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是我军著名的高级将领之一，长期以来，关于他的争议很多，一方面是关于他能力的争议，另一方面则是关于一些历史事实的争议，比如陈林冲突的前因后果等等。

先说陈光的军事能力。

在一些文章中，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作者对陈光军事能力的质疑，这些质疑集中在以下这3件事：

1、1938年的陆房突围中，陈光因判断失误，所率部队差点全军覆没；

2、47年1月的焦家岭之战，此战6纵因情报失误导致攻坚不利，陈光因此受到了野司的批评，不久后被洪学智换下；

3、一下江南期间，陈光担任司令员的6纵冻伤多达3000多人，而“陈光不顾六纵冻伤3000多人，仍然坚持按照原作战方案作战”；

但实际上，陆房突围并非败仗，而是一场值得称道的大胜仗，陈光在此战中贡献很大，堪称挽狂澜于既倒。

当时5000多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侵入我泰西根据地，将我山东部队共3000多人包围。陈光于是决定率部向西南方向突围。

当时充当突围先锋的，是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六支队，到5月10日，第六支队顺利过河，完成突围。

然而第六支队渡河之后却没有及时把自己的情况和敌人的兵力部署汇报给师部，导致主力部队未能第一时间抓住战机，趁机全力跟进突围，战场上时间就是生命，因为行动稍缓，主力部队遭遇了日军。

在这种情况下，陈光当机立断决定掉头向北。因为西南方向多是平原，如果在这里和大股日军作战，于我军不利。而向北则是山地，利于我军发挥。

在不明白西南方向具体敌情的情况下，这是一个谨慎持重的判断，不必过分指摘，真正的问题还在六支队没有及时汇报敌情，如果知道西南方向敌人薄弱，陈光是断然不会北返的。

陈光没有想到的是，日军已经估计到了我军回走山地，当我军转移到陆房村时，便陷入了日军的包围。

陈光之所以北返，就是估计到在山地作战我军更为有利，从后来的事实看，情况也确实是这样。陈光下令部队在陆房东北的凤凰山构筑阵地，并连续打退日军的9次冲锋，期间一股敌人几乎冲入陆房村，打到了陈光的指挥部。然而陈光指挥特务营果断反击，最终打退了这股日军。

夜色降临后，日军由于不擅长夜战停止了进攻，陈光于是决定率部偷偷突围，而且这次突围也是非常成功的，所损失的只是一些辎重、骡马之类。

此战中日军伤亡共计1200人，其中包括50多名军官，而我方实际伤亡360人。战后，蒋介石给朱德、彭德怀打电报，表示“殊堪嘉慰”，并奖励3万多元，这标志我军在山东的合法地位已成既定事实。

说此战危险则可，毕竟我军3000多主力被包围，但说此战是败仗，则完全不知从何说起。

另外还有文章说，焦家岭战斗中，6纵未能将被围敌军全部歼灭，属于作战不利；一下江南时，陈光因考虑不周导致部队大量冻伤，然而陈光还坚持要按照原计划作战。

事实上，焦家岭战斗和一下江南并不一定就是陈光指挥的。

47年1月8日15时，四野首长给6纵发电，要求6纵全歼焦家岭之敌，所使用的抬头是“杨、刘”，既杨国夫、刘其人，当时为6纵的副司令员和副政委。6纵给野司的回电，抬头用的也是“杨、刘”，并不见陈光的名字。

在1月8日之后，野司给6纵的电报再也没有出现过陈光的名字，由此可知，陈光在1月8日之前，实际上就已经不再承担指挥6纵的职责了。

由此来看，一下江南冻伤3000多人和陈光并无关系。据《第四十三军军史》记载：1月20日，第6纵队奉命转移，于24日到达指定地点。“行军途中，因其后严寒，气温降至摄食零下40°，部队缺乏防冻常识，致冻伤3000余人。”

6纵冻伤发生在1月20日到24日期间，而陈光在1月8日前就已经不指挥6纵了，这件事怎么也不能归咎于他。

综上所述，无论陆房突围、焦家岭战役还是一下江南，都非陈光指挥失误。

至于著名的“电台事件”，一般被认为是陈林冲突的开始，然而有资料表示，提出调用陈光电台的并非四野首长，而是彭真和罗荣桓。

45年12月4日，彭真、罗荣桓向四野首长致电提出：“你们电台忙不过来，可将陈光电台调你处工作。陈光可用二师电台。如何？请你决定。”

也有文章质疑，既然总部电台不够用，为何还能多次向陈光要电台，还直接发电报指责陈光。况且当时四野首长和各部队之间都存在联络不畅的问题，四野首长命令陈光于11月28日率领二师主力到大虎山集结的命令，都不是直接发给陈光的，而是通过彭真、罗荣桓转告陈光的。

到12月4日，彭、罗感到四野首长通讯不便，于是提出调用陈光电台。毋庸讳言的是，直到月底，陈光都没有上交电台，而黄克诚在得知总部缺电台后，在12月5日便抽调了一个骑兵排护送这一个建制的电台人员和器材到了总部。

二者相比，黄克诚的大局观显然更强，而陈光也确实在此事上犯了错误，纵使四野首长因此批评他，也属于有感而发，不能完全视为个人恩怨，挟私报复。

陈光在军事指挥上是有才能的，但他的缺陷也很明显，即受教育不多，性格急躁固执，还常常难免于骄傲。

红军时期，陈光先后和几位同志搭档，时常发生争论，关系难说融洽，尤其他和彭雪枫的政治，在王平将军和张震将军的回忆录中都有记载。

后来在115师和山东期间，陈光和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山东军区政委黎玉的关系也颇为紧张，时常发生争执乃至吵架，罗荣桓虽然有心居中调停，但很难起到作用，陈光有时候脾气上来，也不看罗荣桓的面子。这让大家都感到陈光不是一个善于团结同志的人，更进一步说，就是难以胜任更大的职责。

1941年，负责统一指挥山东部队（115师、山东纵队）的徐向前奉调回延安，山东部队的指挥权再次陷入分散，虽然中央命令115师指挥山东纵队，但实际上他们由于作战区域不同等原因，实际上并未统一。陈光、朱瑞和黎玉三人也因此常常在作战指导上发生争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央希望能尽快选出一个主要领导，然而在推荐人选的时候，朱瑞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明白写道：“陈光在115师威信不高”，他更看好罗荣桓。罗荣桓出于自谦，不可能自己推自己，所以他推举的是朱瑞；而陈光推荐的则是罗荣桓。

这样的结果对于陈光来说，多少是有些尴尬的，三票里他一票也没有。

解放战争末期到了广东，陈光不合于众的情况更加严重，最终酿成了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