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丁坳轶事拾零——插队第一天

插队第一天

这是当年的丁坳知青点小屋（现已无存），拍摄于1976年秋。依门站立者为笔者，坐者为齐业水。

这是当年的丁坳知青点小屋（现已无存），拍摄于1976年秋。左边穿黑背心者为笔者，右边为杨伟明。

1975年4月30日下午，马鞍山市商业局职工子女下放市郊的知青们在市人民会堂前，拿着行李被褥分别爬上上开往市郊各个公社的帆布篷卡车。在这之前一天，商业局“五.七”小组（办理知青安插事宜的机构组织）在商业局会议室（会议室位于湖滨商场三楼）已召开了下放知青欢送会，会上，为每位下放知青发放了一本《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和一顶草帽，草帽上，喷印着一颗大红五角星，红五星两边分别喷印着“广阔天地”和“大有作为”几个红色大字，非常醒目（关于这顶草帽，后面还有一个故事，此处暂不叙）。我的父、母亲那时分别是医药公司和解放路商场职工，这两个单位那时都隶属于商业局，我是随母亲单位办理下放手续的。顺便说一下，我的名字在1969年12月小学毕业升初中以前，名字是谷和平，升初中填表时，我自作主张将名字改成谷业海，但户口本一直到1975年4月到派出所办理迁户口时都没有改，那时的户籍管理比较松，说明情况后，户口迁移派出所也就给办了。当时，马鞍山市的知青安插地都在安徽省内，分别为省内建设兵团、全椒、和县、含山、固镇和市郊等地。我当时被商业局“五.七”小组分配安插在市郊园林场二区二队（后和霍里公社合并，即后来的霍里公社张庄大队丁坳生产队）。那天，我也随着人群爬上开往园林场的卡车，记得母亲和母亲的同事小万（小万和我是同龄人，比我大一两岁）及同学黄兴华也随车把我送到下放的知青点，虽然下放地园林场离市区只有二十余里地，但当卡车发动的一刹那，我的鼻子莫名一酸，眼泪差点出来了。所以后来看到那些欢送知青下放题材的电影、电视时的依依不舍，流泪告别的场景，我都会感同身受。

卡车开了半小时左右就到了园林场场部，园林场场部离霍里镇很近，走到霍里镇七八、十分钟的时间也就到了。那时园林场有五个区（大队），每个区有六个生产队。75年商业局那批下放到园林场的知青大约四五十人到六十人左右，我和杨伟明被分配安插在二区二队。此时各个区及小队的迎接人员早已等候在那里，迎接我和杨伟明的是老队长丁瑞华。园林场场部位于二区五队一个高高的土山头上，在园林场场部前，园林场革命委员会和“五.七”小组召开了简短的欢迎会，会上还为每位知青发放了木板床和床架、扁担、秧栏（扁平的敞口竹筐）铁锹、镰刀等生活和务农用具。欢迎会过后，各区生产队迎接人员将分配安插的知青接到知青点。丁坳（二区二队）离场部大约走10分钟左右就到了，老队长将发放给我和杨伟明的木板床和床架挑着，我和杨伟明拿着被褥行李，母亲、小万和黄兴华同学以及杨伟明的送行的一行人员跟随着老队长，一路说着，走着，不一会儿就到了丁坳知青点。

此时先于我们一年下放的齐业水等老知青已在知青点大灶前忙乎着做晚饭。我赶忙将父亲为我腌制的两刀腊肉拿出一刀，让其切下一段放在饭锅上蒸。在我和杨伟明来之前，二区二队知青点有四位知青：唐金贵、张建设、齐业水和孙建华。我们知青点的房子共有四大间，进大门一间不怎么整齐地摆放着八张长条矮桌凳，桌凳旁边的墙上是一个大批判宣传栏，上边贴着用稿纸写的批判稿件（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都是为了应付上级单位检查，队长布置知青不用上工，突击完成的），这一间也是生产队的农民扫盲夜校；进大门右边两间就是我们知青的寝室，一堵墙一个门与外间隔开；进大门左边是烧饭的灶间，灶间很宽敞，里面的灶口旁边凌乱地摆放着烧火的柴火草，灶台前墙角放着一口大水缸，灶间靠里面的墙角摆放着两只粪桶。母亲和送行的一众人帮着把我和杨伟明的木板床摆放好后就离开了知青点、赶回园林场场部，搭乘来时的卡车回市区了。当晚老队长在知青点和我们一起吃了晚饭，晚饭间，我将母亲为我买的数十只蛋糕分发给大家吃了，要知道那时一般人是舍不得花钱买蛋糕吃的，蛋糕在那时算是高档食品了。

吃过晚饭，老知青唐金贵说带我们到三区的某个知青点串串门，唐金贵那时在老市区很有名，是老市区的“老大”，在园林场知青中也很有号召力。夜幕降临后，我们知青小组的六人将门锁好就出发了，到了哪个知青小组及具体细节都已无印象了，但让我至今不能忘怀的是回来时的情景：在三区一个村庄外，他们，确切地说应该是我们，将一块很大的韭菜地上的韭菜用铅笔刀割下，装了满满的一个面口袋（这个面口袋可以装40斤面粉）。后来才知道，知青偷菜都是偷离本队较远地方的菜。

1975年4月30日，这就是我插队下乡的第一天！虽然过去了近五十年，仍记忆犹新，恍若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