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掌握着中共最高领导权的王明为了加强党组织的凝聚力、维护党内团结，决定效仿苏联开展一场大规模“整肃”运动，旨在打击“右派”、“托派”以及投机分子。很快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纷纷开始响应王明的号召，大搞政治斗争，结果酿造一系列冤假错案，给革命队伍造成了极为重大的损失。这其中，鄂豫皖苏区的情况最为严重，时任鄂豫皖省委委员的戴季英借着“整肃”的名头大肆排除异己、迫害同志，犯下了累累罪行！

戴季英20岁参加革命，曾支援过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1927年下旬，他奉中共中央命令，连同郑位三同志等人一起，组织了著名的黄麻暴动，自此在华中点燃了革命的星火，开启了人民武装伟大的斗争史。1928年，戴季英出任红军某团政治委员，1931年又被提拔为师政治委员，同时兼任刚刚成立的鄂豫皖省委委员。同年下旬，他奉命主导了“整肃”运动，并犯下了一连串的错误，事后中共中央严厉批评了他，并勒令他立即做出检讨。

1934年，戴季英跟随红二十五先行长征，抵达延安之后他改任陕甘省委常委、兼任保卫局长。次年，戴季英又在博古的授意下，在陕北苏区搞起了“整肃”，差点错杀了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革命志士，好在毛主席及时派人制止了他，这才避免了悲剧发生。

抗战爆发后，戴季英被委派到新四军任职，曾与高敬亭同志一起并肩战斗，数次重创日伪军，取得了不俗的战果。1943年，他被党中央召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抗战结束后，他转往中央军区担任副政委，与李先念将军携手抗敌。

1946年，戴季英参加了著名的中原突围，他亲率一支两千余人的部队，一路突破敌人重重封锁，最终安全抵达鄂西北，并顺势开辟了鄂西北革命根据地。1949年上旬，四野奉命进攻盘踞在河南的国民党军，戴季英立即予以配合，协助四野接连解放了新乡、开封等地，建国后，他被委任为开封市委书记，兼任开封警备区政委。

但谁料戴季英“贪心不足”，竟觉得市委书记这个官太小，自己好歹也是革命元老、沙场宿将，只当一个小小的市委书记实在有些“大材小用”；而且曾经和自己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们现在各个都是兵团司令、省委书记等等，这让他愈发心理不平衡，觉得自己被“轻视”了，于是他便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先是细数了自己的“功绩”和能力，紧接着话锋一转，直言不讳的表示自己想要当河南省委书记。

毛主席还是第一次碰见有人伸手“要官”，不由得大发雷霆，拍着桌子怒斥戴季英无组织无纪律。随后，党中央给予了戴季英一次警告处分，希望他能端正态度，认真、积极地为人民服役，不要再横生事端。

可谁料戴季英受到处分之后，非但没有认真反省，反而生出了怨恨心理，他觉得党组织“不理解”自己，故意“怠慢”自己，为了发泄内心的不满，他便开始消极怠政，故意推诿上级下达的任务。有一次，他受邀参加河南省委工作会议，会上他因为一些小事竟公然和省委的领导“唱对台戏”，甚至当众说出许多不堪入目的粗鄙话语，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会后，省委组织部、纪委分别派人和他谈话，希望他做出检讨，主动向省委道歉。然而戴季英为了推卸责任，竟开始卖弄“老资格”，反过来数落组织部、纪委的同志。河南省委最终忍无可忍，于是便将相关情况汇报给党中央，请毛主席介入处理。主席在与周总理商议之后，决定开除戴季英的党籍和公职，以儆效尤。

此后数十年间，戴季英一直赋闲在家，过着郁闷的生活，一直到1982年，他的党籍才被恢复，中组部考虑到他过去确实为革命做出了不少贡献，因此破格批准他享受副省级干部待遇，当年下旬，他搬进了河南省委大院居住，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晚年的他早已对过往的政治风波释怀，不再执着于一些细枝末节，他转而将所有精力放在读书、学习上，用知识充盈精神世界，1997年，这位饱受争议的同志不幸病逝，时年九十二岁，他的骨灰被安葬于郑州某革命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