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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宋朝始终未能统一全国，在复杂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下，宋朝从建国后就一直处于不断的战争中。本文所指战争，主要包括宋与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对外战争，以及宋朝的兵变与民变，即宋朝内部的士兵起义和农民起义；本文所写女性，并不单指在战场上直接参战的女性，还包括在战争中受害、为战争贡献力量的所有宋代统治疆域范围内的女性。
一、宋代战争的时空背景
北宋王朝建立之后，经过八十年的发展，至宋仁宗统治时期，出现了内忧外患交织，积贫积弱并存的局面。从内忧上来看，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激化。宋仁宗庆历年间，农民起义和士兵哗变接连不断。从外患上来看，由于民族矛盾相当突出，宋同西夏、辽的关系都很紧张。辽和西夏经常侵扰北宋边境，并不时深入内地掠夺，甚至发动大规模战争，给宋王朝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二、民族矛盾尖锐
由于统治者采取以“守内虚外”、“强干弱枝”为指导思想的的战略和兵力部署，造成了边防空虚，守备薄弱，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从而削弱了国防。北宋统治者把国内农民的反抗和来自统治阶级内部的夺权者当作心腹之患，百般防范。
一旦爆发农民起义则立即调集军队进行镇压，而对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则往往采取消极防御的政策，不能有效地进行抵抗，使沿边人民深受其害，兵火所经之处，广大人民饱受战争之苦。沿边人民被杀，财物被劫，房屋被毁。战争过后，留下的是满目疮痍，一派凄凉的景象。
三、阶级矛盾激化
首先，土地兼并和苛捐杂税的繁重增加了农民的负担，激化了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大地主阶级“占田无限”，集中了全国绝大部分土地，而广大农民则少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忍受着越来越沉重的封建地租和赋税徭役的剥削。
另一方面，北宋实行募兵制，募兵为终身职业兵，募兵制下，将领和士兵都领取军俸，而宋代军队的俸禄又高，因此，军费开支浩大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官员、军队数量不断增加，加重了人民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压得北宋民众喘不过气来，他们忍无可忍，被迫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因此，宋代民众起义频繁发生，据史书不完全统计，大大小小有400余起，仅北宋时期见于文献记载的农民起义（包括兵变）等，在167年的时间内，就高达203次。
两宋时期民众起义地域分布之广，频率之高，斗争之激烈，都是以往所不多见的。其次，官兵游寇的屠掠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阶级矛盾。由于北宋王朝本身就是靠兵变建立起来的，因此，为了革除唐末五代骄兵悍将发动兵变的积弊，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集中兵权。但是，北宋军队内部的反叛斗争仍然连绵不断，十分激烈。
北宋王朝建立后，兵变不断，其发生的次数之多，地域之广，影响之大，为历代所少有。尤其是北宋中期，更为严重。王伦、邵兴、王则等较大规模起义相继爆发，至于其他较小规模的兵变更是不计其数。南宋各地还有许多打着抗金名义的武装集团，这部分武装大多是原宋朝政府召集起来的北方民间抗金武装，北方沦陷后流落到江南。南宋政府对这部分武装力量另眼看待，对首领授予虚衔，在军需方面常采用不供应钱粮，任其自筹的办法。
这些军队本来就成分复杂，纪律败坏，加上南宋政府政策上的失误，逐渐沦为危害地方的武装组织。另外，宋代军队的素质总体不高。而南宋军队是在北宋溃军基础上组建而成的，军法废弛，军纪涣散，一直是南宋军队所存在的弊病。军队鱼肉百姓，激起民变之事时有发生。对于南宋军纪败坏，当时朝臣的奏章和史籍中多有反映。
如监察御史韩璜曾于绍兴元年（1131年）正月上书说：“兵将所过纵暴，而唯事诛求。嗷嗷之声，比比皆是，民心散畔，不绝如丝。”
宋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导致外敌入侵、兵变民变不断发生，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甚至还有女性被对方当作粮食烹杀食用。战争时期女性的命运是悲惨的，她们在战场上和临难时的表现是一种被迫发生的社会行为，是在战争的时空背景下一种特殊的、不得已的行为。
四、宋代女性上阵御敌
两宋战争频仍之际，除了男子在战场奋力厮杀之外，部分女性也被迫以各种方式直接投入到战斗中，她们或上阵御敌、搏击沙场；或修筑城防，守卫城池；或提供军饷，充当后勤；或参预军谋、激励士气。战争来袭之际，宋代女性也不得不卷入其中，并以多种方式直接参与战争。宋代军属随军时，在紧急情况下，有时会直接参与战争，一些民间女性，在与胡骑的搏斗中有勇有谋，显示了女性在战争中的智慧和勇敢。
洪迈在《夷坚志》中记载道：“建炎庚戌（1130年），胡骑犯江西。郡县村落之民，望而畏之，多束手毙。间有奋不顾身者，则往往得志焉，虽妇女亦勇为之。”
战乱时期，这些民间女子团结起来勇杀胡骑，表现了宋代女性在危急时刻沉稳镇定，有勇有谋的一面。在两宋战乱时期，一些民间女杰也会自发组织并武装起来，在敌寇进犯家园之际，拿起武器，保卫家园。如汀州宁化人曾氏妇晏，夫死后守幼子不嫁。义军女性领袖杨妙真排行第四，因此有“杨四娘子”之称，她在“红袄军”中有相当高的威望，人称“姑姑”，她所率领的“红袄军”后来和农民将领李全率领的濰县、安丘、临朐地区的反金武装会合。
据《宋史•李全传》记载：“安儿妹四娘子狡悍善骑射，刘全收溃卒奉而统之，称曰‘姑姑’，众尚万余，掠食至磨旗山，全以其众附，杨氏通焉，遂嫁之”。
关于李全与杨妙真结为夫妇的过程，周密《齐东野语》中还有更为详细的记载：“淄、青界内有杨家堡，居民皆杨氏，以穿甲制靴为业。堡主曰杨安儿，有力强勇，一堡所服。亦尝为盗于山东，聚众至数万。全军所过，诸堡皆载牛酒以迎，独杨堡不以为意。全知其事，故攻劫之。安儿亦出民兵对垒，谓全曰：‘你是好汉，可与我妹挑打一番。若赢时，我妹与你为妻。'全遂与酣战，终日无胜负，全忿且惭。适其处有丛筱，全令二壮士执钩刀，夜伏筱中。翌日再战，全佯北，杨逐之，伏者出，以刀钩止，大呼，全回马挟之以去。安儿乃领众备牛酒，迎归成姻，遂还青州，自是名闻南北”。
因战争形势的变化和金军猛攻，杨妙真部难以支撑，于是接受了南宋政府的招抚，南下归宋，驻守于楚州（今江苏淮安）。因抗金有功，李全夫妇取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全进达州刺史，妻杨氏封令人”。宋宁宗时，李全又累进承宣使，后来降元，成为南宋之患。有人曾经斩一妇人以为杨氏，函首驿送京师，竟然“倾朝甚喜”，可见这位杨四娘子的影响之大。她曾经自称“二十年梨花枪，天下无敌手”。
五、封建时代女性的地位
本文主要依据宋代正史、文集、笔记小说和地方志，在宋代战争这个大的时空背景下，考察宋代各阶层女性在战场上和临难时的表现，并从国家封赠和旌表政策的倡导、社会规训的影响、家庭环境的影响这三个方面，探讨宋代女性在战争中采取上述行为的原因，进而归纳出宋代女性在战争中的行为表现对当时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战争来袭之际，宋代女性也不得不卷入其中，一些女性被迫以各种方式直接投入到战斗中，但为数更多的女性在战争中则处于弱势地位，她们没有还击对方和保护自己的能力，因此在战争中备受欺凌。
战争时期女性的命运是悲惨的，她们在战场上和临难时的表现是一种被迫发生的社会行为，是在战争的时空背景下一种特殊的、不得已的行为。宋代女性在临难时对命运作出了两种选择，一种是同命运抗争，另一种是向命运低头。
女性的行为还对当时人产生了激励和感召的作用，其体现出来的精神不仅受到时人的称许，甚至令敌方也为之改色：有的得到敌方的褒封，有的得以保全自己的贞节和生命，还有的以卓异之行保全乡里。但身处男性附属地位和受礼教束缚的影响，宋代女性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性。一方面，生死存亡之际她们的命运不得不交由丈夫和父母做主；另一方面，受社会规训的影响，宋代女性无法摆脱传统性别秩序的约束，当这些规条和训诫深入到她们的头脑中时，也就逐渐内化为其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
总结
本文主要以《宋史•列女传》和《宋史•忠义列传》为中心，考察了两宋战争中对命运进行抗争的三种女性类型，包括忠义爱国的女性、舍命救助家人及殉亲的女性、贞烈守节的女性。
此外，笔者在爬梳其他史料的过程中，发现在两宋战争中还存在这样一类女性，她们出身于官宦之家，危难之际，为了维护自己的身份等级和尊严荣誉，从而被迫牺牲自己的生命。同时战争中也不乏向命运低头的女性，为存活于世而受尽百般凌辱。
宋代女性在战争中的行为表现，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来自三个层面：其一是国家制度层面，一方面，国家通过封赠命妇，确立女性的身份地位，从而使处于既定阶层的女性表现出与其身份相符的行为。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对节妇的旌表，为女性群体树立妇德榜样，从而引导更多的女性加以效仿。其二是意识形态层面，宋代儒者以自身为主体，从意识形态方面对女性的行为作出规范和要求，并从男性视角对被视为客体的女性做出种种规定和阐释，刻画和描绘出理想女性应具备的品质。
他们通过向女性传递贞节观念、男外女内、接受教育等儒家观念，构建起理想的性别秩序，从而为维护男权社会秩序的稳固服务。其三是家庭环境层面，一方面，由于所处的社会等级不同，不同阶层的女性对自我身份的体认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在临难时她们会因阶层观念或“良家女”思想的影响而结束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女性在危难时刻的表现还受到家庭成员的影响，此时她们的命运往往操控在其丈夫和父母手里。宋代女性在战争中的行为表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宋代女性忠义节烈的行为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肯定，包括朝廷的旌表、基层社会的褒奖以及文化精英的称颂，可见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对女性的行为都持认可的态度。
参考文献:
《宋史•列女传》
《宋史•忠义列传》
《宋史•李全传》
《齐东野语》
《夷坚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