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管仲作为卓越的政治家，这是毋庸置疑的！尤其当我们阅读《左传》中有关管仲的言行，就会更加深切地感受这一点。比如管仲的政治品格，就在鲁僖公七年的《左传》中被很好地呈现了出来。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要理解一个人的政治品格，自然是要在事关天下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去认识。而鲁僖公七年的时代背景，特别是这一年齐桓公遇到的历史困境，历史选择，以及管仲在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的见解与进谏，为我们一窥管仲的政治品格提供了很好的历史窗口。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通过观察管仲的政治品格，也能让读者了解到，在管仲的心中，什么才是一个“大国”该有的样子！
1.大国的难处
鲁僖公七年，作为霸主的齐桓公，遇到最大的问题是同盟国的团结问题，甚至是同盟体制崩溃的问题。因为在这年之前的鲁僖公六年，不但诸侯伐郑无功而返，而且还出现了许僖公投降楚武王的恶性事件。作为同盟国中的中坚力量，郑国与许国表现出来的背盟亲楚倾向，甚至投降行为，一定严重打击了同盟国内部的士气，削弱了同盟国的向心力，这样的趋势，甚至会导致同盟体系的瓦解。而这，当然是齐桓公面临的最头疼的大事！
如何制服郑国，弥合分歧，进而恢复盟国对齐国的信任，并让郑国、许国重新回到自己的阵营？当然会有不同的选择。
使用武力，强制压服，一定是首先被想到的选择。所以，在鲁僖公七年的春天伊始，齐桓公不用诸侯之师，即使以齐国一国之力也要对郑国进行军事讨伐。军事手段，虽然简单粗暴，但见效快。从《左传》记载看，郑文公很快就在齐桓公的军事压力面前选择了屈服。但郑文公的屈服是不彻底的，更不是心悦诚服的，因为郑文公只是给齐桓公找了一个说得过去的“替罪羊”，即杀了郑申侯就想糊弄过去。
郑文公杀了郑申侯，把一切罪过都推给了郑申侯，这就给齐桓公出了个难题。因为，献出了“替罪羊”，说明郑文公不愿得罪齐桓公，也表明了重修旧好的姿态。其次，由于郑国已经献出了“替罪羊”，齐桓公就不能继续讨伐郑国，继续讨伐就不太占理了，其他诸侯也会有意见。除此，齐桓公也耽心，真把郑国逼急了，就会跟楚国跑了，而那样，问题就更大了。所以，齐桓公就不得不取消伐郑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外交方式来解决争端。
用外交方式，当然就是“文”的方式。“文”的方式，虽然创伤面小，但操作难度也不小，尤其在在齐桓公丧失了“尊王攘夷”光辉形象的当下，难度就更大了。所以可以看到，齐桓公在郑文公愿意屈服之后，选择了退兵！但退兵是解决不了郑国问题的，因为郑国的问题，实质上是郑文公对齐国霸权的忠诚问题，是离心离德的问题。
故而，齐桓公为了彻底解决郑国问题，决定在鲁国的甯母这个地方召开国际会议。这次会议，在《春秋》记载上，是当作了一次盟会，而且时间进入到了秋天，这说明齐桓公与他的军队已经在国外最少转悠了多半年。即“秋七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世子款、郑世子华，盟于甯母。”的记载。
甯目是鲁国属地，在今天的鱼台县境内，南距河南新郑270多公里，与宋、鲁、陈三国距离更近。从位置和距离上看，这都是为了方便诸侯们能及时赶来开会。但即使是这样的安排，来到甯母参加会议的国家，仍然是有限的！除了齐国，其实只有宋、鲁、陈、郑。
按照《左传》记载，这次“甯母之盟”，目的就是为了“谋郑故也”！所以郑国世子子华作为郑文公的代表“听命”于会，当时还算不上是加盟一方，故而才有了《左传》记载，“冬，郑伯请盟于齐。”这说明，甯母之盟的关键性条款，在郑国世子回到新郑汇报后，直到这年冬天才被郑文公答应。所以，秋天举行的这次甯母之盟，其实更像是一次几个国家在一起的立场协调会议，因为在这次会上并没有完成盟约签署。
需要注意的是，参与甯母之盟的国家中，陈国派出的也是世子款。但其实，陈国的情况与郑国不一样，说明陈国的参加也是勉强的。故而，真正参与甯母之会且能给予配合的，估计也只有鲁国和宋国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时候的齐桓公其实是很孤独的，而齐国霸权的处境也是相当困难的！这是因为，在甯母之盟达成之前，诸侯对齐桓公的信任度是有保留的。尤其派出世子与会的陈、郑两国，戒心很重。但问题是，如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下去，则郑国的问题就无法彻底解决。所以，现在的关键，就是要恢复诸侯对齐国的信任，否则同盟体制很难维持。因此，齐国必须找出一个更加妥善的处理办法。
2.大国的委屈
在关键的时候，管仲终于发挥作用了。管仲告诉齐桓公：“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管仲的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对于郑国这种离心离德的国家，如果要让他重新同心同德，就需以“礼”相待；对于远离齐国的国家，使它心悦诚服的方法，只能是让渡足以让它心动的“利益”。只要尊重到位了，利益也有了，类似郑国这样的国家就一定会重新回到齐国的怀抱。
在这里，笔者把“礼”直译为对对方的尊重，把“德”直译为施予对方的“利益”，其实这样的翻译更接近于当时的语境，也更容易设身处地的理解涉事双方的处境。因为这时候的齐桓公，霸权积习日久，缺的正是对诸侯的尊重，缺的正是对诸侯利益的照顾！故而才有了管仲上述的劝谏。当然，齐桓公听从了管仲的意见。
但其实，齐桓公也不得不听从这个建议，而这就是大国不得不承受的“委屈”。因为，齐国要想保持霸权，就必须对他的外交方式做出修复，而修复的重点就在于“礼”与“德”。作为“礼”的范畴，比如对周惠王地位的尊重与否，以及对诸侯意见的尊重与否，都需要齐国做出新的姿态。对于齐国而言，缺“德”的情况可能更加严重！比如在鲁僖公四年，陈国大夫辕涛涂与郑国大夫郑申侯之所以会密谋让齐桓公的诸侯之师绕道东夷回国，甚至不惜诸侯之师被覆灭的命运，其实质就是齐桓公对诸侯利益的保障出现了问题，诸侯们真的有些吃不消了。因此，齐国必须重新调整齐国与诸侯之间的利益关系！
所以，在《左传》的记载中，紧接着就有了“齐侯修礼于诸侯，诸侯官受方物”的这一说法。这一说法，从字面上理解，就是齐桓公做出了以礼相待诸侯的未来姿态，或者是承诺。与此同时，为了表达诚意，齐国还给各国派送了国家礼物，也就是所谓的“方物”。如果顺着这个意思理解，则齐桓公是拿上国家礼物，派出使者向诸侯“修礼”，以示今后齐国更新的外交政策。这就有点央求诸侯的意思了。这个推测如果是正确的，就能很好理解这年的甯亩之会何以会一直拖到秋天。
当然，也有注释者以为，“诸侯官受方物”是指齐桓公从此将遵循周礼，安排有司把诸侯所奉齐国之“职贡”，转呈于周天子，以示齐桓公不越臣子之义。但这样的解释，显然是一种以汉代之后君臣关系为模版的想当然。以当时齐桓公对周惠王的态度，包括其他诸侯如鲁国、郑国对周王室的态度，这样的事是不会发生的。因而，笔者更愿意相信前者，因为那才接近齐桓公须向诸侯做出外交让步的历史真相。
正是由于齐国在外交上做出了重大的让步，才有了诸侯的甯母之会，也才有了甯亩之盟的成果。或者说，如果不是齐国做出重大的外交让步，则诸侯的甯母之盟就不能成立，郑国问题就不能妥善处理！
3.大国该有的样子
按照《左传》透露，这次甯母之会，还经历过一次足以撼动当时国际关系的私下交易！参加会议的郑国世子子华，不知是在郑国受到了怎样的威胁与排斥，还是他的世子地位已经存在着某种隐忧，亦或是窥探到了齐桓公本就存在的蔑视他国主权的霸权思维，竟然向齐桓公提出，由齐国出面，灭掉郑国内部的三大家族，换来自己当上郑国国君。子华承诺，一旦自己当上国君，郑国将内附于齐国，自己也将归附为齐国的外臣。《左传》对子华的这段记载如下：
郑伯使大子华听命于会。言于齐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实违君命。若君去之以为成，我以郑为内臣，君亦无所不利焉。”
这样的交换条件，对于两次伐郑都没有实现让郑文公彻底屈服的齐桓公来说，当然太有诱惑力了！所以齐桓公准备答应下来。其实，郑国世子子华敢于在齐桓公面前提出上述十分阴险的诉求，也在于看到了齐桓公通过王世子姬郑控制王室局面的企图。这就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道理。
但就在这时，管仲的政治品格就显示了出来！因为在管仲看来，齐桓公如果听信子华之言，利用郑国的内部矛盾，强势介入郑国内政，采取扶持一派而消灭另一派的政策，那是不道德的，也是非法的，更不是光明正大的，实是非君子所为。即使侥幸成功了，那也是小人得志，奸佞当道，不会给齐国的对外政策带来任何正面的示范意义。
在管仲与齐桓公的对话中，管仲严肃指出，齐桓公作为当代霸主，在诸侯中倡导的基本价值观就是“礼”与“信”。前者代表的是齐国对国际基本秩序的维护要求，后者代表的是诸侯对霸主的服从与忠诚。而显然，郑国世子子华在这两个方面完全不靠谱！比如子华的这些行为，勾结外部势力，阴谋颠覆郑国政权，明显是背叛行为，是秩序的破坏者，是“奸人”之类。同时，子华作为郑文公的儿子，也作为使者，不很好的履行国家使命，反而引狼入室，阴谋消除异己，这更是不忠诚、无信义的极端利己表现。这样的人，不能忠于国家，岂能忠于霸主？
为了让齐桓公彻底打消利用子华的想法，管仲进一步指出，第一，如果这次利用了郑国世子子华干涉郑国内政，就意味着甯母之盟毫无意义！在今后的诸侯之会中会形成这样的记忆，即以齐国为首达成的盟誓，说不定就是骗局！即所谓“君盟替矣”。第二，如果真的采纳子华的意见来干涉郑国内政，则郑国国内反而会形成团结一致的局面，反抗会更激烈，更理直气壮！因为子华是叛徒，形象极差。故而这种用兵，不但是师出无名，更是不义之师。再加上诸侯如果不配合，就很难有胜算。其三，利用子华这种内奸，不符合霸主的“道义”形象，更不符合诸侯团结一致的共同目标。因为这种利用，会导致恶劣的国际影响。第四，子华的建议，即使实施，也未必能够成功，因为郑国现在还有以叔詹、堵叔、师叔为代表的“三良”执政。基于道义，也不应该采纳。
管仲真不容易！终于说服齐桓公拒绝了郑国世子子华的建议！齐桓公的拒绝，保全了齐国作为大国的尊严和脸面，也让齐国作为大国的样子不至于彻底被颠覆！
当然，如果齐桓公真的采纳了子华的建议，齐国霸权的覆亡也许会来得更近、更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