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小丰

在西方哲学的传统语句中，世界是一个被“说”出来的世界。相比之下，哲学家们关注的不仅仅是这个世界，而且更加关注关于这个世界的“说法”。斯宾格勒直接把关于世界的“说法”称为“世界观”。同一种世界观立场，当然也可以“观”出形态各异的世界，但由于出发点和终极目的的一致性，这种差别只能被理解为内部的差别。不同世界观产生的世界，则是在完全不同的解释原则佐使下创造出的世界，由此，世界是怎样的和应该是怎样的，取决于我们“观”世界的原则，或者说取决于世界观。无论怎样，以世界观的方式去解释世界，曾经是哲学坚定不移的信条。

康德说过，人类理性有一种特殊的偏好，它不止一次把建好的塔推翻，以便考察它的地基是否牢固。传统哲学基本上是以“重建地基”的方式去反思形而上学，从本体论哲学到认识论哲学，甚至到胡塞尔的现象学，无一不是在为寻求牢固的、科学的哲学基础而努力，并希望以这种努力构建一种能够真正实现哲学使命、构建人类永恒意义的理论框架。然而，当19世纪末关于黑格尔哲学的理论争执化为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时，哲学要考虑的就不是他的使命以及如何实现使命的问题，而是它在人类历史和现实中的存在价值问题。20世纪伊始的哲学，已经在不同角度上开始了对“世界观”哲学提出质疑和批判，维特根斯坦则在悖逆理性主义的基础上提出，重要的不是关于世界的“说法”，而是关于世界之“说”:当我们用语言来“说”这个世界时，遇到了什么。

由“说法”的追求到“说”的探究，不是一个简单的视角挪移。哲学带给人类的福音，可能来自于种种崇高的妆扮，而它所带给人类的苦难，也同样来自于崇高的幻灭。以“消除哲学”的方式救赎而不是拯救或重建哲学，成为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基本乐章。语言救赎面临的问题，不是一种新世界观的构造，而是在质疑和批判世界观的基础上，重新考虑我们应该怎样去“说”这个世界。

一、“没有世界观的哲学”怎样去“说”世界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出版期间的惶恐心态，诉说了一个尚未被世界认可的天才渴求问世的焦虑。无论是基本宗旨还是论证手法，这都是一本断然不能为传统哲学所接受的书。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世界不是在某种世界观的笼罩下“观”出来的世界，而是在语言的构造中“说”出来的世界。这个世界的错误，恰恰来自我们不断构建世界观的努力。哲学所创造的种种世界观，根本没有考虑我们用什么来“说”这个世界，在没有理解“说”的前提下，关于世界之存在的任何一种“说法”，都是极其荒谬的。

以创造世界观的方式力图解释世界的一切哲学，由于没有考虑“说”的内容之不同，必然会导致两个结果:其一，混淆了日常语言和逻辑语言的范围及用法，因此对可以“说”的世界永远说不明白。以往的哲学没有看清和理解生活语言和逻辑语言的基本区别，将日常经验语言当做哲学所必备的逻辑语言来运用，其结果必然是用生活的、经验的、甚至世俗的方式，描画哲学的世界，并且以经验的语句，对这个世界做出了形而上学的终极解释。哲学关于经验世界中任何普遍、共性、本质等等的提纯，都是越说越乱、毫无意义的努力。其二，将语言叙说的方式应用于“不可说”的世界，导致了形而上学必然的结局，即只能借助经验语句表达形而上学的理论欲求，却无法通达哲学的形上目的，同样也解决不了经验世界的任何问题。

世界观是理性哲学的结晶，终结世界观哲学，面临着终结理性或理智的风险。长期以来，我们认定哲学是理性和智慧的化身，哲学的产生是理智成熟的最高标志，也是理智存在的基本表征。可是事实上，人类的错误绝非都是“非理智”的结果，恰恰相反，在理智的名义下酿造的人类悲剧屡见不鲜。于是，哲学应该思考的，首先是自身和理智的关系。以此为出发点，维特根斯坦探讨了两个问题:理智在何种条件下显现出来，理智的显现意味着什么。

人在经验世界是不会主动感受理智存在的，只有把理智作为一个“对象”加以探讨时，它才作为一种“存在”为人所接受。苏格拉底结束了哲学的自然状态，也用理念的形式为理智印下了哲学的标识，近代哲学伊始的“认识论转向”，更进一步将理智作为一个“问题”来加以讨论，而康德建立的理性法庭以及由此而展开的对理性的批判，是一个典型的对象化理智的审视过程。关于理智的意识被称为自我意识，哲学在自我意识的旅途中彰显着理智的内容，也以理性批判的形式铸就了理智的某种模式。维特根斯坦认为，理智作为人的一种自然存在方式，是无需以某种特定方式加以表达的，当它以哲学的形式“意识”到自身存在时，意味着理智已经以“对象”的形式刻画出有悖于自身存在方式的内容。这就像人们在平时的正常生活中意识不到自己某些器官的存在，只有在这个器官生病的时候，才能感知并关注它的存在一样。所以，能够让理智显现自身的哲学，只是显现了理智的病态而不是常态，是哲学的出现，导致了理智的疾病。

理智的疾病首先表现为把日常生活语言应用于哲学的逻辑世界，从而导致了理智的混乱。人在现实的经验世界使用日常语言交流，比如，“趟水过河”是一个谁都能懂的经验描述，但是同样是用经验语言，“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却是一个经验无法理解的哲学命题。“这是一棵树”是经验语言的表达，但把这种经验化语言用于讨论“这棵树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则非经验所能解释。在维特根斯坦看来，由这个命题所勾连出的唯物或唯心的世界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命题本身滥用了经验语言，从而显现了理智的疾病。日常生活中，我们在经验世界中自然而然地运用着理智，不会感受到理智的缺憾。但是，当哲学以“问题”的形式表现自身时，理智的存在便摆在人们面前。人类的理智在没有哲学干预的情况下处于一种健康状态，是哲学的进入使人们意识到并且关注到理智的存在，哲学所创造的语句、命题，所提出的问题和关于问题的论证以及相关结论，等等，使理智成为关注的对象，这种关注本身就意味着理智已经是一种病态下的存在了。我们用生活语言去追求和满足形上欲望所创造的种种世界观哲学，都是一种理智的病态反映。这些疾病不仅无意义于人类生活，而且极大地干扰和破坏了人类生活，其中最重要的是世界观哲学的搭建。在这种哲学中，世界的存在不仅取决于世界观，而且取决于一种世界观。由此不同世界观的绞杀成为获得权力意志的重要手段，而以观念的俘获赢得统治权力，以世界观的方式去操纵人的观念、思想和意志，就成为人类所有罪恶的渊薮。

哲学对人类的种种病态干预所犯下的错误，只能通过一种方式来解决，即语言救赎。与传统哲学不同，维特根斯坦从一开始就放弃了改造哲学或重建哲学的做法，在他看来，哲学没有进步之说，因此不存在重建哲学的可能。他认为，必须意识到哲学是理智疾病这一事实，由此而为人类带来的混乱和灾难是需要哲学自身的忏悔和救赎，这种忏悔和救赎的手段，就是语言。“真正的发现是这样的发现，即它能够使我停止做哲学，———在我情愿这样做的任何时候。———即这样的发现，它让哲学平静下来，以便它不再受这样的问题的鞭打，它们使它自己成为问题。”哲学的产生是我们错误地使用语言而产生的结果，因此哲学研究的任务是治疗理智上的疾病，而一旦这个疾病得到了治愈，哲学也就消失了。所以，哲学的任务，不是如康德那样去审视形而上学的塔基是否牢固，不是要在修复自身的过程中完善自身，而是要在“治疗理智疾病”的活动中彻底推翻形而上学之塔，以语言救赎的方式，在“消除哲学”而不是重建哲学的活动中，完成人类现实存在方式的重新考量。

消除哲学是《逻辑哲学论》的一个基本宗旨。既然哲学的错误不在于关于世界的“说法”而在于世界之“说”，那么拯救的途径就是要重新探究“说”世界的语言问题:只有在让语言回归到自己的行列中，理智的疾病才能得到根治。《逻辑哲学论》开启了哲学语言救赎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维特根斯坦完全撇开了传统哲学的问题，他开始把语言的逻辑规定性作为基本平台。《逻辑哲学论》中的七个命题，表达了此时维特根施坦关于哲学问题的思考:澄清生活语言和逻辑语言的范围，划清可以表达的世界与不可以表达的世界界限。按照这个标准，以“所发生的一切”作为存在状态的世界，被理解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可思”的世界，一个是“不可思”的世界。“可思”与“不可思”，以“可说”与“不可说”为标志。

“可思”的世界一定是可说的世界。“说”意味着能够“被说”，而且能够被说清楚，说明白。但要实现这个目的，非逻辑的、没有严格规定的日常语言是靠不住的。必须以逻辑命题的形式，在严格的逻辑要求下，才能避免以往哲学的错误。由于“思”与“可思”的对象具有逻辑同构性，而任何“思”都会表现为一种“说”，因此，关于“说”的分析，就是关于“思”以及“思”的对象，即世界的分析。

维特根斯坦以图像理论首先解释了世界、思想和语言的关系。和传统哲学不同，维特根斯坦的图像，既不是主客体映照的反映论图式，也不是借助想象力心理发育的结果。在维特根斯坦眼中，图像是以命题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种命题图像只能是非主观或客观、非主体或客体的逻辑图像。逻辑图像基本单位是命题，命题只有在成为事实的基本图像之后，才能成其为命题，成其为思想和言说的基本单位。世界是由事实构成的，命题是描述事实和世界的逻辑图像。有了这样的命题图像和事实的关联，才有了思想的起点，有了思想进一步展开的空间。

图像或逻辑图像为维特根斯坦“逻辑地显现思想”的哲学目的提供了一个理论平台。这个平台不是逻辑对事实的映证，而是与事实的同构。当他认定“世界就是所发生的一切东西”，“那发生的东西，即事实”之后，对“事实”做了两个层面的剖析，即作为现实的事件和作为可能的事件。两者都有具体的“对象”，所不同的是现实的事件以现实的对象为基础，而可能的事件以潜在的对象为基础。有了相关的对象之后，在事实序列中，分别以现实的事件和可能的事态两个层面做了一个层级的排布。无论在哪个层级中，他都认定，对象还没有构成事件，事件应该是对象显现出的所有关系的综合。在不同的事件中，有着不仅影响而且规定其它事件的存在，称之为基本事件或基本事态。比如，中国传统孝文化中，有许多关于孝行的传说，例如“卧冰求鲤”所描述的故事，首先以故事的主人和行为作为对象，这个对象与故事传颂者的主张以及其它对象的综合，构成一个“孝”的事件。但是，这个事件之所以能够经久传颂，其背后一定有一个基本事件作为支撑。只有在事件与基本事件的综合中，才有了事实的存在。

世界就是由事实总和构造出来的事实空间。由于事件的生生不息，更由于可能的事态不断显现为现实的事件，因此由事实组成的世界是生生不息、永无止境的。那么，哲学的任务就不是如何构造一个一劳永逸的解说世界的模式，而是如何在分辨真假事实的过程中，以“活动”的方式实现完成图像的逻辑命题谱序。

哲学是一种活动，这种活动的目的只有一个，即澄清命题的意义。澄清命题的意义意味着，必须用逻辑的手段剔除所有非逻辑的语言干扰，让服从逻辑规则的命题承担对可说的世界的逻辑解说任务。

由于逻辑图像和事实世界的同构关系，在事实空间所容纳的所有内容中，也映证着与此对应的逻辑空间。维特根斯坦认为，与对象对应的逻辑语句是名称，名称或许能用概念的形式表达，但即便是如此，名称也不可能是逻辑语序的起点。真正的逻辑语序起点一定是命题。用概念或判断的形式作为表达命题的逻辑形式，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因为，任何概念的展开都关涉到其它的概念，于是也就成为相应的判断。命题是事件或事态的表达形式，如果说世界是一个由事件综合构造出来的事实空间的话，那么逻辑就是由命题综合构造出来的逻辑空间。当维特根斯坦认定任何事件都是围绕基本事件而生成的时候，同时认定的就是任何命题都有着基本命题的支撑。仍以前例为内容，“卧冰求鲤”的对象构成逻辑空间中的一个名称，而它所表达的事件，则构成逻辑语句中的“孝”之命题。但是，这个命题的存在，一定仰仗着所谓基本命题的存在。如果按照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原则，构成“孝”命题的基本命题，不是儒家的仁或礼，而是中华民族血缘关系积淀基础上关于“血浓于水”的认知。显然，基本命题的要求是不能分解为其它命题，并且不需要其它命题加以解说。

同构的图像要求不仅完成了思想表达的逻辑要求，而且也为世界的可说性提供了唯一的方式。在“可说”的世界里，哲学要完成的不是“说什么”，而是“怎样说”。维特根斯坦认为，“怎样说”的问题，就是以真值判断来澄清命题意义的问题。基本命题与所有的命题之间都具有真值函项的关系，那么，求命题之真，就是哲学面对可说世界的任务。在基本命题和命题之间的关系中，“真”的涵义不仅表现为函数关系，而且表现为真值函项关系。这意味着，基本命题的真、基本命题与命题关系的真、以及命题本身的真，是一个动态的关系。基本命题永远是一个自变量，而命题作为因变量，可能随着基本命题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比如，血浓于水的基本命题，可能在家庭血缘关系的强调中表现为孝，也可能在个人和国家关系中表现为忠。忠孝之所以难以两全，不仅是因为两者都符合血浓于水这一基本命题的需要，而且都是随着基本命题的指向变化而改变自身的命题。

基本命题与命题之间真值函项的考量，是澄清命题意义的重要手段，也是哲学在可说世界中唯一的任务。命题、基本命题、名字;事态、基本事态、对象，正是由于有着逻辑的对仗，语言成为可以说的完整的语言，世界变成完整的世界。显然，非逻辑的日常语言，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

借助日常语言也许能够描述哲学的终极要求，但是，由于日常语言不以逻辑规则作为基础，因此它与世界不具备同构的关系。由此而构造的哲学之逻辑，只能是无规则的逻辑，滥用日常语言的结果所产生的，就是哲学。无规则逻辑本身就是荒谬的，它最主要的特点是以这种形式去说不可说的世界。维特根斯坦认为，做为所发生的一切的世界，涵盖着一个逻辑语言无法解说的世界，即不可说的世界。这个世界之所以不可说，是因为它不具备“说”的基本逻辑要素。比如，不可说的世界中没有以实存形式表现出来的对象和事件、基本事件，以及以同样实存形式表现出来的事实。既然没有实存的事件与事实，也就没有与之同构的命题或基本命题了。逻辑要件的缺失使这个世界的另一部分变成无法去说或说不清楚的世界。

逻辑形式是不可说的第一个内容。作为一种规则，逻辑形式虽然是“说”的前提，但本身却不具有与实存共有的东西。我们在实存的世界中，找不到有一种称之为“规则”的对象，因此这种规则只能在“说”的过程中显现，而它本身是不可言说的。其次，形而上学探讨的全部问题，几乎都是不可说的。比如，主体或形而上学的自我，根本不是一个身体或心理类的经验实体，而是世界的界限。世界的界限不在经验的世界之内，因此无法用命题来描述。与此相关的形而上学的终极追问，如意义、价值、神等问题，均为经验世界之外的存在，不属于可以命题的东西，也不可能遵循逻辑的规则。此类不可言说的东西以神秘的形式显现自身，任何逻辑语言在不可说的世界里，只能报以沉默来回应。关于这个不可说的世界，哲学要做的工作不是叙说或解释，而是体验。因此，在不可说的世界里，哲学是一种体验活动，而不是命题表达的逻辑系列。

哲学的错误恰恰是用可说的语言去说不可说的事情，其结果是人为地锻造出一系列终极解释，并认为这就是世界。在这种解释中，哲学用日常语言的方式强行规定了非经验世界的终极性存在，并且在终极本质的探讨、终极价值的寻觅和终极存在的描画中，构造了一个宏大叙事的场面。由于哲学追求的终极不是由事件构成的事实，宏大叙事的指向中，既不是一个事件的世界，更不能表达为基本事件。无论是绝对的本质还是绝对的善，都不是经验性的、可以叙说的对象性存在，因此关于这个世界叙说的所有方程式都是无效的。当我们用“可思”的手段完成“不可思”对象的把握，用日常语言去表达形而上学的理论欲求，其结果就不仅仅是逻辑或语言上的错误，而且是思想上的荒谬。

任何思想的荒谬都有衍生出罪恶的可能。两次世界大战是人类行为之罪的表征，它摧毁了人类精神家园的全部，也将绝对精神的敬仰，至上道德律条，终极价值规定等一切关于美好的渴盼化为烟尘。这个世界在流血，整个人类在呻吟。面对满目疮痍的世界，素以历史担当为己任的哲学家们，又一次以冰冷的手术刀解剖自己的灵魂，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哲学之错在于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解释。因此，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中，哲学的任务不是反思而是救赎。这种救赎不仅要彻底改变原来哲学的解释原则和解释方法，而且要彻底改变哲学存在的形式即“消灭哲学”。当哲学以澄清命题意义的活动规定自身时，逻辑地显现思想便成为哲学的目的。在这种显现中，哲学区分了日常语言和逻辑命题的关系，也在划清可说世界与不可说世界的界限过程中，实现了对可说世界的逻辑求索活动和不可说世界的体验活动。

尽管维特根斯坦最后认定，他关于哲学之“说”都是走向哲学的脚手架，本身毫无用处，但是《逻辑哲学论》还是以“说”的形式描画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他以澄清命题意义的活动为走进世界的基本方式，实际上是在摈弃了日常语言在哲学殿堂存在的合法性之后，首先以真值函项关系的判定，走进了一个可以言说的世界。这个活动是一个思想的逻辑活动，它的标志是基本命题的清晰。其次，在不可言说的世界中，认定所有不可言说的东西都只能通过显现的方式表达自身，由此拒绝了形而上学的一切终极奢望，把哲学理解为体验活动。由此，《逻辑哲学论》勾勒了两幅图画，一个是可以论证、并且需要严格论证的逻辑图画，它以世界与逻辑的同构为底版，以基本命题和相应的真值函项为颜料，在摈弃日常语言、提升逻辑语言权威的思想活动中，描画出一个经验世界，并且把这幅图画作为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之一部分;另一份图画则是没有底版，没有颜料的自生之图，不可言说的世界既然以自我显现的方式存在于思想之中，那么思想的任务就不是如何把它“说”出来，而是如何在饱含敬畏情感的“体验”中，对不可说的神圣表达一份尊重。

无论是把哲学理解为“活动”而不是理论体系的形态定位，还是创造出“没有世界观”的逻辑言说或思想体验的哲学方式，维特根斯坦都力求以语言为手段，在收敛哲学无限膨胀的“意义”过程中，破斥形而上学所给予的种种世界观性质的崇高。然而，这种以逻辑语言的严谨来抵御生活语言干扰哲学的逻辑主义行为，在其内容上却保留了和传统哲学千丝万缕的联系。以此作为救赎哲学的活动，也在所谓语言救赎的过程中，遇到一系列的逻辑窘境。

二、哲学语言救赎的逻辑窘境

力图纠正哲学关于世界之“说”的混乱，并且严格按照逻辑要求去“说”世界的维特根斯坦，在采用逻辑语言去救赎哲学的过程中，却遇到了无法化解的逻辑窘境。这一窘境首先来自于关于世界依赖于实体的逻辑设定。当他认定世界是一切发生的事情，而“那发生的事情，即事实，就是原子事实的存在”1时，已经把世界当做一个“有前提”的世界。而这个前提，恰恰是他本人所反对的本质主义的哲学主张。

“实体”的存在以及关于“实体”的把握与认知，是哲学史的开篇之作。当苏格拉底、柏拉图以“理念”的构思，力图克服经验实体的有限性而通达绝对之无限的本体时，西方哲学以本体论的形式展开了被海德格尔称之为“千年遗忘”的“在者”的追述历史。近代认识论哲学是对理性的整肃，而康德祭起理性批判的大旗，则是在“何以可能”的设问中，以可知世界投影的方式，完成了关于“本体”另一维度的考究。以走出知性思维方式、克服形而上学的局限性为目的的黑格尔，在其本体、认识与逻辑的三位一体体系下，用绝对精神的无暇构造，将“实体”与“主体”、“主体”与“本体”“辩证地”统一起来，实现了传统哲学历史中关于实体、本体的最为完美的理性界说。传统哲学的理性演绎路径，是在看到经验世界难以满足理性形上欲望之后而寻求理性独立的轨迹。两千年的理性发育，已经将柏拉图的游离于世界之外、孤坟野鬼似的理念，锻造为一个能够自我运动、自我思存、自我回归，从而包罗万象的精神运动，这一运动涵盖着理性关于终极存在，关于终极本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终极解释的全部追求。由此，不仅经验服从理性，而且经验世界也一定服从理性世界。人类的历史，在理性的逻辑下得以解说，人类的现实，在理性的平台中得以解释，人类的未来，在理性的设定下得以展开。

理性的种种美好与理性设定的永久和平，曾一度固化为人类的信念。我们固执地相信，引领我们走出愚昧、建构文明的理性，能在人类进化与进步的历程中，以本质的复归和终极的索取，消灭种种的恶。然而，20世纪初年的历史，颠覆了理性所塑造的精神家园中的一切。人们意识到，恰恰是理性的泛滥造就了本质的独裁。于是，反本质主义成为20世纪新哲学不约而同的共同主张，随之而来的，就是关于以往哲学的讨伐。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分析力图以逻辑语言开辟走出本质主义逻各斯限定的另一通道，但是在世界与语言同构基础之上寻求基本命题、澄清命题意义所做的一切努力，还是在追求做为逻辑始基的原子式命题的存在。与基本命题同构的基本事实，同样需要原子式的存在为支撑，而这种存在，仍然涉嫌于实体及其实体理论规定下的本质主义倾向。无论怎样解释，作为“前提”的实体，都是独立于“所发生的事情”而存在的，于是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探求实体自身的样式;要么撇开实体，在命题之间去寻求意义或所谓具有始基性的基本命题。前者是传统哲学的基本追求，后者则是维特根斯坦努力的方向。在这种努力中，尽管维特根斯坦不断以真值函项分析的手段力求“说清”每一个事实以及每个事实之间的逻辑关联，但最终还是会在基本事实、基本命题的寻觅中，走进思想本质规定的老路。

关于实体的理论设定，必然涉及到传统哲学认识论中的一个问题，即思想如何通达实体的问题。当维特根斯坦认定“逻辑不是理论而是世界的反映”时，图像同构和思想划界的方式，成为他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手段。而这一手段，至少在形式上，与康德的理论十分相近。走出“独断论迷梦”的康德，为了解决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问题，曾以先验图式方式，解释了经验事实如何在想象力的作用下，完成了与先验范畴的对接。在图式的作用下，直观有了概念，思维有了内容，从而既具有新内容、又具有普遍性的先天综合判断，有了思想的操作空间。与康德不同，维特根斯坦的图式不是先验图式而是逻辑图式，这个图式是命题与事实、语言与实在关系的映照，由于图式与世界具有同构关系，因此，图式本身也显现了命题的本质。当维特根斯坦认定事实的逻辑图像就是思想，而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时，关于命题的实在性考察，就是判断一个事实或真或假的基本手段。这样，与世界相对应的，不是康德的范畴，而是以命题为基本内容的语言。由原初的命题通达到原初的事实，语言的最简单成分就成为达到对象世界的唯一通道。逻辑原子论的世界图画由此生成。在这样一个图式中，哲学的任务不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活动，一种澄清命题意义的活动。

问题在于，逻辑形式的合法性问题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被划入不可言说的部分，因此在摈弃了康德先验设置的逻辑图式后，维特根斯坦并没有给出可说世界“说”的理由。我们知道，图示与世界的同构理论，甚至可以上溯到奥古斯丁的哲学，它不仅构成“反映论”哲学的渊薮，而且也塑造了近代主体哲学的基本理路。维特根斯坦以原子逻辑图式同构实体世界的做法，不仅涉嫌主客二分的传统套路，而且在力求逻辑形式的合法性问题上，又独断地采用了颇具神秘主义色彩的不可言说方式。这样，逻辑原子图式的描画尽管恢复了语言、命题的合法性，但还是没有完全清除以命题意义为核心的理念倾向。

不仅如此，当维特根斯坦把语言的界限等同于思想的界限，而思想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时，他所构造的“划界”理论，又一次搁浅了关于意义的指向性索取。按照他的说法，《逻辑哲学论》“这本书的整个意义可以概括如下:凡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不能够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能够“说出来”的世界是一个能够在命题中得以表现的世界。显然，用来表达这个世界的语言是严格意义上的逻辑语言，它在真值及其真值函项关系的处理中，框定了有限的经验世界或科学世界的范围，以这种语言表达的思想，也必然是有界限的。于是，在语言或思想的此端，是一个能够“说出来”并且应该能够说清楚的世界，关于此端世界的“说”，必然是命题式的逻辑手段，在这个世界中，哲学的价值就在于如何澄清命题真值及其真值函项关系的意义;而语言或思想界限的另端，则是一个无法用命题表达因而是不可言说或无法思想的世界。于是哲学的另一旨趣，就是如何为思想划界，从而为世界划界。

在维特根斯坦眼中，形而上学的错误有三个内容，首先是忽略了语言的性质，用生活语言去描述可说世界的内容，而生活语言是无法用逻辑真值来确定的，由此造成可说的世界在历史中被说得一塌糊涂;其次，形而上学根本没有意识到语言或思想的界限，当他们把语言当做思想的外壳，力图以思想的普遍性提纯来完成语言表述普遍性的存在基础时，却忽略了思想、语言与世界的同构———任何一种普遍，都是三者同步的普遍，而这种普遍性，却是有限的;其三，由于前两者的原因，以追求绝对为目的的形而上学，构建了自身独有的思维习性。他们不仅用生活语言去解释可说的逻辑世界，而且用这种语言去“说”不可说的世界，其结果是以“毫无意义的问题和命题”构建了哲学的塔基。譬如，康德曾以理性划界的手段将世界一分为二，但在灵魂、自由与本体的世界中，仍然以生活的或经验世界的语言构置了一个道德至善的空间，并在善良意志的终极引领下，完成了道德律普适性的演绎。维特根斯坦认为，无论我们用哪种方式去叙说或论证意志的普遍性，其结果只能做到扩大善良意志的范围，而不能得出善良意志作为终极的结论。在这样一种批判中，维特根斯坦力求以语言性质的剖析来实现与形而上学的诀别，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哲学不是追求或设置终极的理性演绎，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活动，一种在澄清命题意义下展开的思想活动。

然而，命题的意义不过是“可说世界”的意义，这种意义追溯的结果，只能是在逻辑语言的原子式探究中获得一个可能是科学的、但绝非是生活的冰冷世界。它不仅不可能体现现实生活世界的意义，甚至也不可能体现科学世界自身的必然。维特根斯坦也承认，“在世界中一切东西都如本来面目，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实际上所发生的。其中没有任何价值，———如果它有价值的话，它就没有价值了。”“如果有一个有价值的价值，则它必定在一切所发生的事情之外。因为一切所发生的和实在的都是偶然的。”“使它成为非偶然的东西，不可能在世界之中，否则它又将是偶然的了。”由此说来，世界作为“所发生的一切”即现实世界，不仅是无意义的，也是无价值的，那么，在逻辑中得以显现的这样一个无意义、无价值的思想或世界，与人的存在也就没有任何关联了。维特根斯坦确信，“世界的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而世界之外的意义世界，由于不具有与思想同构的逻辑要素，是无法用逻辑语言来表达的。所以，关于这个世界，最好的言说方式是保持沉默，人类在沉默中感知意义世界的存在只有一种方式，即“体验”。

以“体验”的方式求得世界的存在和意义，绝非维特根斯坦的独创。当康德在理性的法庭上审判理性时，得出的结论是认知理性不能纯粹，它必须有经验的参与才能完成先天综合判断的实现;而实践理性必须驱除经验的杂芜成为纯粹，因为关于道德律的皈依不是借助经验来完成的。在后一个层面上，敬畏的情感永远是体悟道德至上性的唯一通道。在这个通道中，人通过心智体验的方式，获得了信仰，从而赋予并显现了世界至善的意义和价值。尽管维特根斯坦的体验没有限定在心智范围之内，但这种体验理论同样是建立在两个世界划分基础之上，是在严格限定语言性质之后，认定不可言说的意义世界必须显现的无奈之举。实际上，尽管维特根斯坦出道以来的语境和个人理论要求，已经以逻辑主义语言学的方式警觉传统哲学的理性逻辑，并力求以对语言的解释，实现与传统哲学的分野，但是，早期维特根斯坦的理论旨趣并没有实现他的终极目的，在所谓“可说”与“不可说”的界限问题上，还是在接近康德语句中，重新步入了本质主义的传统哲学轨道，冥冥之中实现了与康德理论之梦的一场对接。在《逻辑哲学论》中，伴随着可以言说的世界与逻辑图像同构的主张，以及不可言说的意义世界在世界之外的理论，由语言而驾驭的哲学有了澄清命题意义的活动和体验意义世界活动的双重任务。但是，尽管维特根斯坦以逻辑语言的严格规定限定了思想的界限，但划界的主张及其世界两端的阐释方式，还是以新的方式重复了康德以来的哲学呓语。《逻辑哲学论》构置的繁琐理论，尽管看到了语言在世界中的地位，并力求匡正语言的纯粹性来实现哲学的使命，但由于摈弃了生活语言的价值，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走出传统哲学的理性逻辑，其结果仍然会遇到旧有哲学无法解决的问题。当维特根斯坦认为自己的哲学是要“探讨哲学”而不是“哲学问题”时，这个结果是连他本人都无法接受的。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以独特的方式率先祭起了反对本质主义的大旗，但又因实体的逻辑设定而涉嫌于本质主义的内容;以哲学“是一种活动”而非理论的主张反对所有逻各斯主义的终极，但又以“澄清命题意义”和“逻辑与世界同构”的思想构造了不得不被认为同样是理论的哲学体系;以能够“说清楚”和“保持沉默”的化解方式力求匡正语言在哲学中的价值和地位，但最终又以排斥生活语言、虚无世界意义的手段，限定了语言在人类生活中的实际作用。维特根斯坦在以语言救赎方式完成哲学变革的途中所遇到的这一窘境，不意味着哲学语言学探求的末路，它只是反映了逻辑语言的限定窒息了语言鲜活的生命力。于是，由单纯的逻辑语言走向日常生活语言，成为哲学语言学转向的一个时代性标志。

三、日常生活语言之“说”及其由此而展开的哲学样式

语言救赎遭遇的窘境，意味着不仅要重新考虑语言的性质和作用，而且必须重新审视哲学的性质和任务。被称之为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理论，不是对前期思想的反思和修正，而是在语言哲学行进的路上另辟新径，并由此步入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转向时代。

追求语言的确定意义是维特根斯坦前期的主要思想。这种追求是以这样一个信念为前提:相信存在着确定的、普遍的意义，哲学的活动就是为了揭示这种客观的意义。但是，逻辑图像理论所认定的世界、事实、逻辑、命题的关系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缺憾，而由此把哲学定义为揭示世界逻辑结构或揭示命题意义的活动，则在根本上还是对本质主义的屈从。在这种限定中，命题和基本命题、名字的关系，还是表达了本质或共相的要求;事件和基本事件、对象的关系，还是表达了本质存在的状态。因此无论语言的逻辑结构怎样精细，也无法改变逻辑哲学最终导向形而上学的整体倾向。譬如，在逻辑图像理论中，维特根斯坦认定世界由最简单的事实构成，由此而形成的逻辑图像就是最简单的命题。但是，当我们认定一个逻辑命题的存在是由基本命题规定着的时候，所谓最为简单、最为基本命题的寻觅，就可能是关于终极本质的寻求。重要的是，在具体的语言交流中，关于“简单”和“复杂”的区分，不可能脱离具体的语境。在超出语境的前提下，任何命题都可能是复合命题，由此而论，任何一种所谓“简单”，都是相对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命题，都是一个已经被赋予特定意义的命题，由于意义的赋予，所谓简单命题也就成为复合命题了。因此，我们的问题不是“什么是最简单的命题”，而是在何种意义下、以什么样的手段“复合”命题。由于命题只能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下显现意义并得到承认，所以关于命题或世界的“简单”与“复杂”的判断就是无意义的，我们能做的，只能是考察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简单或者复合。这样，原有的关于简单事实或简单命题的追问成为无意义的活动，而考虑命题在具体语境中的存在样式，则成为哲学活动的基本平台。

当我们考察在何种意义下使用命题时，“说”世界的问题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一，这种考虑第一次把语言和语言环境联系在一起，认为离开语境的语言是无意义的。于是，语言的意义存在于语境之中，关于语言意义的探讨，就是关于语境意义的探讨;其二，由于不同语境的限定，即便是同样的语言也会表现出不同的意思。因此，所谓语言的共同本质是不存在的，由此而追寻世界本质也是徒劳无益的。当“用什么来说世界”的问题把语言和语境联系在一起时，实际上已经用语境的经验性所指改变了逻辑哲学对纯粹逻辑结构的推崇。

语境包括两个特点，一个是它的自主性，即此种语言环境的生成既不是先验设置而成，也不是逻辑构造而成，它只能来自人的自然历史生活;另一个是约定性和确定性，任何语言环境都是约定俗成的。参与语言交流的任何成员，都把此种语境作为共同的并且是确定的环境来理解，在共同认可和同意语境条件下，使用语言才不会产生误解和误会。在语境的规定下，语言根本无需借助严格的逻辑规定就能将“能指”和“所指”联系在一起，从而不仅有了明确的对象，而且也有了确定的意义。显然，把语境作为哲学的一个要素，就必然地把日常生活语言作为一个必备的手段，既然日常生活才是“所发生的一切”之世界的载体，那么排斥生活语言的逻辑哲学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日常生活语言之门的重新开启，打开了20世纪哲学的一个窗口。这个窗口不仅拒斥了关于世界的种种本质规定，而且也否定了语言意义的绝对普遍性。日常生活语言的使用并不关心语言的抽象意义或所谓共同本质，它只关心能否在完成某种行为过程中实现彼此间的顺畅交流。因此，对于语言来说，应用的意义远大于抽象的意义，具体语境认可的意义远大于追求共同本质的意义。换句话说，以语言作为沟通工具的双方，不是根据语言的抽象意义，而是根据语言在日常生活中通常的用法来实现相互交流的。

维特根斯坦把语言在具体语境中的沟通交流称为“游戏”，而能够使交流双方无障碍沟通的，是语言的日常用法，即“规则”。在语境的范围内，语言是否是与实在同构的图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通常认可的规则规定下展开相应的游戏。任何一种游戏都有相应的规则，任何规则都仅限于对应的游戏。语言游戏同样是在规则的规定下展开的，它以确定的语言环境为基础，以语境下的规则遵守为条件。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放弃关于语言意义的追求而仅仅理解语言的用法，并不妨碍语言的使用。语言的基本功能是让说者说明白，听者听得懂，而实现这两个功能，只要具备两个条件就够了，一是必须确定在具体的语境之中去“说”或“听”，二是“说”与“听”都必须遵守此种语境中的语言规则。这两个条件中，并不需要关于语境、规则的合理性论证，只要理解了语言的用法，即理解了规则的具体要求，就可以了。我们常说“隔行如隔山”，“行业”既是一个语境的限定，又是一个语言规则的规定，要想说出“内行”的语言，关于行业语言规则合理性的考证或质疑都是无意义的，唯一需要做的是了解它的“用法”。

没有离开语境能够独立存在的语言，没有不受规则限定而具有独立意义的语句。语言游戏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它具有明显的自主性和完备性的特征，任何来自于游戏之外的论证、反思及其制约都是无效的。游戏的规则一经形成，任何关于规则的论证就都是多余的，参与游戏的人只要在游戏中理解规则并且运用规则，就能够实现语言的全部使命。在语言游戏中，哲学所能做的，只能是对这种游戏的观察和描述。维特根斯坦甚至把他的《哲学研究》理解为一部“风景速写”，认为这不是一部理论著作，而是一个描述性的画面展示。

语言游戏的理论历史性地关闭了哲学追求绝对普遍意义的大门，并且开辟了一条通往前所未有的哲学时代的道路。哲学既不是对世界的认识，也不是澄清命题意义的活动，关于语言意义的追求，应该让位于语言用法的理解和使用。既然语言游戏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那么把语言归结为某种单一性质的努力就是徒劳的;既然游戏是在规则的规定下展开的，那么就应该尊重并理解规则，在语言的用法问题上构筑哲学的理论平台。维特根斯坦说，当我们去问“什么是这个句子的意义”时，已经设定了根本不存在的意义，因此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这个句子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用法”。既然我们不关心语言的意义，那么“意义”对我们的语言交流就没有任何用处。没有任何益处的意义追求，成为错误使用语言的根源。任何关于意义的终极追求，都来自于对语言意义的盲目自信。哲学恰是在无限扩大语言抽象意义的前提下，设置了形而上学的全部理念。而世界观哲学的构造，则是以理念形式统治人类的一个语言性写照。超越语境的语言指向，无限制地放大了“语言意义”的意义，以这种放大的意义制造相应的观念来统摄所有的观念，其结果只能是话语权力至上性的肯定。一元论哲学旨趣的兴旺，说到底还是权力意识演绎的结果。

语境问题的深入，使语言的意义获得了具体化和生活化的基础。必须意识到，即便是同一语言所指，在不同的语境下也会有不同的内涵。这就像乌龟和兔子赛跑的结果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果把比赛方式换成在水中进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于是，包括对语言逻辑结构在内的所有关于基础或原子式命题的执着，都是无意义的。不存在能够承接所有语言的原子语句，也就没有绝对普遍的意义存在。在实际的生活中，语言用法的考究远大于意义的追问，语言的确定性仅在于语言环境的确定性。由于语言不存在确定的本质结构，因此哲学也就不再是追求语言具有普遍性确定意义的活动。但是，我们是在何种条件下，把不同的语言以及由此而显现出的事实或世界，称之为共同的东西，进而称之为本质呢?维特根斯坦在语言游戏中引入了“家族相似”的概念，并由此展开对本质主义的进一步批判。

家族相似的理论源于概念历史的分析。古希腊哲学早已意识到概念的意义，当泰勒斯第一次宣称“大地浮于水上”时，以概念而不是简单的直接指谓形式表达世界，就已经成为哲学的共识。概念的发育史中，不同概念之间种属关系的确立，应当归功于亚里斯多德。亚里斯多德创造了生物学的科、目、种、属、纲分类标准，把概念的外延规定为确立同种概念关系的标准，而具有同样内涵、不同外延的概念，被称之为具有共同属性的概念。此种学科性的分类方法在教父学中得到普遍性应用，经院哲学的所有游戏都遵从这一方法。由此构成哲学的一个基本共识，能够代指某类事物的词一定能够表明该类事物的共同属性，此类词语成为揭示事物本质的概念。由此，找到并且论证最大、最有普遍性的概念成为力求揭示世界本质的形而上学不间断的努力方向。

形而上学两千年的努力，虽然培植了一个又一个的经典理念形式，但是任何一个力图包裹经验世界的理念，都无法在现实中得到回应。这不仅仅是理念仅存在于理智之中，还因为理念囊括经验世界的企图是以概念的归属性质为前提。当维特根斯坦用“游戏”的方式去解释概念、语句及其语言时，传统哲学关于世界观的苦心经营，就失去了任何意义。语言的使用不过是一种类似于游戏的过程，不同的游戏之间只有相似之处，没有绝对的共同点，因此也不存在共同的本质。在日常语言中，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语法结构，是使用这些表达式的规则。语法的相似性，不意味着游戏的共同性，因此以一种游戏统治所有游戏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以一种规则统领所有游戏规则的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任何语言游戏都有游戏的语境，任何规则都只能存在于语言的使用之中，离开了具体的游戏，规则不能成其为规则。语言游戏之说绝不是要把哲学限定在纯粹语言学之中。“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语言游戏’这个词在此当是为了强调如下之点:语言的说出是一个活动或者一个生活形式的一部分。”《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总是以不同的活动为内容，这些活动既没有认识论中的真假之辨，也没有价值论中的高低之分，它所描述的，不过是生活的一幅幅画面。在维特根斯坦眼中，作为生活形式的一部分，任何语言游戏所表征的活动都是同等重要的，因此也是不可互相代替的。

家族相似的理论彻底颠覆了本质主义的世界。相似性绝非共同性，生活世界的确定性，是由不同游戏规则的差异性造成的。人们在日常使用语言的游戏中，以现实的而非抽象的活动体现了语言游戏自身的完备性。因此，任何凌驾于游戏之上的干预，都是非法的。本质主义所构造的集体主义名义下的种种行为，最终只能导致绝对权力的肆虐。20世纪的历史颠覆了理念世界创造的种种神话，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我们所面临是的是一个诸神隐退、英雄不再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所有英雄时代所构造的意义，都被消解了，所有关于永久和平的理论模式，都被摧毁了，理念统治世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既不是尼采似的重估一切价值的无力呐喊，也不是构建全新价值体系的无效努力，而是如何在面向生活、面向现实的过程中调整人的位置。

自称只探讨哲学、不探讨哲学问题的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对如何以日常生活语言取代逻辑语言的思想进程做过明确说明，也没有对前期关于“澄清命题意义”的逻辑哲学主张做过任何批判。但是，以日常生活语言为基本内容的生活形式的“速写”，却开启了哲学语言救赎的新篇章。放弃追求绝对意义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以“用法”概念取代了“意义”概念，把追求意义转向观察用法，而且在于彻底否定了意义的存在，把意义看做是观察语言用法的多余物。在关于世界之“说”的问题上，拾起被前期冷落的日常生活语言并淡化逻辑语言的视角挪移，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哲学样式。作为生活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常生活语言编织的话语使“语境”成为哲学的一个平台，关于世界之“说”就有可能变成“语境之说”，于是不同的语境就有可能成为解释任何文本的前提。伽达默尔关于“作者死了”的口号，实际上是在语境变幻中给出解释学的基本原理。当把语言理解为一种在确定规则下进行的游戏，那么以规则用法的重新解读去解构任何游戏的德里达模式，也就成为可能。同样，既然不同的游戏之间只存在着家族相似的特点而不具备高低贵贱之分，那么福柯等人反对中心主义和“去边缘化”的理论，也就有了更为广阔的生长空间。

不难看出，后期的维特根斯坦没有放弃语言救赎的基本旨趣，而是在接续前期对哲学的性质及其任务认识基础上，更加全面地考察了哲学的任务。哲学研究是为了通过观察日常语言的使用，并把哲学家们使用的语言放回到日常的语法当中而达到最终消灭哲学的目的。在这样一种新的哲学样式缔造中，哲学以回归日常生活的方式找到自己全新的生长点，而这种回归恰恰应当和哲学的初衷相一致。表面上看来，这种转变似乎丢弃了两千多年的哲学传统，但实际上，当我们把苦苦寻觅绝对意义的执着舍弃之后，获得的是一个不受世界观限定的、因而是充满活力的现实世界。哲学在这里扮演的角色，不是要确立全能的世界观，而是要放弃历史中所形成的关于形而上学的情感眷恋，恢复理智的健康存在状态并步入语言游戏之中。

也许，“观察”和“描述”这种游戏，才是哲学该做的和唯一能做的。

文章来源：《浙江学刊》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