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四年后，1496年，一种名为玉米的神奇植物被从美洲带到了欧洲，并逐渐传遍世界。中国人不会想到，一场以玉米、番薯等美洲作物为代表的超级农业革命，即将在全球化的开声中，剧烈地冲击中国。

在传入欧洲55年后，明朝嘉靖三十年（1551），河南《襄城县志》就出现了关于玉米在中国的最早文字记载；四年后的嘉靖三十四年（1555），当时，由云南土司进贡的玉米在送入北京的途中经过河南巩县，又被《巩县志》留下记载。

对此历史学家分析，玉米在从美洲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存在着东南海路、西南陆路、西北陆路三个方向，而明朝时期最早出现在中国文字记录中的玉米，其应该是经过缅甸等西南陆路传入云南后进入中国的。

由于传入路线的多元化，在明朝，有关玉米的名称也出现了玉蜀黍、包谷、包米、包粟、包芦、棒子、玉茭 、珍珠米等多种称呼。对于这种在中国出现的新奇植物，为了撰写《本草纲目》行走四方的李时珍（1518-1593），在1552至1578年游走采写的过程中，也发现了玉米在长江中下游的种植，但他对当时玉米的描写是“种者亦罕”。

但两百年后的乾隆二十三年（1758），在湖南的《沅州府志》中，已经出现了“玉蜀黍 ，俗名玉米……此种近时楚中遍艺之”的记载，在低调进入中国200多年后，玉米，在中国开始爆发了。

▲玉米在明朝中后期传入中国后，传播一度较为缓慢。图源：摄图网

尽管玉米经西南陆路和西北陆路传入中国的时间很早，但玉米在传入云南和甘肃等西部地区后，在明朝时并未向中国内地大规模传播，玉米在中国的爆发，首先源于福建等东南海路的传播。

明朝万历三年（1575），天主教传教士Herrera在他所写的回忆录中，记载了当时福建的漳州、泉州一带已经出现了玉米栽培。由于福建地形“八山一水一分田”，自从魏晋南北朝以来，人口不断激增的福建到了宋代时，人口已经高度密集，并不断向外扩散进入江西南部的赣南、赣北地区。在此情况下，在明朝中后期引入福建的玉米、番薯开始传播进入江西山区，到了清朝道光时期（1821-1850），江西《玉山县志》就记载说，当地“田间作息无间且晚，以余力竭之于山，茶、桐、杉、竹及靛、薯、玉蜀黍。”

与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50岁的老秀才陈振龙为了拯救世人，从菲律宾偷运番薯进入福建的坎坷故事不同，玉米进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已经难以考证。但在16世纪中后期传入中国后，同样以福建为基地，玉米从福建翻越南岭山脉，随着福建移民进入江西，却是中国农业史上的一件大事。

1644年，李自成农民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自杀，明朝灭亡。此后，中国陷入了长期战乱，一直到1681年康熙皇帝基本平定三藩之乱后，属于玉米的盛世逐渐到来。

尽管多年战乱，但在明末清初的动荡中，玉米沿着福建-江西的路线，继续传入湖南，在清代湖南的方志中，出现了“湖南一省半山半水……至于深山穷谷，地气较迟，全赖包谷、薯、芋、杂粮为生”、“玉蜀黍俗名玉米，荆属傍山及州田多种之”的记载。

进入清朝康雍乾时期（1662-1795）后，玉米沿着福建-江西-湖南的路线，逐渐在湖广地区传播开来，这方面，棚民的开发至关重要。

清朝入关后，顺治十八年（1661），清朝官方能控制的人口仅有1920万人，雍正时期，取消人头税实行摊丁入亩后，中国人口开始激增：乾隆六年（1741），清朝人口达到了1.43亿人；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清朝人口达到了2.96亿人；到了道光二十九年（1849），清朝人口更是大爆炸，达到了4.12亿人。

对于这种人口的激烈暴增，乾隆皇帝感到了巨大压力，因为当时，清朝的耕地从顺治十六年（1659）的549万顷，扩展到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时的607万顷，面对平原地区土地的开垦殆尽，乾隆皇帝忧心忡忡地说：

“朕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余倍。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盖藏自不能如前充裕。且庐舍所占田土，以不奋倍褪。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朕深忧之。有幸朕临御以来，辟土开疆，幅员日廓，小民皆得开垦边外地土，藉以暂谋衣食。然为之计及久远，非野无旷土，家有赢粮，未易享升平之福。”

为了解决这种人口与土地的巨大压力，乾隆七年（1742）开始，清廷正式“弛禁”，从以前的禁止，转为允许和鼓励农民进入山区开垦，并宣布山区开垦土地免收地税，同时还对山区居民在科举考试方面给予名额照顾。这些举措更加促进了中国山区的开垦，而耐旱、易种的玉米，从此随着中国农民的脚步，开始了浩浩荡荡的挺进山区运动。

早从明代后期开始，随着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加上明朝后期中国水旱蝗灾等自然灾害的频发，大量农民就开始涌入山区开发土地，这些在山区搭棚居住的农民又被称为“棚民”。

《清史稿·食货志》就记载道，“棚民之称，起于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各山县内，向有民人搭棚居住，艺麻种著，开炉煽铁，造纸制菇为业。而广东穷民入山搭寮，取香木春粉、析薪烧炭为业者，谓之寮民。”

当时，这些涌入山区的农民，通过砍伐树木从事耕种、炼铁、烧炭、种植蘑菇和采矿等各种职业，由于明末清初大规模战乱，这就使得更多的平原居民开始涌入山区避乱求生。

于是，在湘赣、赣鄂皖、闽浙赣、闽粤赣、川鄂陕等各省交界地区，棚民的大规模聚集和向山区开发，成为明清时期的重要移民现象，而在清朝康雍乾时期人口大爆炸的背景下，激增的人口无处可去，更加大规模涌入山区。于是，在乾隆六年（1742）清廷正式放开山区开垦禁令后，一场有关中国山区开垦的浩瀚运动更是激烈展开。

▲图源：摄图网

在向南方各省交界的山区开垦运动中，由于传统的水稻、小麦、粟、黍、高粱、荞麦等作物对水源、土壤和气候要求相对较高，这就使得从美洲引入的玉米、番薯和马铃薯等农作物开始大显身手。

当时，棚民一般在山区的低地种植喜欢暖湿气候的番薯，在更高的山地则种植耐旱的玉米，在高寒地区则种植生存能力最强、耐“地气苦寒”的马铃薯，三种美洲作物因地制宜、轮番上阵，从而为棚民的生存，和中国的人口大爆炸，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食物动力。

随着玉米的广泛种植，以地处湖北四川陕西三省交界的湖北恩施为例，“环邑皆高山以包谷为正粮，间有稻田种植，收获恒迟，贫民则以种薯为正务，最高之山惟种药材，近则遍植洋芋（马铃薯），穷民赖以为生”。

到了清朝嘉庆皇帝时期（1796-1820），湖南湘西的《龙山县志》记载说，当地的棚民“烧舍种植杂粮，包谷尤为大庄”，同时期的湖南浏阳，其《浏阳县志》也记载说：“山土只种包粟”。

到了道光皇帝时期（1821-1850），湖北建始县志更是记载说，当地“巨阜危峰，一望皆包谷也”。

随着棚民在山区的开垦，于是，玉米沿着福建-江西-湖广地区开始广泛蔓延，并反向渗透进入贵州、云南地区，到了嘉庆、道光皇帝时期，随着大量外省流民涌入云南，云南的玉米种植也进入了高潮时期。

当时，湖北、湖南、福建、广东等地流民纷纷迁入云南，以致于清廷大员林则徐在云南保山县看到玉米种植“自半山腰中，下至临江间”、“无业客民，单身赴彼，或种包谷杂粮”，而在云南顺宁府，玉米甚至成为了主粮，“府属山多田少，多种荞与玉米，以此为天”，在云南曲靖府宣威州“苞谷，熬糖、煮酒、磨面，功用甚大，宣人仰为口粮大宗”。

随着明末清初战乱的结束，玉米在中国开始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而随着湖广填四川运动的开始，玉米在中国的传播，也进入了第二个高潮。

1681年清廷平定三藩之乱，当时，四川在经历明末清初长达四十多年的战乱后，人口从明朝万历六年（1578）的600万人，锐减至不足50万人。全省90%的人口丧亡，“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面对四川土著人口几乎伤亡殆尽的惨痛局面，清廷从康熙皇帝时期，就开始大规模鼓励湖广地区的民众移民四川，史称“湖广填四川”，而从康熙皇帝时期到嘉庆皇帝时期，湖广地区共有600多万人移民四川，从而为四川的人口复苏和开垦注入了崭新活力。

随着“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浩瀚到来，玉米，也随之开始大规模挺进四川，并延伸进入四川与陕西、湖北交界的秦岭、巴山地区，乾隆时期，陕甘总督毕沅就上奏说：陕西兴安州（今陕西安康）“从前多数荒山，后因两湖、安徽、江西、四川、河南等省民人前来开垦，数年中，骤增户口数十万。”

当时，棚民进入秦岭巴山地区后，“或只身前往，或携眷而来，开垦黄山，种植包谷杂粮”，到了乾隆时期，陕南地区的《延长县志》记载说，棚民在陕南山区种植玉米收成显著，“近来南方普种山原，收获倍于别种，始知玉米”，“南方农人种仅二十余年，不忧饥饿且或骤致小富”，因此“劝种玉米以济民食”。

当时，陕西“汉中府之留坝、凤县、宁羌、略阳、定远、洋县六邑，商州之镇安、山阳、商南、洛南四邑，兴安府属之安康、石泉、紫阳、询阳、白河五邑，民食皆以苞谷杂粮为正庄稼”，“山氓为常饭”，而在陕西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包谷）一季歉收，不惟贫者无食，即富者亦无粮”的仰以为生的局面。

在这种玉米、番薯和马铃薯等美洲农作物大规模挺进山区的作用下，中国开始了自宋代引入占城稻以后的第二次农业革命，对此，历史学家葛剑雄评价说：“甘薯、玉米、花生、土豆等高产耐旱作物的引种等都曾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从而使人口有了新的增加”，学者姜涛也指出：“粮食作物品种的不断改良，尤其是美洲高产粮食作物的引进，无疑也是中国人口在明清两代得以大增长的重要条件”。

▲玉米面。图源：摄图网

但在促进人口大爆炸的同时，玉米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冲击。

在明末清初以前，尽管中国的原始森林逐渐经历了大规模破坏，但在川鄂陕、湘赣、赣鄂皖、闽浙赣、闽粤赣等各省交界地区，仍然存在着广袤的原始森林，明朝中后期玉米、马铃薯等耐旱和适宜山地种植的美洲农作物进入中国后，随着玉米的大规模传播和开垦种植，中国的森林破坏也再次进入了高潮。

当时，各地棚民在进入山区后，纷纷砍伐森林种植玉米，在玉米的支持下，在山区扎根下来的棚民又继续砍伐森林炼铁、烧炭、种植蘑菇，这种“剃光头”式的山区滥砍滥发，使得山区土壤在几年后就被雨水冲刷流失，到处“石骨嶙峋”难以耕种，于是，棚民又继续在山区迁移开垦“游耕”，使得中国南方各省交界的森林毁坏愈演愈烈。

▲晚清，玉米地里的农民。图源：网络

到了道光皇帝时期（1821-1850），陕南地区的山地，“为川楚客民开垦殆尽”、“低山尽村庄，沟岔无余土”，随着棚民的大规模毁林种田，水土流失问题也日益严重，同治皇帝时期（1861-1875），江西武宁县志就记载说，“棚民垦山，深者五六尺，土疏而种植十倍。然大雨时行，溪流湮淤。十余年后，沃土无存，地力亦竭”，由于棚民开山造成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和水土流失，这就使得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水患日益严重。

对此，当时的湖广总督林则徐（1785-1850）就向清廷上奏说，汉水流域由于秦岭巴山地区的棚民开山种植玉米等农作物，造成常年水患：“襄河河底从前深皆数丈，自陕省南山一带及楚北之郧阳上游深山老林尽行开垦，栽种苞谷，山土日松，遇有发水，沙泥随下，以至节年淤垫，自汉阳至襄阳，愈上而河水愈浅……是以道光元年至今，襄河竟无一年不报漫溃。”

在这种大规模开垦山区，造成滥砍滥伐森林、水土流失和水患逐年增加的背景下，移民进入山区的棚民与山下的地方土著的矛盾也不断加深，这种土著与客籍之间的矛盾，也使得有些土著将棚民称之为“棚匪”、“棚害”，有的地方土著甚至写了《驱除棚害记》，以记载土著居民连结官府驱逐棚民的“功绩”。

而在棚民方面，一方面是巨大的生存压力，在清代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和人口大爆炸背景下，他们不得不进入山区开垦谋生；另一方面，他们又被地方土著居民和官府所仇恨敌视，随着山区水土流失的日益严重，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背景下，进入山区的棚民生存环境也日益恶劣，以致于当时的棚民哀叹说：“某骡子，实则骡亦不逮矣！”

在这种生活得比骡子还辛苦的沉重生活压力下，于是，嘉庆元年（1796），在棚民聚集、生态环境日益恶劣的湖北枝江、宜都等山区，白莲教起义率先爆发，并很快就蔓延到了整个秦岭巴山地区，清廷最终经过九年混战，“竭宇内之兵力而后定之”，尽管白莲教起义平定，但清廷却元气大伤，开始步入乱世末日。

而从某种逻辑上，玉米的传播，也与清朝的人口大爆炸、山区生态环境恶化以及白莲教起义，有着间接的关系。

▲图源：摄图网

白莲教起义被镇压后，鸦片战争的爆发，则使得玉米进一步扩散传播。

1840年，英国正式对清朝发起鸦片战争，清朝在屈辱中被迫卷入全球化，而随着洋布等各种进口商品的冲击，中国传统的手工业者开始大量破产；在土地兼并、生态恶化的背景下，农民的生存环境也日益恶劣。

另外，在玉米、番薯等农作物促进清朝人口大爆炸、山区开垦、破坏森林、水土流失的长期积累影响下，到了晚清民国时期，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中国的水旱蝗灾也开始愈演愈烈，到了道光皇帝时期，清朝的自然灾害到达了高峰，这种生态环境恶化，甚至流毒影响到了民国时代，在从1912年民国建立到抗战爆发的1937年间，短短25年间，中国爆发重特大水旱蝗灾竟达77次之多，并引发了多次大饥荒。

在全球化的商品冲击以及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冲击下，晚清民国时期的农民贫困化也日益严重，于是，不仅仅是在山区，即使是在平原地区，尽管粮食种植结构仍然以水稻、小麦为主，但普遍将稻米和小麦用来交租缴税的农民，却吃不起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了，例如在民国时期的山东黄县，由于玉米相对小麦等作物便宜很多，以致当地农民普遍以玉米为主食：

“食粮之属以麦与谷为主要品，其更贱者则为高粱，近二三十年来多种玉蜀黍者俗呼曰包米，遂皆以包米为片片，谷制者少矣，盖黄境全恃三省之粮，东三省产包米，其价较谷为俭，农家乃自种之，食之颇甘，微不耐饥，故包谷日多，而谷日少，并高粱亦鲜食者矣。”

随着晚清民国时期农民贫困的日益加剧，玉米也在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开始广为种植，为了活下去，农民不得不放弃了相对精细的稻米和白面，改而吃起了相对粗糙的玉米和番薯，因为玉米和番薯这两种作物相对更高产、更便宜，农民相对还吃得起。

对此，民国时人徐坷在1924年分析说，“南人食稻，北人食麦，夫人而知之，然皆就中人以上之家言之。篓人之常食品，南为薯芋，北为玉蜀黍，南之佐以豆，北之佐以黍、翟者，则仅见。”

▲玉米在晚清民国时期，成为北方贫困农民的重要主粮。图源：网络

由于晚清民国时期农民普遍贫困，因此到了民国时期，山东很多地方的农民都是以玉米、高粱、番薯等为主食，而不是传说中的小麦，民国山东的《清平县志》也记载说:

“食品，以麦为尚，惟富民食之：中产以下所食惟玉米，高粮（粱）等，而间以薯芋。”

民国时期河北《清苑县志料》也记载道：“乡民常食以高粱、小米、玉蜀黍为多，向不食用麦粉，即食之均在旧历年节或麦秋时偶用数日，过此以后仍食杂粮，高年人亦有食麦粉者，半皆小康之家，劳农人家自以粗粮为便也”。

而在河南，民国时期的《洛阳县志略》也这样写道：“贫者多食小米、玉蜀黍、甘薯、豆类等杂粮，而佐以园蔬及野菜之类”。

在晚清民国时期农民普遍贫困化的影响下，于是，玉米的种植继续迎来了高潮，甚至在传统上号为富庶之地的安徽、浙江等省的山地地区也“多种之”，例如在浙江遂安县“玉蜀黍……几为全邑半年之粮”。

▲上世纪30年代，在玉米地劳作的中国农民。图源：网络

也就是在这时期，玉米最终在黄河中下游也广泛种植开来，并突破长城，进入到了长城以北的内蒙和东北地区。于是，到了民国时期，中国以水稻、小麦、玉米、高粱、谷子、番薯和马铃薯等为主要粮食作物的种植结构最终逐渐定型，而历经四百多年传播，玉米、番薯、马铃薯等美洲作物最终也在中国扎根下来，成为中国人餐桌上的重要主粮之一，并助力了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而在品味历史的同时，我们作为祖先艰苦谋生的留存后裔，又怎能不感谢玉米的功勋和上天的眷顾？

参考文献：

曹玲：《美洲粮食作物的传入传播及其影响研究》，南京农业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

韩茂莉：《近五百年来玉米在中国境内的传播》，《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春之卷

王双怀：《明代从海外引入华南的粮食作物》，《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

金麾：《清代森林变迁史研究》，北京林业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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