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王耀武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电视剧《特赦1959》中只有王耀武的棉鞋有鞋带，这也是符合史实的：王耀武不但棉鞋有鞋带，而且还有自己的办公室，沈醉等人经常借口汇报工作，跑到王耀武的办公室吸烟。

沈醉的烟瘾是很大的，跟他同样喜欢抽烟的，还有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文强：文强被俘时是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副参谋长、代参谋长，跟他前后脚被俘的杜聿明虽然身体不太好，但还是想着送给文强十包骆驼牌香烟。

文强收到香烟，才知道杜聿明就住在自己隔壁的院子里——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回忆，淮海战场被俘的高级军官，都从徐州送上火车，经过梁山送到山东潍坊一个地主家的大院，并见到了站在院门口迎接的王耀武：“他拉着我的手说‘哎呀你也来了’， 后来又出来七八个人，都是中将以上的。 我们这十几个人编了一个“高级组”，单独住在一个院子里，一切都优待，可以随便活动，自己办 伙食，还自己拿钱做点好饭好菜吃，解放军不限制我们。有一天，门口的卫兵忽然送给我十包美国的骆驼牌香烟。”

那十包香烟，就是住在隔壁的杜聿明送给文强的，我们看史料就会知道，那些香烟，都是杜聿明被俘后用手里的钱买的——解放军不搜俘虏腰包，那些将军们的手头都很宽绰，沈醉在回忆录中也有记载：“被俘时身上带的财物都算是自己私有的，虽暂时交管理所保存，但随时可以取用。这些大官被俘时，身上往往带有大量美钞、黄金，所以花起钱来满不在乎。每逢年节，管理所同意买些香烟糖果食物时，有的一开口便是香烟十条、糖果十斤。”

将军们买香烟糖果，都要向“生活委员”、原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报数字，庞镜塘经常会将购买数字进行压缩，以免一次购买上千斤糖果、上千条香烟有困难。

庞镜塘在战犯管理所也算“实权人物”，比他更有权的是“学习委员”、原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山东军管区司令王耀武，这两个委员，在被俘前就是“搭档”，被俘后一个管生活，一个管学习，比杜聿明、沈醉等学习小组和劳动小组的组长级别更高。

王耀武的地位之高，让见多识广的沈醉也有些诧异：“在战犯管理所他看到我后，很高兴给我介绍与其他的人认识。第二天，吃过早饭之后，他忽然回到组内来传达当天上午的学习内容。我很奇怪，他和我们一样是第二组的成员，怎么由他传达学习项目？”

沈醉拿出特务本事，很快就打听到学习小组长之上还有一个学习委员，直接由管理所负责人领导，王耀武就是学习委员，每天学习完毕，由他召集各学习组长开一次碰头会，各组长向他汇报学习情况，由他汇集以后去向管理所的领导汇报。

学习态度如何，直接关系到能否早些出去，学习委员王耀武、生活委员庞镜塘、文娱委员宋希濂、卫生委员曾扩情，以王耀武为首，经常到各小组检查工作，在沈醉看来，这四位委员不但严肃，而且威风，连缝纫组组长杜聿明也得按程序向他们汇报情况：“有一天，这四位同学来缝纫组检查。他们看了一下便问我们对学习、生活、文娱、卫生等有什么意见。杜聿明照例回答：‘都很好，没意见。’”

如果不是在战犯管理所做了“同学”，杜聿明未必会把王耀武、宋希濂当回事，但是进了战犯管理所，杜组长是一定要对王委员客气一些的。

那些当了组长而没当上委员的将军级战犯，并不像杜聿明那样豁达大度，也不像沈醉那样乐观洒脱，有些人总想通过举报手段把王耀武挤下去，自己取而代之，也有自己的专属办公室。

沈醉回忆：“尽管他处处谨言慎行，不敢乱说乱动，也从来不发半句牢骚而越来越得到干部们的信任和同学们的尊敬，但这么多高级军政人员聚在一起，总有不少人对他这个委员眼红而想搞垮他取而代之，有人不断向所领导和管理人员反映，说他白天装得老老实实，夜晚睡着做梦时，经常咬牙切齿地痛骂，一定是白天抑在胸间的愤懑，在夜间控制不住而发泄出来，说他是外装老实，内心仇恨，不是表里如一。”

看了沈醉回忆录，我们不禁对那些蒋系高官的鄙夷又增添了几分：被俘前他们互相使绊子踢黑脚，打仗的时候死道友不死贫道，看着友军被歼而幸灾乐祸，被俘进了战犯管理所，依然恶习不改，掐起架来依然口口见血。

那些人的举报当然是无效的：“尽管不止一次，也不止一个人去反映，领导上还是信任他，没有半点撤换他的意思。有个别急于想取而代之的人，竟当面去质问管理所的领导。”

管理所的答复让那些想扳倒王耀武的人很失望：我们从来没有发现王耀武弄虚作假欺骗领导，他始终如一任劳任怨，勤勤恳恳，没有理由撤换，他说梦话也不一定是骂人，而且我们也没听到他在梦中骂过人！

那些削尖了脑袋想往上爬的家伙闭嘴了，我们却不能不想起一个有趣的问题：从沈醉的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和黄济人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两本书中，我们能否找出那些想通过告状挤掉王耀武并取而代之的将军级战犯？

在我们熟知的功德林将军级战犯中，首先要排除文强和杜聿明以及沈醉、周养浩、徐远举：杜聿明不是那种人，文强和黄维不肯认错更不想当委员，徐远举周养浩破罐子破摔，也没那个心思，沈醉能把这件事写出来，当然不可能是举报者之一。

学习委员虽然是四委员之首，但另外三位委员，也不会看王耀武眼红，尤其是生活委员庞镜塘，他最敬重的人就是王耀武，庞镜塘认与王耀武共事多年，常说王耀武为人谦和，办事认真，自己愿意把王耀武当作永远的良师益友。

沈醉虽然没明确记录那些举报者的名字，但却子啊回忆录中提到了“四个惹不起”，笔者费了好大劲，才把沈醉隐去的名字找了出来，最后却发现还真不能全写出来，因为他们有的在特赦后当了文史专员，有的还享受了很高的待遇，我们只能说他们是三个军长，一个司令——这件事笔者写过，再复述就重复了。

除了那四个“惹不起”，还有一个很“积极”的组长，曾经打过黄维耳光，在沈醉面前装过领导，但搞笑的是那人最后也当了文史专员，并成了沈醉的“下级”：文史专员办公室由学习组负责日常工作，文强是组长，沈醉是副组长，那位跟沈醉在功德林“重逢”时很矜持的“军统老同事”，又成了沈醉的组员。

写近代史就是有这个麻烦：文中涉及的人物，有时候不能直呼其名，甚至有些名词，也需要进行替换，所以举报并想取代王耀武的人，尽管笔者猜出了五个，却不能说出他们的姓名。

沈醉给那些举报者画了一张像：那几个“惹不起”和“假积极”，便是像初学下棋、只看到一步的人一样，以为只要敢批评别人，就会很快得到信任，他们久闯江湖，擅长搞两面三刀。

沈醉这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睿智的读者诸君肯定只知道他们叫什么，所以笔者不能说的名字，大家是可以评论的：在您看来，在战犯管理所，比较积极并且跟王耀武有些积怨，或者比较善于伪装，想用举报的方式挤掉王耀武并取而代之的，除了那五个，还会有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