一以奴婢科断，一以雇工人科断。

长随在受雇于主人期间，因其既受役使，不得不示以上下之分，此种上下之分是当时社会通行的主人与奴仆的关系。所以长随与主人间又存有主仆名分，此与纯粹的雇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同。

故而，清朝前期法律规定，隶身长随和主人的关系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长随在主人家“若恩养三年以上，或未及三年配有妻妾者，如有杀伤，各依奴婢本律论”。

依据此条规定，一旦长随的主人因为犯罪被朝廷抄没家产，也要与奴婢一样被没入官府，户部则例规定：“如有随主外任多年及意存狡诈希冀漏网之长随，均照家奴之例，入官招买。”

第二种情况是，长随典卖予主人时间不久或时间不到三年且主人未为其许以妻室，同时双方在各方面的交往不密切，即使双方一直存在主仆名分，但只要没有典卖字据，双方在相犯时，此类长随仍会被视为雇工人。

雍正五年(1727)时，规定隶身长随如果在典买期限内逃跑，也应当按照典当雇工人一样进行处罚，即对逃跑的长随责打三十以后交回给原本的主人。但此条规定后来被取消。乾隆帝认为：“至长随虽非契买家奴可比，但平时倚托衣食所资，即与奴仆无异。”

乾隆皇帝

其后，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规定：在处罚长随逃跑时候，将其按照逃奴标准进行处理。关于长随的实际地位，一般认为是明显低于雇工人的，因为雇工人虽然在被雇期间地位低下，但是仍然属于良民，长随作为贱民自然不可与之同日而语。

但长随的地位可能略高于奴婢，毕竟长随与主人间多有雇佣色彩，且从雍正年间的相关规定来看，在当时的雍正帝的心目中，认为对逃跑长随的处罚应与对逃跑雇工人的处罚相同是合理的，这应该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主流观点对长随与主人之间的关系更近于雇工人和主人间，而非奴婢与主人间的关系。

文|萌眼探世界

编辑|萌眼探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