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0月，八路军129师所属太岳军区部队，在山西省临汾东北韩略村伏击日本华北方面军“战地观战团”，此战我军伤亡50余人，毙敌120余人。
更为难得的是，这一仗击毙的多为日军士官以上的军官，还包括一名少将旅团长。
事实上这一仗之所以大获全胜，不仅仅在于陈赓、王近山的指挥得当，还在于情报准确，当时太岳军区在临汾设有一个地下情报站，及时的传递出情报，为这一仗的胜利奠定了先手优势。
当时，这个临汾情报站，是陈赓亲自指挥安插在敌人内部的，并安排了从事情报工作经验丰富的朱向离任情报站党支部书记。
朱向离不负众望，一直潜伏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然而临汾情报站却一直延续下来，哪怕是后来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这个情报站仍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朱向离是山西平遥人，父亲朱存正不仅是前清秀才，还参加过同盟会，得益于革命家庭的引导，从大革命时期，朱向离开始向往革命。
1930年夏，朱向离考入成成中学，当时成成中学的领导权是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抗日爱国运动十分活跃。在这样一种氛围下，朱向离思想日益进步。
1933年，朱向离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还被派到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工作。
朱向离在平遥老家发展党组织时，曾不慎被捕入狱，在狱中经历了酷刑折磨，当时敌人认定他身体瘦弱，文质彬彬，肯定经不起酷刑，但朱向离硬生生的扛了过来，没有泄露党组织机密。
1936年12月，朱向离经营救出狱，抗战爆发后，被安排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十六团任教育干事。
朱向离因有过被捕的经历，在到了16团工作后，即申请重新入党，后来奉令在祁县、太谷一带从事情报工作。
1940年百团大战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考虑到情报工作的需要，陈赓将朱向离派往临汾的伪“大汉义军”司令部。
当时，伪“大汉义军”司令部司令陈焕章是我党地下党员，在他的安排下，临汾情报站顺利的搭建起来，陈焕章自任站长，朱向离任党支部书记，负责具体的领导工作。并利用商人的名义，往来敌占区与根据地，伺机传递情报，
陈焕章利用日军第69师团的名义，在临汾开办晋南纺织厂，朱向离即以该厂营业员、营业主任、经理的身份做掩护。有时还与日伪当局称兄道弟，利用宴请不断的套取情报。
在五年多的时间里，临汾情报站传递出了大量的情报，其中包括日伪军的番号、军事计划、扫荡计划等等，甚至还挖出了日、阎勾结反共的阴谋，蒋、阎兵力部署与调动情况，对根据地的斗争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也因为各方面做的都很机密，日伪军始终没察觉出陈焕章、朱向离的真实身份。
1943年夏，朱向离受命返回太岳军区，然后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当时他跟日本人谎称是“回老家看看”。等到整风运动结束后，朱向离在摸清敌人动向后，又悄无声息返回临汾继续潜伏，因为长时间戴军帽，当时朱向离的额头上还留了一道印记。
日伪当局发现不对劲儿，还假模假式上门试探：
“嘻嘻，朱经理额头上的这道印子，像我们这样戴军帽的人才会有的唷。”
朱向离的反应很快，立即回答道：
“是呀，像我这样的人，没有军帽戴，还有草帽戴啊！”
朱向离随机应变，现场编了一大段故事，称老家的母亲抠门，让他大热天到地里去监工，脸就是那时被太阳晒黑的，虽然是编的瞎话，但描述的就和真的一样。
日本人信以为真，后来竟真的没在追究。
有意思的是，韩略村战斗后，日军怀疑内部出了奸细，还兴师动众的对日伪人员进行甄别，结果甄别来甄别去，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日军第69师团师团长清水中将被撤职，敌第一军团参谋长被调职，伪冀寒道(临汾)道尹也被撤职。
整个韩略村战斗，朱向离的情报都很及时，为了探听绝密情报，甚至还派出专人随敌前线指挥部进入根据地，随时观察日伪军动向，送出的情报包括观战团的成员、出发点、到前线的出发时间、行军路线等详情。
党中央、太岳区党委在了解情况后，还特别致电表扬了朱向离和临汾情报站。
二之前我们聊过，韩略村战斗结束后，日伪军在内部展开了极为残酷的甄别。
鉴于当时临汾城内气氛十分紧张，陈赓考虑到朱向离一家的安全，也决定将他的两个孩子撤出来。
一直到许多年以后，朱向离的女儿朱烨丽还记得，当年在火车站分别是，父亲握紧了她的手嘱咐：
“不要害怕，放心回‘老家’去吧，那儿有亲人会照顾你们的。”
朱烨丽也没有想到，父亲朱向离口中的亲人指的就是陈赓司令员。
在太岳军区驻地杞氏，朱烨丽姐弟一住就是几年，为了保护朱向离的安全，太岳军区组织上为姐弟两人改了名字，还严格嘱咐两人不要随便透露身份。
1944年5月，太岳军区决定将军区几个孩子都送到延安去，朱烨丽姐弟也在其中，当时同行的还有军区几个领导人的子女，走了两个月才到延安，之后姐弟两人被安排到十八集团军抗属子弟小学读书。
尽管一开始很陌生，但很快大家都打成一片，因为抗属子弟小学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前线八路军指战员的子女，有的还是烈属的子女，如秦邦宪、叶挺、宣侠父等子女。
一个周六下午，一个年轻的八路军来到抗属子弟学校，来接朱烨丽姐弟，并告诉他们：
“是你们的陈赓伯伯让我来接你们的。”
陈赓，对朱烨丽而言，这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朱烨丽姐弟到太岳军区的时候，恰好碰上陈赓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
陈赓在听说他们姐弟来延安后，顿时高兴起来，并派人马上把他们接来家里住，据朱烨丽回忆，当时陈赓夫妇住在中央党校宿舍，住宿条件很简陋，窑洞可容纳2-3人居住，里面的陈设很简单，只有几条板凳，就连床也是用一块硬木板搭起来的。
一见他们姐弟，陈赓夫妇都很高兴，上前嘘寒问暖，问他们的生活学习情况。
朱烨丽姐弟喊陈赓是：“胡子伯伯。”
不料陈赓一听，笑着摇摇头：
“叫胡子爸爸！以后，这儿就是你们的家，我和傅涯就是你们的爸爸妈妈。星期天就回家来住。”
之后的一段日子，每到星期六，陈赓便派人把他们姐弟接来一起住。
朱烨丽记得，窑洞并不是很大，屋子里的床板也根本挤不上四个人睡，床上只有一条旧军被，每当这时，陈赓便把窑洞里的板凳椅子搭起来，让大家一起横着睡。
虽然那时条件很艰苦，但朱烨丽却觉得很幸福，陈赓夫妇对他们的关怀，让他们觉得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
从1938年，朱向离到抗日一线，便和妻子失去了联系，朱烨丽姐弟多年都没有家庭的感觉，而陈赓夫妇的举动，也让他们感觉十分亲切温暖。
陈赓夫妇始终待朱烨丽姐弟如亲生子女一般招呼，后来更是对外宣称，他们姐弟就是他的干儿子、干女儿。
一直到后来抗战胜利后，解放战争爆发，陈赓要飞奔前线，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他们两个，还把他们叫到身边，叮嘱他们要好好学习，并给他们买了铅笔、本子、白纸，并嘱咐他们有事可以去找李克农。
三1947年，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抗属子弟学校的孩子们被转移到了晋冀鲁豫军区，陈赓也因此失去了同他们的联系。
到后来，陈赓见到朱向离，还满怀遗憾的对他说：
“对不起你，两个小孩没有打听到。”
朱向离也很记挂着两个孩子，只是后来终究成了遗憾。
1950年2月5日，已经担任60军178师政治部主任的朱向离奉调到北京，准备担任驻外武官，结果途径龙潭寺镇时，遭到当地国民党残余势力以及土匪的围攻。
朱向离当时考虑到周围只有少数是是反动分子，绝大多数是群众，因此下令警卫不准开枪还击，然而由于土匪人多势众，朱向离一行人寡不敌众，被土匪抓住杀害。
朱向离遇难时，时年38岁。
据说当找到朱向离的遗体时，发现他身上所受枪伤多达24处，遗体更是受到残酷的对待。
朱向离的牺牲，也促使中央下定了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规模的剿匪。
1951年，陈赓从朝鲜战场回来，便把已经长大成人的朱烨丽姐弟接到身边，朱烨丽记得很清楚，当时在北京饭店，陈赓伯伯对他们说：
“你已先后失去了两个亲人。你是烈士的后代，更懂得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是成千上万烈士的鲜血换来的，要好好珍惜呀！”
之所以说是两个亲人，是因为朱烨丽姐弟的姑姑、朱向离的妹妹朱坚（朱淑荣）在1942年五一大扫荡时被敌人俘虏，不屈杀害，牺牲时只有24岁。
朱烨丽当时已经结婚，并生了个孩子，因为丈夫随部队入朝参战，家里无人照料，更兼早年生活艰苦，营养不良，朱烨丽生了孩子后，连奶水也没有。
陈赓不知道从哪儿听说消息后，派人把朱烨丽接到了三兵团留守处，还专门送去了从朝鲜战场缴获的两大罐美国奶粉。
朱烨丽知道陈赓伯伯的身体也不是很好，腿上的旧伤又复发了，还这么牵挂自己，心里也很动容。
1952年，陈赓奉令回国筹建哈军工，急需人才，因此把朱烨丽调到哈军工，专门搞技术工作。
朱烨丽底子比较薄，搞技术工作很吃力，她想着还是去干行政工作，后来陈赓听说此事后，还专门把她叫到办公室批评。
“你说我是不是你们的爸爸！”
“是啊，我们从小就叫您胡子爸爸。”
朱烨丽讶异地回答道。
“那爸爸的话你听不听！”
“听！”
“那好，你立即到分配的技术部门报到。孩子，现在社会主义建设迫切需要技术人才，你千万不能有愧于烈士子弟的称号啊！”
朱烨丽还是很犹豫，反复说明自己不通技术工作，为此陈赓耐心的劝说她：
“技术性工作很重要啊，越不懂就越要学呀！你要服从革命需要，要刻苦虚心地学习，尽快精通业务。”
朱烨丽体会到了陈赓伯伯的良苦用心，服从安排到了技术部门，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后来还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在经济计划系学习。
一直到晚年，朱烨丽仍然对陈赓十分感激：
“一个千军万马指挥若定令人尊敬的卓越军事家，一个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将帅和人民军队的高级指挥员，对自己曾经领导过的下级普通情报工作人员和他的子女如此的关心，倾注着这样深切的革命之情，这是多么崇高的品德和精神境界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