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玉
编辑|子昂
军事占领期间，由于劳动力的逃离，使得农业生产出现混乱状态。
而新的生产方式的建立，单由种植园主和自由民双方协商是无法达成一致的，需要政府采取一定措施恢复南方农业生产发展。
他们试图用与北方类似的劳动关系取代奴隶制度，禁止鞭打，要求雇主支付工资，并对雇主和劳动者施加其他限制。
战争结束前夕，奴隶制大势已去，关于劳动力如何安排的争议也开始面临一个新局面。
自由民局的建立随着近400万奴隶被解放，自由民试图通过自身努力，确立一种新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
然而自由的问题不是仅涉及到刚刚解放的奴隶，而是牵扯到南北双方。
当时并没有明确的指导方案，南北双方也没有达成共识，无法确保自由民从奴隶顺利过渡到自由，从一个以白人统治、黑人被征服的社会过渡到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南方社会新环境。
面对被遗弃的土地、日益增长的难民人口、自由民对土地的渴望以及南方民事当局的崩溃等情形，南方战后的混乱状态迫切需要联邦政府立即采取行动，提供救济、开始重建进程并恢复秩序。
自由民局的设立是南方重建过程中的焦点问题。
对于重获新生的自由民来说，这是保证他们自由权利，获得法律上平等地位的“政府”。但正是因为它的存在，南方白人统治黑人的旧有模式被打乱。
南方白人认为它是非法的存在，希望它被解散，恢复白人占主导地位的州政府。在整个重建过程中，对自由民局的存在都抱有不同的观点。
自由民局成立之初，几乎所有的联邦官员都认可此行为是用非常手段来应对非常危机。
它被设立在陆军部之下，受制于总统权力，承担国会给予它的诸多责任，但是国会没有明确划分自由民局的责任和权力范围，也没有提供足够的资金保障该局的正常运作。
尽管权力受各方掣肘，自由民局的成立为从战争走向和平、从奴役走向自由开辟了新的道路。
国会通过的该局法案制定了一项全面性的救济方案，由其监督和管理“所有被遗弃的土地、以及控制所有来自叛乱州与难民和自由民有关的问题”。
负责“衣物和燃料等的供应为贫困和受苦的难民、自由民及其妻儿提供临时的住所”。
而且，自由民局法案将其存在期限限制在“当前叛乱战争期间及其结束后一年内”。
在战败的南方，除了占领军以外，该局是联邦权力的主要体现和延伸。
此外，在授权该局“划出”被遗弃和被没收的土地，供忠诚的难民和自由民使用的条款中，该法案隐含着政府援助黑人，使其成为独立农民并开始新生活的承诺。
通过该机构，联邦政府承担起新的责任，为难民和自由民提供救济，试图在土地上安置自由民，监督劳动合同的实施和劳资纠纷的裁决，以及建立学校等。
通过自由民局，共和党把它自身对于自由劳动力的想法带到南方，并加以具体实施。
“四十亩地一头骡”说法的出现自由民局的政策实施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战时的经验，当时军方在已平定叛乱的南方各地组织劳工耕作。
南方部分地区的自由民在军队及自由民局的帮助下，还分得了部分土地。
在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附近的岛屿及低地地区，自由民希望得到“四十亩地一头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解放初期的社会环境及当地实施的特殊政策所致。
1861年11月，联邦军队进入皇家港，种植园主被迫弃地而逃。
自此，财政部和自由民援助协会联合实施了“皇家港口实验”，这成为废奴主义者和激进共和党人努力将内战转变为反对奴隶制行动的展示，证明留在被遗弃的海岛种植园上的黑人可以被组织起来，并进行有效的工作。
这种情形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北方的公共舆论，出现了黑人可以不受强迫地工作，可以捍卫自己的自由的观点，同时也出现了一种黑人迟早会拥有自己土地的预期。
1865年，谢尔曼将军为了减少其所属军队在进军过程中吸引的自由民的数量，通过安排给他们土地以摆脱庞大的自由民队伍。
谢尔曼发布了他著名的第十五号特别战地命令，将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到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内陆30英里的海岛和低地地区划出，用于安置自由民。
每个家庭都将获得40英亩土地的“所有权”，还可以从军队借来骡子和马匹在这些土地上工作。
谢尔曼将军的这一命令开启先例，对之后自由民对战后重建的土地和劳动政策的预期目标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十亩地一头骡的承诺被纳入到建立自由民局的法案中，并在此后成为渴望获得自主的自由民以及激进共和党人的口头禅。
到1865年6月，大约有10000个自由民家庭，在谢尔曼的命令及自由民局的协助下，占据了近50万亩土地。
他们种下了庄稼，期望收获，并希望国会能将他们对土地的临时使用权转化为永久性的所有权。
同时，在南方其他地方，自由民局还向自由民出租土地，并提供工具和牲畜。内战的爆发，奴隶的解放，使原先一直被奴隶制压制的种植园主和自由民之间的矛盾爆发。
双方围绕土地展开一系列关于战后农业应如何恢复生产的争论，自由民想得到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但是种植园主并不愿放弃自己的土地，双方各持己见。
联邦军队在其占领土地上成立了一些政府农场，组织自由民生产，并出现了以作物分成作为劳动报酬的工资制尝试。
在更多的南部占领区，在联邦军队及自由民局的调解和敦促之下，开展了各种新式的农业劳作体系实验，其中包括低薪的工资制实验，以缓和种植园主和自由民之间的矛盾。
这些战时行动都可为之后劳动组织方式的确立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也可以说预示了数年后即将到来的分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