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1935年，苏联派人来延安指责毛主席，蒋介石：中共厉害，他的人愚蠢

1931年，27岁的王明来到莫斯科后就一直在共产国际担任要职，四年后的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王明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而后，王明便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到了祖国。

为什么王明要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呢？

这还得从当时的国际大背景讲起。那时候的苏联，正在遭受着德国从西面不断推进，严重威胁着自身的安全。不仅如此，苏联还可能遭受日本从东边向它突发攻击，到时候，苏联将会遭到日本和德国的东西围击，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共产国际当时对我国的抗日战争可以说是非常的关注，他们希望我国的抗日战争可以拖住日本，最好是直接将日本消灭掉，从而消除对苏联的威胁。

于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多次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我国的局势以及我党目前的主要任务。他们的会议也认为要想战胜日本侵略者，国共必须联合抗日，其次苏联还将提供各种帮助和支持。毕竟，他们也很清楚，帮助中国战胜日本，也是在帮助自己解除日本的威胁。

可是，他们对我国当时的情况了解得太过片面，他们认为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拥有数量可观的正规军，装备也相当精良，所以迫切希望由国民党的军队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而对当时其实已经在抗日战场上发挥重要作用的，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却关注甚少，甚至选择忽视，觉得应该由国民党大军领导一切力量抗日。

所以，当时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会议上直接发言：“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因此在国共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应当运用法国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的经验，遵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原则，努力从政治上影响国民党，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

这简直是站着说话的不要疼的逻辑，做为总书记的他之所以会公然发表这样的讲话，很大程度也说明了当时共产国际中很多人也支持这样的主张，他是在为大多数人在发言。

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为了帮助中共在政策和策略上发生转变，一定要有“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是，王明成为了最佳人选。

王明在共产国际有多么受到重视呢？

年纪轻轻不仅在共产国际担任要职，还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书记，在回国前，斯大林还专门会见了他，苏联担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紧张，担心国民党不愿意抗战，所以斯大林要王明回国后让共产党竭尽全力拥护蒋介石，让蒋介石下定长期抗战的决心。

殊不知，率先提出抗日的是共产党，而蒋介石一开始是打算妥协，后期还一拖再拖，导致我国的很多重要城市被日本人侵占。

说白了，共产国际根本不关心我国的实际情况，他们只关心到底能不能拖住日本人的侵略步伐，不要让日本人跑来进攻苏联，而中国共产党到底面临怎样的处境，国民党到底是不是在真心实意的抗战，他们根本不关心。

或者说，在他们眼中，只有蒋介石的国民党大军才能打得过日本侵略者，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所以他们希望共产党不要跟国民党谈条件，只要好好听国民党的安排，一切服从就好。

而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回国的目的就是完成苏联的希望。

1935年11月29日，王明和康生到达延安。

此时正直寒冬，延安机场大雪纷飞，毛主席、张闻天、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不顾大雪纷飞，不顾寒冷，专门来到延安迎接这位大名鼎鼎的共产国际代表人。

这也是毛主席和王明的第一次见面。

王明回国后过了十多天，也就是12月9日到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后来也把这次会议叫做十二月会议。

会议的第一天，王明就准备了一个以“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为题的书面报告大纲，在会上又做了一个口头报告，可谓是做足了功课。

没想到，听了他的口头报告才知道他的功课做得有多么的离谱。

王明的不切实际的乱发言

一开始，他说“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如何巩固统一战线，即是如何巩固国共合作问题”，听上去确实很有道理，且很高大上的样子。

但渐渐的，他开始跑偏了。他接着说道：“我们党虽然没有人破坏国共合作，但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

一个刚刚从苏联回来的人，指责一群在前线奋战的人，说他们“不了解统一战线”。殊不知，他张口就来的“统一战线”是多少同志费尽心血才建立起来的。

当然，这还没完，王明还说“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如果不联合蒋介石，客观上等于帮助日本。”

这话听着相当的刺耳，要知道，日本侵略者一开始在我国发动侵略战争时，蒋介石是打算妥协的，而共产党一开始就是做好准备反抗的，甚至做好了哪怕没有争取到蒋介石的联合，共产党也要竭尽全力进行抗日战争的。

所以，当共产党积极和国民党进行联系，想要联合抗日时，蒋介石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甚至一边打着商谈的旗号，一边调集大军进攻红军的根据地。

而如今在王明的报告中，俨然是把蒋介石抬高到了不可思议的地位，忽视了一直在努力的共产党。

王明接着在会议上发言：“在统一战线中两党谁是主要的力量？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我们不能提出要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的地位，共产党也不能投降国民党，两党谁也不能投降谁。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问题，这是将来看力量的问题，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

这话完全和毛主席的意思相违背，毛主席当时是提出要独立自主的领导新四军和八路军，不能完全信任国民党，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要团结但也要独立自主。当然，王明以上的这些发言，还只是逐渐偏离正轨，后边的发言才让人后背发凉。

接着，王明又继续发言：“过去提出国民党是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来帮助，不要提得这样尖锐，使人害怕。”

如果之前的发言只是与毛主席的主张有所出入的话，后来的这些话简直就是和毛主席的提议唱反调，完全就是在针对毛主席。王明已经逐渐把国民党大军提高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而逐渐忽略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场上的努力。

王明在后来的发言中，与其说在探讨，不如说是在对毛主席进行指责。他在做报告时常对毛主席作出各种批评。比如，王明说“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现在我们要用这样的原则去组织群众。”“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经济，不过注意不要受到无谓的牺牲。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要使人家一到特区，便感觉特区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

王明想让国民党一到特区就有家的温暖，可国民党一到特区就只想着“歼灭”，“消除”，王明的这种逻辑，有点像羊羔想讨好豺狼，可豺狼却只想将羊羔作为口中餐。

很显然，王明的这些话很刺耳，也是在对共产党在联合抗日且已经在抗日战场上所做出的各种努力的打压和否定，高度追捧国民党。如果是王明自己的意思，会场上他不会将报告做得如此理直气壮，也不会将不切实际的发言奉为正确宗旨而胡乱宣传。

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王明在12月会议上做这种不负责任的发言期间，也正是日本军队攻陷南京的时刻，国民党大军纵使在上海进行了奋力抵抗，可淞沪会战还是以失败收尾了。

山河在面临逐渐破碎的危急时刻，日本侵略者在疯狂进攻，当时的共产国际对我国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王明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言人”，他的发言，很大程度上是共产国际所要传达的意思。所以，纵使王明的发言与毛主席在洛川会议上的提议完全背离，但王明的发言在中共中央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人不自觉的会被他带偏。

最终，迫于各种压力，又或者是被王明说动，很多参加十二月会议的高级领导纷纷做了自我检讨，自我批评，毛主席的处境又变得艰难了起来。

毛主席的客观辩白

没办法，毛主席忍了两天，在王明发言后的第三天，毛主席无奈的表示“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毛主席说：“统一战线工作“总的方针要适合团结御侮”，“目前应该是和为贵”，“使国共合作，大家有利”。“我们对国民党的态度要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委曲求全，仁至义尽。”

当然，毛主席深知自己在洛川会议上的主张完全是正确的，毕竟那些主张已经经过了战场上的真正实践，也是获得了中共中央的一致通过的。所以，关于王明的不切实际的发言，毛主席还是坚定的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做了客观公正的反驳。

毛主席说：“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有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低到国民党方面去。”“八路军与游击队应当使成为全国军队的一部分，但是要政治上的区别，要在政治工作上、官兵团结上、纪律上、战场上起模范作用。”“共产党在八路军出动后，政治影响更扩大。在全国群众中组织力量虽不够，但不能看数量少，在群众中力量是大起来的。”

经历了博古和李德打压和排挤后，毛主席已经不再忍气吞声，为了革命忍辱负重，毛主席开始对无端的指责进行正确且有力的反击。

针对王明的指责，毛主席在会议的第四天，还做了如此铿锵有力的关于战略方面的发言：“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在持久战中领土与军队什么最重要？军队较重要。军队失败，领土不能保。应向国民党提出保存军队是基本的，过去红军便是采用这个原则。”“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军一部。”“洛川会议战略方针是对的。”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较量中，很显然王明带着趾高气昂发言，以为大家都会拥护这个被苏联派来的一把手，会不假思索的跟随他的瞎指挥，殊不知，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一次又一次的探索中，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路，而对一些不切实际的瞎指挥，早已拥有了辨别真伪的能力。

这其中，走在最前列的要数毛主席，后来，再谈起十二月会议，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上平静的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就是指王明）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

后来，毛主席还在整风运动的政治局会议上又讲道：“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作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能够在高压下，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可见毛主席的风骨，毛主席的眼界。

十二月会议的结果是，王明提出的那些不切实际的主张因为行不通而遭到了抵制，纵使王明是带着金光闪闪的共产国际的“代言人”来到延安，纵使当时的共产国际对延安的影响非常巨大，可如今的共产党早已在十多年的历练中，练就了“火眼金睛”，学会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本领。

所以，虽热一开始王明的发言和错误的理念，影响了不少参会者，甚至对很多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干扰，但好在王明并没有像当初的博古和李德一样，掌握太过巨大的军事权力。

作为十二月会议的重要成员之一的彭德怀也在回忆中说：“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对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如何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他是忽视的。”“假如真的按照王明路线办事，那就保障不了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一切事情都得听从国民党反动集团所谓合法政府的命令；就不可能有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的存在；同时也区别不开谁是统一战线中的领导阶级，谁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谁是消极抗日的右派，谁是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派。这些原则问题，在王明路线中是混淆不清的。”“王明所说的内容，没有解决具体问题。”

当然，十二月会议也在领导人选方面做了一定的决定：

奔赴武汉的是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的长江中央局；赶往武汉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是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而朱德、彭德怀负责北方的军政委员会，刘少奇、杨尚昆负责北方局，二者强强联手一同领导华北游击战争。

那么，毛主席的任务是什么呢？

十二月会议决定，作为中央负责人之一的毛主席专门处理关于军事问题的各类来往电报，还要和秘书处一同筹备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十月会议结束后，毛主席便常常发电报给各个前线抗日根据地的首长，叮嘱他们一定要“减少磨擦，团结对敌”，坚持一边抗日，一边和友军、地方士绅处理好关系，也就是一边抗日，一边扩大根据地，团结一切力量。

与此同时，毛主席还亲自跑到陕甘宁边区和第八路军后方的留守处，揭露国民党顽固分子的暴行，纠正一些干部对这种暴行的退让和迁就，纠正革命队伍中出现的偏右现象，使得抗日战线得以健康发展。

王明当时按照十二月会议中确定下来的任务赶往武汉，正巧，蒋介石当时也因为南京沦陷而不得不搬到武汉，所以处在窘境中的蒋介石太想了解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到底是秉持着什么样的态度，所以便向共产国际的“代言人”王明发出了邀请。

在王明还没有离开莫斯科的时候，王明就已经把国民党看得比共产党都要重要了，所以当收到蒋介石的邀请时，王明又怎么会舍得拒绝呢？

于是，对于蒋介石的邀请，王明毫不犹豫的答应了，为了促进两党的合作，中共中央也没有进行阻拦，但要求王明与蒋介石会见结束后，就立马赶回延安，毕竟，作为中央的负责人之一，王明在中央的工作不能落下。

王明的瞎操作

来到武汉，见完蒋介石后，王明自作主张把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合并，自己担任长江局书记，让周恩来担任副书记，心安理得的在武汉留了下来，将延安抛掷脑后。

不仅如此，王明还把自己封为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认为中共中央只是自己的下级，自己位高于中共中央。

1938年元旦，他自己擅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在《群众》周刊上发表，但其实并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他还发表了名为《挽救时局的关键》的文章，跑到武汉大学等比较有影响力的公共场所去演讲。

倘若他的演讲是正确的，是值得肯定的，那么他的演讲完全是值得提倡的，可是，他的思想是错误的，他的演讲，他发表的周刊，他的文章，都是在宣言错误的观点，是会造成公众错误认知的。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已经忘记初心，到武汉后已经不愿意再回到延安，把武汉看得比延安更重了。

此时，国民党右翼势力活动开始猖獗，反对共产党的活动搞得越发明目张胆，1838年1月，国民党的康泽、刘建群在两党关系委员会上居然公开大呼“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公然诋毁八路军在华北抗日战场上仅仅是“游而不击”，公然抹杀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的英勇付出和努力。

甚至就连国民党军方的机关报刊上，也跟着呼吁“一党运动”。

直到这时，王明才逐渐发现了一点点国民党的狼子野心，于是在2月10日这天，王明起草了《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其目的是针对国民党发出的这种言论进行批评。

不可否认，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无耻行为，王明作出这样的反击也在情理之中。只是没想到其中还有不少“内幕”：

第一，王明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毛主席与记者的谈话，并没有得到毛主席的同意，而且还大张旗鼓的以毛主席的名义进行发表。

第二，这也说明王明内心达到了何种狂妄的地步，早已将自己标榜到高于中共中央，实在令人无法理解。

第三，当时王明是在武汉，并没有回到延安，在王明发表文章之前，国民党指使几十名狂徒公然捣毁了《新华日报》的营业部和印刷厂，要知道新华日报可是直属中共中央的，而且当时正是国共联合抗日的关键时期。

当然，国民党的这些暴行，让当时被王明“洗脑”的一些党内成员，进行了一场无声但极为有效的教育，再一次揭露出了国民党的阴暗面， 党内人士对国民党也进行了更加清晰又清醒的认识。

对于国民党对中共中央直属报社的公然暴行，共产党也没有选择忍气吞声，而是进行了抗议和反击，周总理在事件发生后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说得比唱的还好听，表示：“对主义、信仰不欲限制各方”；“对各党派并无意取消或不容其存在，惟愿溶成一体”；“对《扫荡报》言论，认为不能代表党（指国民党）及他个人”；“对政治部副部长仍要周做”。

后来，为笼络人心，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还聘请毛主席、博古、王明、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七人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关于共产党的这次反击，以及王明的一通瞎操作，蒋介石嘲讽道：“中共厉害，他的人愚蠢”。结合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蒋介石这前半句是对共产党的肯定，后半句是对王明的阐述。

后来，由于战事不断吃紧，抗日战争的局面又出现了新情况，1938年2月27日到3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王明终于在会议上承认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在词句上是太让步了”，本以为见识过了国民党这段时间进行的“一个党的运动”的残酷和阴暗后，王明的思想觉悟会终于有所进步。

没想到，他接下来的发言又令人瞠目结舌。他说“国民党现在提出只要一个军队，我们也不能反对这个口号”。“统一军队的基本条件是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关于统一军队问题须在党内外进行教育。”甚至还大言不惭的强调：“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我不禁在想，王明从莫斯科回来后在延安呆了不到十几天的时间，蒋介石发出邀请便立马跑去武汉，在武汉呆久了，忘记把脑子带回来了。又或者说，毕竟他回来的之前，斯大林还特意嘱咐过他，要和国民党搞好关系，所以他便满脑子都是如何讨好国民党，却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

他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和在十二月会议上的发言，其实没有任何的进步。始终想着如何讨好国民党，而讨好国民党的前提是共产党要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甚至可能陷入蒋介石的圈套，让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处于危险境地。

作为一个莫斯科留学，接受过苏联共产国际培育的高材生，他的做法，他的思想，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原本以为博古和李德先前犯的错误已经十分离谱，没想到如今又来一个王明，比起博古和李德，王明所犯的错误，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了让王明的错误思想在党内影响减少到最小，毛主席在会议的第二天便斩钉截铁的发言道：“我只讲军事问题，先说战争的长期性。”他铿锵有力的继续道：“中国抗战最后是必然胜利的，但必须经过许多困难。”“我认为过去中国抗战没有大踏步的进退，只是硬拼，这是错误的。只是死守一处，结果还会失守。”“正规军分为作战兵团与守备兵团。过去共产党组织赤卫队及游击队有丰富经验，要告诉全国来学习。”“战争的具体形势，内线外线的作战是互相交错的，日本包围我们，我们在战役上也包围日本。”毛主席着重强调：“我同意要争取外援，但主要是靠自己，强调自力更生。”

在如何处理国共关系的相关问题上，毛主席主张，要以合作的形式竭力争取国民党坚持抗战，在保证我党独立性和自主性的情况下，也可以采用民族联盟，甚至是共产党重新加入国民党，但最最重要的是要大力发展党员，壮大我党的队伍。

在这次会议上，张闻天也发言道：“历史决定了国共需要合作，两党中是存在着两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是有经验的，目前需要两党合作，但又怕我们发展。今天要利用共产党和人民的力量，但又怕共产党与民众的力量。目前阶级斗争的形式更复杂了。我们要看到与国民党有些磨擦是不奇怪的，我们的任务是要引导国民党进步。与国民党吵一下是难免的，但注意不要分裂了。我们无论何时不要忘记要与国民党合作，但必须时时有戒心。”“我们一方面要保证与国民党的合作，同时也要发展自己的力量。在巩固国共两党合作原则下，求得共产党力量的巩固与扩大。”

张闻天的发言简直一针见血，他对国共关系的处理上看得异常的清晰透彻，为了实现抗日战争的胜利，国共需要团结，但合作的同时不能失去自我，那句“我们无论何时不要忘记要与国民党合作，但必须时时有戒心。”估计是王明用半辈子都无法参透的，或者说，是他根本就不愿意去参透的，他只想按照苏联的指示，像一个工具一样，完成不切实际的任务。

为了安全考虑，也为了大局着想，会议上，毛主席在众目睽睽之下提议：“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势下不能再到武汉去”。

可是，心中只有国民党二百万大军的强大势力的王明又怎么可能听得进去呢，于是，王明根本不顾会议上毛主席的提议，决心重新回到武汉。

没办法，遇到一个固执到无可救药的队友，大家只能退而求其次，中共中央决定：“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即回来（如估计武汉、西安交通有断绝之时则提前）。”

对于这个决定，王明根本就不放在心上，跑到武汉后，又大张旗鼓的写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又像上次一样在《群众》周刊上发表。

要说他防备心不足，还是要说他太把国民党当成一家人，居然把中共中央的会议总结发表出来，而且还选的是《群众》这样的周刊，真的不清楚王明当时心里装的是什么，作为一个高材生，像极了一个“傻白甜”。

王明在武汉一直呆到六中全会召开，才回到延安。

为什么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会有如此多的瞎操作？

毛主席和王明同样是主张坚持抗日、坚持统一战线，可是为什么两人会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后来，毛主席给出了答案：“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

仔细捋一捋，毛主席的话简直宛如拨云见日，你想啊，当时斯大林会见王明时，叮嘱他的就是不要和国民党闹翻，只要国民党坚持抗日战争，国民党提出什么都要答应。所以，王明带着共产国际的使命回到延安时，他一心想的就是如何不得罪国民党，让国民党继续抗日。

而国民党继续抗日，那么日本对苏联的威胁将会降到最小，甚至国民党抗日胜利了，日本对苏联简直就不会构成任何威胁了。

而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言人”的王明，忙着去思考日本对苏联能否构成威胁后，便将国人和同胞的利益放在了第二位，或者说根本就不会再去考虑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甚至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忘记了自己的真正初心，而一心只想着稳住国民党。

还有一点，共产国际对我国的实际情况了解得太少，太过片面了，所以才会有很多看似正确无比实际却相当荒唐的“指示”。

三月会议结束后，为了让共产国际对我国的现状有更加清晰的了解和认识，中共中央派出了任弼时奔赴苏联完成使命。

王明的“钦差大臣”时代终结

来到苏联，任弼时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把《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代表中共中央交给了共产国际。

第二件，向共产国际做了一场无比详细的口头报告，报告内容包含抗战以来的国内变化，八路军的作战情况、国共合作的特点、所面临的困难……

第三件，任弼时还单独的给季米特洛夫做了报告。

任弼时的这次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因为他，共产国际终于对共产党有了全新的认识，对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也有了更多的了解，过了五六个月，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回到了延安，当时王稼祥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在9月14日到27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的第一天，王稼祥就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做了报告：

“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他说：这是季米特洛夫在他临走时的特别嘱咐。）

王稼祥带来的这些指示极其重要，一方面是作为老大哥的苏联对中共中央这些年的努力作出了充分的肯定，第二个方面是完全肯定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最后，“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完全将王明的“钦差大臣”身份瞬间剥落。

自此，王明彻底失去了对中共中央极大的掌权资本，也失去了不断对中共中央做决策、部署路线、作战指挥等等方面指手画脚的资格，真正为中共中央后来的道路做了最有利的清扫。

李维汉后来回忆说：“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

毛主席也说过：“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1938年9月29日到11月6日，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这是1928年六大以来参会人数最多的一次，毛主席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毛主席说：“王明在全会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

为什么王明犯了很多的错误，毛主席还是采用了宽厚温和的态度呢？后来，毛主席作出了回答“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

出现问题时，指出问题很容易，作出批评也很容易，但难的是认清局势，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今天，我们很喜欢说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时隔很多年后，才知道我们的毛主席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就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真正做到了任何时候情绪稳定，临危不惧，思路清晰。

在面对王明的右倾错误路线不断干扰工作时，甚至对毛主席进行严厉指责和批评时，毛主席没有失控，没有恼羞成怒，只是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辩白，转头又坚持着自己的正确路线；在王明的错误得到指正后，毛主席没有进行报复和打压，只是结合当时的情形，加以团结。

在日本侵略者肆虐，在国共合作不太稳定的情况下，毛主席常常呼吁大家要团结一切力量，要尽可能的扩大党员。后来，又有张国焘的叛逃事件，本就相对薄弱的组织，毛主席希望的是各成员纠正错误，继续砥砺前行，继续为革命事业努力，为抗日战争奋斗。

所以，对于之前的博古和李德，毛主席也是在他们改正了错误思想后加以团结和引导，到了王明这里，毛主席仍然是采用纠正错误后，用温和的态度加以团结和引导。

就像彭德怀在会议上说的那样：“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

参考文献：

中央文献研究室所著《毛泽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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