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新民

1958年10月2日晚上，毛泽东会见六个国家的代表团并同他们进行了谈话。在谈到关于中国的“大跃进”问题时，毛泽东说：“中国究竟有没有大跃进，我本来也是不相信的。今年在武汉有一次会议，我们一些省委书记在那里开会。那时候正大搞小型水利工程，我问他们，究竟有没有大跃进？他们说确实有大跃进。我说你们看见没有？那些人说，他们可是看见的，确实有大跃进。那时我们辩论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这个问题。我那时候怀疑这个口号，我说是不是可以改为苦战三年初步改变农村面貌，他们都不赞成，他们提出一些材料，拿出一些图表给我证明。从那一次会上我才去掉这些怀疑，是否完全去掉了呢？还没有……我的怀疑去掉了百分之九十九，还有百分之一的怀疑。为什么呢？因为粮食还没有到手。到今天我还要保留这百分之一。等秋收的结果最后证明了，那我就信了。”接着，毛泽东又谈到，“今年的钢产量究竟能不能翻一番？我自己也是怀疑派，要到了手才算数！”关于人民公社，毛泽东说：“人民公社这个名称，并不是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取的，也不是哪一个省委决定的，而是群众取的，首先是河南人……后来在北戴河中央会议接受河南人民的办法，作出了关于办人民公社的决议。现在在试办，这个东西还要看，搞几年再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453-454页，以下简称《年谱》）

信心

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乘风破浪》的元旦社论。社论回顾了1957年的辉煌胜利后指出：“在经济战线上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社论向全国人民提出一个超英赶美的具体时间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社论特别强调，1958年是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以“适应日益增长的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这个社论的定稿者胡乔木把最初的标题《在胜利的基础上奋勇前进》改为《乘风破浪》。社论强调的“事在人为”，重申“多快好省”，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等内容，是胡乔木加上去的。

经胡乔木修改定稿的这篇元旦社论，报刘少奇和周恩来审阅后发表。毛泽东是在发表后才看到的。在1月15日的南宁会议（1月11日至22日）上，毛泽东对这篇社论极为赞赏，因为它的主要精神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乘风破浪，这也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问题。当天晚上，毛泽东专门找胡乔木和吴冷西去他的住处谈话。毛泽东开始就问，《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是谁写的。胡乔木说是人民日报的同志写的。吴冷西在旁说明，社论经胡乔木作了很多修改，并经少奇同志和总理定稿。胡乔木说，当时主席不在北京，没有直接送主席，少奇同志说定稿时已打电话报告了主席。胡乔木开始还以为毛泽东对没有送他审阅而介意，没想到毛泽东会赞扬社论写得好。（《年谱》第281-282页）

毛泽东之所以极为赞赏这篇社论，是因为这篇社论表达了他本人，还有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对一个建设高潮正在兴起的信心。这也可以说是1958年开年就给了毛泽东一个信心。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会议时提出了中国的钢产量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行动口号。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这个口号，事先征得了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的同意。随后在12月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致辞，向全国人民公开宣布了15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口号。这年冬季，各省、市、自治区兴起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在毛泽东看来，“现在的情况是全国人民都振奋起来了，我们要适应这种情况，我相信也能够适应这种情况。”（《年谱》第292页）

细读一下可以发现，社论中用了毛泽东在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说的话：“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此同时还提出，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以“适应日益增长的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这就是说，“主要矛盾”和“经济建设”两者之间并不冲突。正确判断和处理主要矛盾是为了多快好省地发展经济，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也是后来发展到“文革”时“抓革命，促生产”的源头。

◆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乘风破浪》的元旦社论。

第二个信心应该来自于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所达到的目的：“经过南宁会议，毛泽东的主张，在中共领导层一致接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 1949-1976 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780页，以下简称《毛泽东传》）周恩来是1956年反冒进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对反冒进亦采取了支持态度。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对反冒进进行批评后，在19日晚召开的全体大会上，周恩来、刘少奇在会上发言，对反冒进承担了责任。（《年谱》第284页）刘少奇还说，解放以来，我们党领导革命领导建设，右倾是我们的主要危险。（《毛泽东传》第774页）此后，周恩来和刘少奇都坚定地推进“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同年3月5日，周恩来在乘“江峡轮”时，为该轮题词：“乘风破浪，鼓足干劲，为社会主义力争上游。”3月25日，周恩来在成都会议发言，就1956年的反冒进问题，谈了经验教训。4月19日，周恩来在全国冶金厂矿长会议上说，多快好省力争上游是毛主席集中了地方的积极性提出来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十二字方针，对我们这样伟大的中国完全是应该做到的。4月20日，周恩来在郑州给河南省直属机关党员干部作报告，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接着还到河南的陕县和偃师县的农业社进行了调研。在5月5日至23日举行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创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对总路线作出解释后说，“建设速度的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会议期间，周恩来再一次对1956年的反冒进问题进行检查，并就改进政府工作的问题提出包括“向毛泽东学习”在内的五条建议。此后，周恩来在繁忙的外事活动中，仍抽出时间到工厂农村调研，大力宣传“大跃进”。例如，7月3日，在新会县周郡乡小学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调研时题词：“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实现两千斤社而奋斗，冲天干劲周郡社，风流人物数今朝。”刘少奇频繁到多个省市的工厂农村和学校调研。现场考察高产田和小高炉群等，并多次发表振奋人心的讲话。1958年10月3日，刘少奇在会见外宾谈到人民公社时说：“我们准备把国家的仓库、商店、银行、加工工厂、学校都交给公社，加强公社中的全民所有制。我们想，这样做两三年以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到达北京开始访华。在机场会客室，毛泽东向赫鲁晓夫介绍了一下国内的情况，说：“我们确实是出现了大跃进，农村形势很好。”刘少奇接过来说：“我们现在发愁的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粮食多了怎么办？”陈云没有参加南宁会议，但他在2月16日晨，致信毛泽东，请求就南宁会议涉及的有关问题与他谈一次话，以便得到他的指示。谈话后，陈云在2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反冒进问题作了第一次检讨。此后在3月21日的成都会议上再次就反冒进问题检讨。5月16日，在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发言时说：“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群众路线来进行经济建设，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这样，国家可以少出资金，能够保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立即动手仿制六千吨水压机，以加快发电设备的制造和供应。”发言时又一次就反冒进问题作了检讨。7月4日，陈云在兰州西北协作区会议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扩大会上讲话，说：“总的方针应该放在经过积极努力可以争取到的尺度上。不论五千万吨钢或六千万吨、八千万吨钢，都是我国建设史上没有过的，都是积极的，不能说五千万吨就是保守的。”他还说到发电设备“到1962年，我们超过美国好几倍。美国搞了上百年才上去，我们四五年就要上去，速度确实很快。”在邓小平1958年2月28日报送给毛泽东的《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中，“大跃进”运动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党内文献中。该文件还指出：“在运动中，会不断出现惊人的奇迹，出现各种平日难以达到的先进的速度和先进的指标，树立起各种先进的典型和旗帜。”

◆1958年6月，毛泽东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与萧劲光、许光达、刘亚楼一起交谈。

1957年12月25日，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长篇报告。毛泽东对柯庆施的这个报告十分欣赏。总的来说，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的欣赏是建立在对上海的实际情况的深刻了解之上的。因此可以说，上海在建设中取得的成就，也是毛泽东的信心来源之一。1956年4月下旬，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后，5月3日，陈云到上海带来了毛泽东的指示：上海有前途，要发展。并在市委负责人和工商界上层人士中进行了传达。张闻天曾在4月到上海调研，写出的报告称：“工业产品数量赶上英国的口号和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已经深入人心，变成了及其伟大的物质力量。我们的民族确实是大有希望，前途无量。”此报告受到毛泽东热情欢迎。7月，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确定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工业建设方针。在1958年的“大跃进”期间及其以后，上海一直坚持全面贯彻这一方针。1958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时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的沈鸿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在上海制造一台当时只有少数发达国家能够制造的万吨水压机（超过陈云建议的6000吨）。毛泽东将此任务落实到上海，上海迅速作出得力的安排。60年代初，上海已经能研制、发射探空火箭，运用刚刚问世的激光技术，自行设计制造万吨水压机和10万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制造出20万倍电子显微镜和每秒运算20万次的电子计算机。到1965年，上海已有70多项产品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上海的发展说明，“大跃进”的兴起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尽管像上海这样的能够尽量减少“大跃进”的错误影响的城市并不多。因此，“大跃进”，还有总路线和人民公社的“实践证明，这个努力是不成功的。”（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著：《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年6月，第486页，以下简称《一百年》）但放到更长的时间看，“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无可否认的巨大成就，但也历经曲折但也遭受过严重挫折。”（《一百年》第536页）

疑心

“大跃进”兴起后，全国到处都出现了热火朝天的场面，几乎没有人会怀疑这个建设高潮带来的奇迹。从当时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的言行中亦可一窥当时的头脑发热。例如，我党创始人之一，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在1956年5月份发表的文章中就指出：“水稻的最高产量则更已达到36000多斤……。”我国著名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的梁漱溟，不可谓对农村不熟。但他精神异常兴奋，着手书写中国唯一的一部歌颂“大跃进”的著作：《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在书中列举了大量的数据来证明“大跃进”创造的“无法估量的雄奇”。1974年2月去世的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竺可桢，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的日记是在他去世后才被发现的。日记中记述他在“大跃进”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在1958年11月22日科学院召开的全国土壤会议上，中国科学院西北土壤研究所报告人介绍，通过施肥的丰产试验，亩产达12万斤。

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当然说了一些过于自信的话，“又想快，又担心过快了出大乱子，这可能是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常常出现的一种矛盾心情。多从反面考虑一下问题，这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但是，‘大跃进’的列车既然被推上了加速的轨道，奔驰向前，事实上已经很难使它放慢下来。”（《毛泽东传》第814页）毛泽东是最早察觉和发现“大跃进”中“左”的错误的中央领导人。这是与他注意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全面考虑问题分不开的。他的日常活动主要是实地考察和召集会议，而重大决策的酝酿出台，也都是建立在发扬民主集中制的讨论基础之上的。亲历关于1958年钢指标座谈会的时任冶金部副部长的袁宝华后来曾说：“……毛主席的谈话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他对于重大问题抓得很细，一个人一个人地问，在场的一个不落。实际上汇报假情况的责任在我们，分明不行，却拍着胸脯硬说行。”

在1月15日南宁会议和胡乔木、吴冷西谈话时，毛泽东对他们说，不要搞一言堂，要让不同的意见充分发表。古人就提倡兼听，共产党人应该更能兼听。兼听则明，听到各方面的反应，就能够从中吸取各方面的营养，减少工作中的失误。（《年谱》 第282-283页）1月18日，在南宁会议讨论是否立即兴建三峡工程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毛泽东肯定了缓建意见，决定推迟三峡工程上马。这说明毛泽东重视实事求是，并不是笼统地什么都要反冒进。例如，他在11月23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可以把钢指标降低，“过去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今年一千一百万吨，实际上好钢是八百五十万吨。”（《年谱》第526页）

“每当中国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时候，毛泽东总是提醒全党，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成都会议上又提出这个问题。”（《毛泽东传》第800页）在成都会议（3月8日至26日）的3月20日会议上，毛泽东说：“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他还毫不避讳地指出，“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要“把空气压缩一下。压缩空气不是泼冷水，而是要把事情办得扎实一点。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要有具体措施。”（《年谱》第318-319页）在3月25日讲话时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出现很高的热潮。我很担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年谱》第325页）

1958年4月1日至9日，毛泽东到武汉召集华东和中南一些省委书记开会。他对河南一年实现绿化的计划表示怀疑并劝告进行修改。他对安徽和山东3年水利计划表示怀疑，并提出了改进的意见。4月5日听取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汇报，针对浮夸作风提出：“要搞具体措施。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4月9日听取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汇报，严肃批评了造假现象。4月11日，武汉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批评报刊缺乏“压缩空气”的宣传。“强调多快而忽略好省，这是当时报纸宣传中的一种偏向。毛泽东发现了，指出来，但在‘大跃进’、追求高指标的空气下面，这些话似乎效力不大。”（《毛泽东传》第811页）

◆1958年毛泽东视察地方农业发展。

关于钢和粮食的“高指标”，冶金部部长王鹤寿和负责农业的副总理邓子恢提出的指标，对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王鹤寿在调研后于6月6日提出了到1962年生产6000万吨的报告，毛泽东批给邓小平阅。前面提到陈云所说的6000万吨，就是出自于此。邓子恢在6月24日的报告中说，通过对夏收的统计和估计再推算，“今年即可超过八大规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产量指标。”

为了确定钢指标，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8月17日至30日）之前，毛泽东专门找几个省市的负责人和冶金部负责人开了一个座谈会，毛泽东一个一个地询问“1070”（万吨）到底可靠不可靠，大家都说行。薄一波后来回忆，“毛主席下‘1070’的决心，除了他本人出于急于赶上英国的迫切心情以外，还有多方面的影响促成。王鹤寿同志多次提供的钢铁生产顺利发展的材料有影响”，我当时“头脑不冷静，未能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有影响”。袁宝华后来谈及这次座谈会时说：“主席的思想是留有余地，这是他一贯的主张。他提出这个问题，有些不放心，才专门开了这个会，结果大家都说行，而且报的数字超过‘1070’，所以他相信了，并在报纸上发表了。”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还是说了句疑虑的话：“我看一千一百万吨钢有完不成的危险。”（《年谱》第417页）

尽管“大跃进”的捷报频传，但毛泽东始终心存疑虑，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成绩，他总觉得心中无底。而对那些比较切实可行的，则表示肯定。当大家都还处在“大跃进”兴头上时，在第一次郑州会议（11月2日至10日）上，毛泽东就提出，“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这种做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报。”（《年谱》第495页）11月14日，在专列上听取湖北孝感地方负责人、公社负责人和农民代表的汇报说创造了“万斤田”时，毛泽东说：“我不相信。”当有人说这是经过农村工作部长亲自验收时，毛泽东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年谱》 第513-514页）11月21日，毛泽东针对新华社内参刊载的《（河北省）安国的小麦千亩天下第一田》的消息，在武昌会议上说：“安国种了个天下第一田，搞得到搞不到，我是怀疑的。”（《年谱》第518页）12月1日，毛泽东收到王任重报送的湖北随县金屯乡干部弄虚作假、放出所谓水稻亩产六万斤的“卫星”的材料，立即批示邓小平印发。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材料作为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印发。（《年谱》第543页）就在这一天，毛泽东提醒大家，“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可能跌筋斗”。（《年谱》第542页）1958年12月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全体会议并讲话，再一次提到了他多次讲过的“压缩空气”问题。谈到1959年的钢铁指标，明确提出“把盘子放小，不搞3000万吨，而搞1800万吨到2000万吨。现在要把空气压缩一下。”谈到人民公社是否会巩固时，认为“巩固和垮台，这两个可能性都存在”。他还告诫大家：“不要因为外国人一吹，把我们自己的报纸打开一看，净是干劲冲天，搞得神乎其神，飘飘然。不要自己欺骗自己。要估计到不高兴的事情这一面，索性讲清楚。”（《年谱》第552-553页）

1958年12月29日下午，毛泽东乘专列到达河南省新乡县。就在这年8月6日，毛泽东到这里的七里营人民公社调研时说出了“人民公社名字好”。

毛泽东在专列上与中共新乡地、市委等负责人谈话，详细询问当地各方面的情况。这是《年谱》记载的毛泽东在1958年的最后一次有具体内容的谈话。毛泽东问：“你们粮食产量怎么样？你们抽查过没有？抽查几个队，看究竟有没有那么多。”（《年谱》第565页）看来，此时的毛泽东，疑心还没有完全消除。

毛泽东疑心未消是有道理的。虽然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大家都举了手，但实际上还是有人持不同意见。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不赞成人民公社一平二调的做法，准备在八届六中全会提出来。然而，会议开了3天，竟无一名中央委员发表不同意见。王稼祥心里很忧虑。直到1959年2月，王稼祥才转忧为喜。“1959年二三月间，中央政治局在郑州召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指出人民公社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三四月间，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肯定了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而且承认大体相当于初级社规模的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同时决定清算公社成立以来的账目，退赔平调的资金物资。通过这两次会议，党中央在纠正‘共产风’、整顿人民公社所有制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一百年》 第495-4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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