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卢西亚诺·卡诺瓦 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科学普及者
什么是“看不见的大象”？
“黑天鹅”比喻小概率而影响巨大的事件，学名叫“肥尾效应”；“灰犀牛”则比喻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而“看不见的大象”指那些在人类生活中显而易见却又常被忽视的问题。尽管问题（危机）已经存在，却没人说出来，就是不作为，学名叫“集体无意识”。
当前，我们需要正视“看不见的大象”，培养长远思维，方能建立起对危机的防火墙，找到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平衡点。而“耐心资本”所倡导的长期投资理念，正是建立在长远思维之上，它要求我们从长远角度思考未来的投资。
那么，我们应如何培养长远思维，做出正确决策，以驯服“看不见的大象”呢？
学会以非二元方式解读世界
世界是复杂的，每一个事件、事物背后都有一个复杂系统。所谓复杂系统，有三个要素：元素、元素的相互关系以及目标。如果我们仅仅从数学的或常规二元方式的角度看待系统，可能会犯一个错误：脱离花朵整体，只是看待单独的花瓣。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讲述了一只大象来到一个印度的村庄。在那个村庄里住着一些盲人智者，他们并不认识大象。由于每个人只能摸到大象的一部分，他们对大象的认识就被局限在自己所接触到的那部分。因此，大象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把扇子、一把矛、一条蛇、一面墙，或者是一根柱子，这完全取决于他们所触摸到的是大象的耳朵、象牙、尾巴、身体还是一条腿。
这是个很好的隐喻故事，解释了系统思维或心理学中的格式塔概念，即整体总是大于部分之和。而事实是，如果你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会很难理解元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线性数学非常简单，就像通过故事将两个遥远的地点连接起来一样。然而，问题在于，生活中一个事件或一个过程通常不是线性的。只有了解其中的非线性特征，我们才能真正揭示其因果关系；只有意识到非线性，我们才能打破舒适圈，实现飞跃。换言之，通过非二元的视角，我们才能解构其不确定性，建立结构性的认知，从而理解世界的复杂性。只有通过这种非二元的方式，我们才能建立长远思维，构建长远眼光。
学会用更有远见的思维预测未来
人类的大脑结构是由短期思维方式塑造出来的。在狩猎采集型社会中，穴居人最关心的根本问题就是找到食物果腹以活到第二天。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长远的打算，只能专注于当下的生存需求。即使数百万年过去，我们仍然受到这种原始本能的影响。我们对眼前的事物能够敏锐地作出反应，但是对于那些看起来遥不可及的、未来的事情，我们就很难有所行动。比如，我们很难拒绝高热量的奶油甜品，因为我们无法预见吃下去会导致体重增加，也看不到我们第二天早上需要做更多的运动来消耗多余的脂肪。为什么很多人都不愿意存钱？因为他们只看到了手头的钱，而没有看到为了更美好的未来而存下哪怕一点点钱的好处。
我们的大脑更容易立马察觉眼前的利益，而忽视远方的利益。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每天要面对的选择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场面变得越发混乱。我们要利用一切可用的空间来进行长远的预测，而不只是处于冲动满足当下的需求。然而，预测未来需要训练。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奖励替代”进行训练，即奖励自己去完成不想做的事情；我们也可以通过专业培训来培养长远思维；此外，通过对比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让我们在享受眼前利益的同时更清晰地认识到长远利益的重要性。
学会修正认知偏差而非淡化
认知心理学奠基人之一、以色列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认为：“人们常认为偶然性是一种自动修正的机制，它会让一个方向上的偏差引起另一个方向上的偏差，从而达到平衡。但实际上，偏差并不会像随机变化那样被 ‘修正’，而只会被淡化。”修正何其重要，淡化何其悲惨。我们没有在修正，而只是在淡化，所以我们还是在经常犯错误。认知陷阱阻碍了我们做出正确决策，面对不确定时，即使是再专业的人也会犯错误。如何避免犯错，做出正确而长期的决定？
首先是避免小数定律。小数定律是人们把从大样本中得到的结论错误地移植到小样本中的倾向。比如，人们知道掷硬币的概率是两面各50% ，因此在连续掷出5个正面之后就倾向于判断下一次出现反面的几率较大。将观念从大环境转移到小环境中，我们发现这是一个更大的世界，但在小环境中，我们往往感觉囿于“泥潭”之中。
其次是避免可得性启发。可得性启发指判别者根据一个事件容易回忆的程度来评估该事件的发生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的判断，也是我们经常犯错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常常希望从已有的认知角度出发，而不是从“不可得性启发”的角度考虑。这会导致我们永远停留在淡化，而无法进行认知修正。
接下来是避免锚定启发。当我们面对一些不确定的估算类问题时，我们的答案会受到与之相关的信息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的，而且有时候会被一些与问题无关的数字所左右。我们很难摆脱它们，它们甚至会影响推断。
最后是避免过度自信偏差。过度自信与锚定不同，它是一种行动偏差，反映人类在做一些能带来积极影响或结果的事情时的自然倾向。这些事情能给个人带来更高的效用或满足感，以及更强的外部认同感。这种自然倾向可能会让决策者在考虑某个选择的直接影响时，更重视其潜在的好处，从而忽视了决策的一切负面影响。当潜在的问题和不利因素被忽略时，决策者可能会表现出乐观的偏差。在丹尼尔·卡尼曼看来，过度自信是影响决策最严重的偏差。
学会摒弃无用性感知
我们如何才能克服无用感的困扰，培养一种自发形成的社群意识和对人类的归属感？有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就是所谓的 “理性的我们”。
“理性的我们”一词最早是由哲学家马丁·霍利斯（Martin Hollis）提出，它旨在建立一种超越单纯功利主义的理性概念，有效地把互惠性和关系性纳入行为分析。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范式的转变，即从功利主义的后果论 “这个行为对我有好处”，变成 “这是我参与的集体行为，对我们有好处”。
“理性的我们”概念框架的构建基于两种横向方法，它们能帮助我们解决上述疑问。一方面，“思考的我们”（we thinking）概念强调，在囚徒困境中，人们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几乎会本能地感受到可能的合作所带来的结果（回报），也就是集体利益的优势和好处。另一方面，理性的“思考的我们”在决策问题的分析中引入了互惠的概念，也就是说，团队推理（team reasoning）只有在群体中的每个人都相信其他成员也会采取合作行动时才能起作用。简单来说，当人们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单个个体的总和来行动时，有一种理性的保证，这是一种“相信群体观点的公共理性”。
通过“理性的我们”，达到一种互惠，让参与方知道彼此的利益和优势所在，加强在集体或团体中的存在感，促进一种共同意志的形成。这种共同意志的形成是培养长远思维所必须的。短期的彼此利益只能成就一种“小我”，长期的彼此利益才能成就一种“大我”。
学会发现“房间里的大象”
大象块头很大，但你却看不见！当本质难以用肉眼看见时，我们的大脑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一切都取决于如何理解一个词——理性。理性是什么？什么样的行为才能算是“理性”的？
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说过：“心有其理，理不可知。”佛陀渴望成为驯象人，遂用钢钩钩住大象的嘴巴，将其驯服，正如智者控制自己的激情一样。
丹尼尔·卡尼曼将我们做决策时的思维方式分为“系统1”和“系统2”，前者是更加自发和本能的选择，如面对危险时逃跑，后者是需要我们的认知能力参与作出选择。在情绪与认知之间做出选择，不是一个简单的化学或数学问题。
我们做出选择绝大部分是处于自发和本能的反应，只有极少数是程序化（理性）的反应。简单来说，我们先行动，再找理由来合理化我们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房间里明明有一头大象，却很容易被我们忽视。因为它太大了。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我们经常会拖延和沉迷于当下，冲动行事，生活在今天和明天永无休止的张力中。我们会对所谓的精神入侵感到困惑，由于受控选择和本能选择的相互影响，它成了一个在我们大脑中作祟的恶魔。
所以，我们要让理性的思维和冲动的思维共同发挥作用，以帮助我们做出更好、更明智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