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进入动荡变革之中，人类文明走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冲突还是合作？封闭还是交流？相互学习借鉴还是彼此歧视与排斥？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必须回答的世界之问。如何理解文明之间的差异和不同点呢？西方文明冲突论的立论基础就是差异造成矛盾和冲突，而中国自古以来就主张“和而不同”的交往之道。实际上，按照“和而不同”的原则，差异不仅不是消极的因素，反而是积极的能动力量。
因此，中国人一直认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不同文明间通过交流互鉴而互相促进的论断，是中华文化“和而不同”主张的当代延续和发展。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阳光有七种颜色，世界也是多彩的。”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不仅肯定了文明差异的存在，而且也肯定了文明差异存在的积极功能。中国主张的“和而不同”，在给不同文明以平等地位的同时，积极肯定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意义。
莱布尼茨的差异与和谐思想为文明之间平等的交流互鉴提供了论证
不过，中西之间的交往观也不是完全对立的。在西方文化中，也存在与中华文明观相契合的例子，如莱布尼茨就是一个代表，他能够欣赏地理解中华文明，而且在哲学层次上承认文明差异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实际上，当代某些西方人不承认文明差异性的意义，是西方中心论文明观遮蔽了他们的健全思维。如果他们能够从莱布尼茨哲学中汲取智慧的话，也就容易理解中国主张的文明之间“和而不同”的交往原则了。
本文将基于近代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观点，谈谈对不同文明之间如何相处的理解。莱布尼茨对他那个时代传入欧洲的中国哲学思想持比较欣赏的态度，主张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交流的关系，他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也拓展和丰富了其思想。尽管已经过去三百多年的岁月，人类社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但是从莱布尼茨对中国哲学思想的理解出发，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与莱布尼茨的时代相比，整个世界的相互联系和依存更加紧密。在一个信息网络技术日益把世界连接成为一个复杂系统的进程中，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文化差异性的存在价值与积极作用。
莱布尼茨提出了关于事物的“差异律”，即自然中根本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事物，如自然界不可能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在莱布尼茨看来，事物的特异性和多样性是由构成它们的单子的质的差别所塑造的，确切地说是由单子不同等级的知觉程度所造成的。单子在追求无限的过程中，就必然构成无限的差异性。莱布尼茨的观点，给事物的差异、人的个性、文明之间的差别留下了存在论的根据。实际上，每个文明都有其独特的性质，即使同属于欧洲基督教文明，英、法、德、意、俄等各个国家都有相互区别的某些特征，当然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基于起源和地理上的原因，可能小于与亚非国家之间的差异性。
与此同时，莱布尼茨还主张世界在造物主那里就已经是预定和谐的。单子之间尽管无法形成联系，但在造物主的安排中，自然万物是存在连续性的，每一个单子都以自己的方式表现整个世界。他指出：“自然从来不飞跃。”承认人们之间元认知的差异性，实际上也就必须承认不同文明之间认知范畴的差异性；但是，这种差异性是在人类共同实践所决定了的共同性前提上产生的，它并非一定产生冲突，反而有利于促进社会构成的有机性，从而为社会交往提供了必要性基础。文明相互之间有差异，但也存在文明间的共同性，差异存在于连续统一之中。在这里，莱布尼茨也为文明之间平等的交流互鉴提供了论证。
在差异与和谐中促进人类文明发展
在日益复杂化的当代世界，在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发展和国际关系变化不断相互纠缠的今天，文化的差异化也许更适合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交往空间和深度的拓展，必定让全球性问题更加需要差异化。譬如，一方面，世界各国面临不同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不可能整齐划一。美国学者巴尔·扬指出：“区域差别也会导致发展在不同地区有不同形式。往往有人认为全球化和统一性是一回事，然而这一点并非不证自明。当我们关注到世界各地间和人群间的差异时，就知道这显然不对。总的来说，一个国家的成功发展对另一个国家而言不一定是成功。复杂系统的视角意味着系统部分的多样性对于系统迎击挑战的能力而言是重要的。假设人类将在未来面临挑战，那么人类内部的多样性将会极其关键。”另一方面，要解决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问题、环境保护问题、世界安全问题等，就必须采取集体行动，这需要方方面面的合作才能成功，而合作成功的前提是每一个参与方都得到充分尊重，都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自觉参与者，而不是被他者逼迫的。只有大家都愿意参与全球集体行动，才能达到莱布尼茨所说的“预定和谐”的效果。
面对差异，各方都应该放弃文明优越感，实事求是地承认不同文明间的差异，认可对方文明价值观的特殊性现实。唯有如此，才能建立双方能够坦诚交流的前提性条件。我们必须“在一个本质不确定的世界中作出实质性的合理选择”。而在一个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要确保繁荣发展与和平，除了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增进交流沟通、争取合作共赢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任何一方，都不应该有文明上的优越感，更不能把这种优越感转化成为道德上的傲慢，从而对他者采取敌视的态度，而应该通过对话找到和谐共处的路径，通过合作促进各自的繁荣发展。
强调西方文化普世性体现了西方人在自我优越感中不能自拔
在当代，与主张“和而不同”理念的中国人相比，西方人似乎更强调普遍性、一致性。笔者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西方近代以来几百年的强势崛起，使其习惯于自己在文化上的支配性地位；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西方人受其一神教宗教文化的影响——既然只有一个神，那么也只能有一个真理，在国际上只能有一种正确的文化形态和生活理念。正如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前文化参赞梅卓琳所说，中国人“强调中国是不同的、独特的。这让我们感到震惊。我们害怕不同，所以害怕中国。了解文化对争议双方的影响是必要的，最重要的是要给予双方平等的地位”。梅卓琳的评论充分反映了西方文化的基本心理定势。在西方人看来，文明价值应该是普世的，而这种普世性应该就是以西方文化为准，与之不同就等于是另类或怪异的特殊性。
西方最近几百年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另一方面作为强势文化的西方文化更多地是对其他文化进行介入。麦克尼尔指出，“的确，当西方人认为自己的文明天生优越，并且这一信念坚定地占据了他们的心灵，尤其是这一信念常常可以通过坚船利炮来获得强有力的支持时，很多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就变得更加不易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在这种意义上说，他们还不如其18世纪的先辈们那么开通。”作为美国人，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是值得称赞的，但是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仍然沉浸在自我优越感之中不能自拔，他们所焦虑的更多是失去这种优势地位。
中国的当代发展拉开了人类文明崭新形态的序幕
我们提倡尊重文明之间的差异性，但不是否定普遍性，而是认为所有文明的普遍性是从所有特殊性中抽象出来的共同性。因此，我们所讲的“特色”不是囿于自身的特殊性中无法自拔，反而是立足特殊性而追求超越时空的全人类共同的善。
需要指出的是，有可能西方国家所担忧的不是中国特色或特殊性，而是中国迅速发展和崛起的前景，因为这种前景会削弱西方所谓“普遍性”主张的合理性。笔者认为，中国的发展并不会压制其他文明的光彩，反而会给各种文明的发展进步创造条件。这是因为，中国的崛起不会导致另外一种文化霸权的产生，因为中国历史上不是单一神宗教文明，而是具有广泛包容性的尊重差异的文明。中国的文明实践和文化规范都体现了“和而不同”的差异性原则。首先，中国相信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互惠性。所谓互惠性就是每个文明都可以在与其他文明的平等交流中汲取对自己有益的营养，从而丰富发展自己的文明内涵。其次，中国相信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生成性。所谓生成性就是文明的融合可以形成更大范围的文明，如中国古代中原文明与周边文明之间的融合形成中华文明，欧洲不同区域文明在融合中逐渐形成具有自身特性的欧洲文明。最后，中国相信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超越性。所谓超越性就是文明之间的交流塑造了文明发展的跃升。例如，西亚北非等地中海文明长期演化的成果推动了希腊文明的崛起，欧洲近现代文明的崛起则建立在由地中海文明发展而来的基督教文明和古典文明基础之上，其在近代快速地超越性崛起也借助了东方文化的资源。面对差异性、特殊性和多样性，莱布尼茨说的“预定和谐”必须靠上帝的存在来保障；但对于中国文化而言，和谐不是事先预定的，“和而不同”是人们在文明交往过程中合力追求的结果。由此看来，中国的当代发展拉开了人类文明崭新形态的序幕。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