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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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汉文化圈内，各国皆以学习汉文字和儒家文化为风尚。

就琉球而言，不仅进入国子监学习的琉球官生潜心于儒家学说倡导的为人之道和治国思想。

在福建民间拜师求学的勤学生们中，也有一部分人身负“读书习礼”的任务，也就是学习官话和礼仪文化。

琉球留学生在中国学习期间，深受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的熏陶，经过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过程，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

“忠君爱国”的伦理思想已深深根植于他们的思想观念之中。

赴华留学生在完成学业返回琉球后，出于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同以及促进琉球社会进步的目的，往往致力于儒家文化在琉球的传播和弘扬，使之成为琉球教化百姓、立国安邦的重要根基。

在留学生们的大力倡导下，琉球广开重教兴学之风，改革教育体制、推广汉语教材成为他们在琉球弘扬儒家思想的重要手段。

同时儒家传统礼仪制度和观念也广为琉球臣民所接受和尊奉。

此外，在琉球遭受外来侵略、国家命运岌岌可危的时刻，留学生们恪守“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之义。

为琉球人民树立了“杀身成仁”、忠贞不渝的爱国典范，以身作则地践行并弘扬了儒家思想。

中国文化在海外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东亚、东南亚几乎都被纳入汉文化圈里。

在“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的同年，琉球派出日孜每、阔八马、仁悦慈赴华留学，从此留学生派遣成为中琉间宗藩关系的一部分，作为一项制度贯穿明、清两代。

这些琉球官生结束国子监的学业回国之后，在辅佐朝政、协助入贡的同时，亦将中国的语言文字、儒家思想、学校建制、教学方法、课程教材、考试制度等尽数引入琉球社会，从而推动了琉球教育事业的长足进步。

早期琉球国内的整体教育状况十分落后，完全没有正式的官办学校，乡村教育则是以寺庙为中心展开的，求学的孩童跟随寺庙的僧人学习文化知识，庙学担负起社会教育的功能。

清康熙二十二年，中国册封琉球的使臣汪楫出使琉球后，在《使琉球杂录》中描述了琉球的寺庙教育模式：“每寺必有童子数十人列坐受业，大约读书时少，作字时多，字皆草书无楷法也。国人就学多以僧为师，僧舍即乡塾云。”

琉球教育体制的落后严重阻碍了人才的培育和社会的进步。

自从琉球与中国通交之后，随着两国文化交往的日益频繁和深入，琉球开始着手改革国内的教育体制，培育各类通晓中国语言文化的人才。

在明清两朝的支持下，派遣官生入学国子监，或以勤学人员的身份入华学习，成为琉球培养汉文教育人才的重要途径。

历次赴华留学的官生与勤学返回琉球后，或创办教育机构、普及汉文教育，或担任汉文师匠，传播中华文化，从根本上改变了琉球的教育体制，堪称推动琉球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充分体现了儒学的发展。

中国自汉武时期就确立“独尊儒术”的政策以后，大大地促进了学校和经学的发展。

唐代，儒术更是推崇到极其高的地位。

唐开元二十七年，极其推崇孔子学说的唐玄宗下诏，称孔子一生致力于发展儒学，功高盖世，故追封其为文宣王，将孔子捧上帝位。

这种尊孔崇儒的风气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同时对琉球的社会意识形态产生了深远影响。

万历九年，时任“唐荣司”之职的久米村闽人后裔郑迵，在久米村的天妃宫内设立讲堂讲授儒家经典。

“万历年间，有郑迵者，尝为官生入监读书。返国后任紫金大夫，旋擢教司。每旬三、六、九日，诣讲堂，稽察诸生勤惰，以天妃宫为讲堂”。

郑迵在教学期间还为琉球学子留下了《三书》、《心学五伦书》、《天下国家之要录》和《三德抄》等文章。

天妃宫在承担原有的宗教职能的同时，也是久米村内开展汉文教育的场所，但仍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校。

康熙十一年，紫金大夫金正春以琉球“虽沾濡孔子之教，而未能一睹圣人仪容”为由，奏请国王建立孔庙，旋即得到允准。

两年后琉球第一座象征儒学教育的孔庙建成于那霸久米村泉崎桥头。

据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记载，当时琉球的孔子庙“庭方广十余亩，上设拜台。正堂三间，夫子像前又设木主，四配各手一经，正中梁上，亦摹御书‘万世师表’四大字”。

至康熙十七年，琉球王府又在孔庙中设置“讲解师”和“训诂师”二职，为久米村子弟们讲授典籍的解读方法。

孔庙的建立标志着琉球社会的一大进步，琉球崇儒重教的风气从此兴盛起来。

在琉球留学生的运筹下，琉球国完全按照中国的规制在孔庙举行祭礼，琉球国王完全采纳了琉球留学生的建议，颁令琉球国人每年举行春秋二祭。

从此，久米村孔庙变成了琉球人学习儒学及尊孔礼仪的中心。

程顺则曾于康熙三十年在福建勤学期间，捐资二十五金购入多达一千二百九十二卷的儒家典籍，回国后将其悉数捐赠给琉球孔庙。

另外，程顺则还“在闽捐资六十金，板行六谕衍义一部、指南广义一部，藏板驿馆”。

《六谕衍义》正是高度概括儒学理念的普及教材，书中强调君臣有序、长幼有分的社会秩序，遵守社会伦理道德规范，自觉维护社会秩序。

该书文字通俗、简明易懂，成为琉球民众学习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启蒙教材。

随着中琉交往的日渐频繁，对于官话、汉学教育的需求亦与日俱增，因此康熙五十七年，曾在中国学习多年的紫金大夫程顺则以“学宫未备”为由，向琉球王府提出创建琉球教育机构的建议。

尚敬王遂下令在久米村孔庙之侧兴建“明伦堂”。

在程顺则的苦心经营下，明伦堂顺利于翌年完工，被人们称之为“府学”，成为琉球第一所官办的中国模式的学校与传播儒家思想的教育机构，标志着琉球社会的教育事业迈上了正轨。

新建成的明伦堂，北祀启圣公，在堂的两厢收藏从中国购回的四书、五经及一些儒教经籍，招收首里王畿及久米村子弟施教，并聘请留学国子监归来的官生以及少数中国大儒担任讲解师及训诂师。

明伦堂从此成为琉球讲经论道的场所，培养琉球国之精英、国之栋梁的摇篮，“久米士之秀者肄业其中”，琉球兴学重教的风气与日俱增，由此奠定了琉球官话和汉学教育的基础。

从当时留华归来，任琉球国学讲解师及训诂师的蔡文溥所著《中山学校序》一文。

乾隆二十一年，翰林院侍讲全魁任册封使访琉期间，曾亲谒琉球孔庙和明伦堂，并题写了题为《大清琉球国夫子庙碑》的碑文。

全魁所题碑文直接反映了琉球崇儒风气之盛，其曰：“魁自来此，循例谒至圣庙，见其庙貌虽不崇高，然颇修整。

登明伦堂，诸弟子员肄业者几案罗列书籍秩然，既喜其国之秉王化而隆盛学，益叹我皇上德泽之宏，教化之深且远也。”

乾隆年间入国子监学习的官生蔡世昌是琉球兴办公学第一人，其在华留学的经历和积累为其后改革琉球的教育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蔡世昌归国后，于嘉庆二年受命担任尚温王的国师。在任期间，蔡世昌向尚温王提议在首里王城内创办国学，并且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不论出身贵贱贫富均可入学。

尚温王采纳了蔡世昌的建议，次年即创建了琉球的国学，也就是琉球的最高学府，并任命蔡世昌为国学第一任“教头”。

在国学创办的同年，首里的真和志平等、南风原平等、西平等也设立了学校。

即所谓的“三平等学校”，相当于乡学，分别在各自下辖的村庄范围内招生，以年龄在十五至十六岁左右者为主。

三平等学校的授课内容主要包括：《小学》、《四书》、《小学》等儒家经典，以及汉字书写和算术，学生在完成三平等学校的课程后才有资格进入国学。

不同之处在于，王府规定首里士族子弟必须在国学学习并顺利毕业后，且年满十六岁方能入仕。

平民子弟可通过自愿报名参加考试选拔的方式获得入学机会，考查学生为儒家经典篇章加注“训点”的能力，合格者即可入国学读书。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学创办的同年，蔡世昌顶着来自久米村士族的重重压力，对官生派遣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长期为久米村子弟垄断的官生名额进行了重新分配。

从此，琉球的四个官生名额从久米村独占，改为首里子弟和久米村子弟各占一半。

以国学为中心的教育体制和官生派遣制度的改革有效提高了久米村以外地区学习汉文的热情，推动了汉文教育在琉球全国范围内的普及。

继琉球设立国学和乡学之后，王府在嘉庆十七年至道光四年之间，陆续在那霸和久米村创建了六所与之配套的村学校，为琉球十四岁以下子弟提供初等教育。

同治五年，最后一任册封使赵新奉使琉球时，也在他的著述中记录了六所村学校的地点。

其中那霸有四所，分别在若狡町村、西村、东村以及泉崎村；久米村的大门村和久茂地村各有一所。

这些学校“各设讲解师一员，主取官一员，中取笔者各二员。凡邨中冠童皆入学，讲习四书、小学等书。”

与明清时期的中国相似的是，除官办学校外，琉球民间亦兴起私人办学之风。

嘉庆十三年出使琉球的使臣齐鲲在其使录中也记录了这一现象，其曰：“近则久米人多开馆授徒，首里人亦有家自延师者，书籍则有十三经注疏。”

琉球的赴华留学生回国后不仅兴办各级学校，促进了琉球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们还身体力行，在各类学校中担任教职。

如：讲解师、训诂师、著作文章总师、著作文章师、著作文章副师、汉字主取官、汉字右笔官、汉字相附官、汉字加势官等。

例如，康熙二十七年入国子监学习的官生蔡文溥在归国后，毕生致力于琉球文教事业的发展，为儒学东被琉球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蔡文溥返琉后，先后担任久米村的讲解师、训诂师，负责民众的普及教育。之后蔡文溥被聘为王府的讲解师，专为国王、世子、世孙讲解《四书》、《诗经》以及唐诗等典籍。

蔡文溥终身以教化国人为己任，从他所作《中山学校序》一文中即可了解他所秉承的教育理念。

序曰：“盖学校之设，原以养人才；人才之生，实以备国用。三代之时，自国都至于州闾以及乡党，皆有学校以广教化。凡礼、乐、刑、政之事，尽出于学”。

蔡文溥所言“皆有学校广教化”，所教之“礼”、“乐”等，皆为儒家传统文化之核心。

毋庸置疑，琉球留学生倡导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为推动琉球社会变革、加速社会文明化进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

语言是交流的重要工具，琉球在与中国的交往过程中，急需解决的便是语言和文字交流上的障碍。

自雍正六年，雍正帝针对闽、粤两地人民方言乡音浓重的情况，特下令两省子弟延请教师学习官话，甚至将官话水准与科举资格挂钩。

一时之间，闽、粤两省涌现无数正音书院和官话读本。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部分通晓汉文的琉球人亦开始编写适合国人学习的官话读本，譬如以《白姓官话》、《学官话》、《官话问答便语》为代表的对话问答形式的读本。

以及包括《广应官话》和《琉球官话集》在内的分类语汇集读本，然而其中唯有《广应官话》明确留有作者姓名。

《广应官话》是乾隆二十四年赴华的官生梁允治负责编纂的。

这部官话读本收录的汉语词汇丰富，内容包罗万象。

从中可以明显看到留学生在琉球推广中国语言文字的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以及通过官话读本的普及进而将中华传统伦理道德传播到琉球的具体方式。

《广应官话》二卷是手写本的官话读本，内容以词汇和短语为主，亦录有一些日常对话和短文。

该书分门别类、词汇丰富，贴近生活，在当时琉球人在中国的生活、交往，以及与中国人的语言沟通方面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若是认真参阅《广应官话》，便能发现琉球的官话读本并不只是单纯的语言文字教材而已。

更是留学生传播中国生活习俗、道德风尚、社会常识、理想信念、宗教信仰的媒介，这些传统中华文化的要素无不体现在《广应官话》的字里行间。

现举一例加以说明，福州地区的平常人家在操办婚丧嫁娶等事宜的时候，都有特殊的吉凶习俗。

譬如，传统上福州民间在操办白事之时，往往需要在丧家门上张贴讣告，讣告上的文字表达都要遵循上述九个字来擘划。

全文最末一个字以落在“生、旺、老”为佳，若是落在“绝、病、苦”其中任意一字上，则为大忌，必须增删字数趋吉避凶。

福州一带民间习俗中的文字表述出现在官话读本中，想必是梁允治在编纂官话读本时，不经意地将福州传统民俗的要素融入官话读本中，并因此传播影响到琉球社会。

在“时令门”篇目下的练习阅读部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梁允治编写的阅读文本正是取自他在福州期间的生活经历。

正因为如此，这本官话读本或多或少渗入了福州百姓人家的生活气息，岁时节俗、安逸生活的画面比比皆是，展现了清代乾隆年间福州人的生活习性和岁时节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