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刘少奇？

为什么延安整风后，形成的领导集体中的二号人物是刘少奇？

二号人物的说法不是乱说，是有实质出处的。

1943年3月，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由任弼时起草的《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这个决定最大意义就是规定了政治局、书记处及其下属机构的职责。

据胡乔木回忆，当时康生在会议上还讲了这个机构调整的商讨过程，他说：“少奇同志意见，书记处应有一个主席，其他两个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不是像过去那样成为联席会议的形式，要能处理和决定日常工作。”

随后经过会议选举，选出了三位书记处书记，教员、刘少奇、任弼时。

并根据教员提议，让刘少奇参加军委工作，担任副主席之一。

此外，还成立了两个辅助政治局和书记处工作的助理机关，一个是宣传委员会，一个是组织委员会。

宣传委员的成员有教员、王稼祥、博古、凯丰四人，教员是书记，王稼祥是副书记。

在实际工作中，这个委员会的主要工作还是由王稼祥负责，因为教员需要领导全局工作，没有这么多时间。

而另一个组织委员会由八人构成，分别是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弼时。少奇同志担任书记。

当时主要抓宣传和组织两个方面的工作，整风期间最关键的宣传工作由教员主管，而组织方面的工作则由少奇主管。

这个意思就很明显了，在华北、华中的关键时刻，教员多次发电报，让少奇抓紧时间回延安，一路上还千叮咛万嘱咐沿途同志，一定要保护好少奇同志的安全，周密安排。

而少奇回到延安后不久，就立马提升了他在党内的地位，让他担负起了很多重要的岗位。

教员跟少奇分别主抓一方面的工作，其中涵义，不言而喻，少奇同志二号地位的确立，基本就这样定下来了。

所以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是少奇同志？

少奇同志的事，一篇文章讲不完，打算用二到三篇讲。

这篇就先讲少奇同志早期的一些经历，因为很多人对刘少奇的早期经历不太熟悉，所以要多一些笔墨。

全文共计一万两千字。一气呵成。可先收藏慢慢看。

把他的经历介绍完了，自然也就能明白，教员为啥看好少奇同志。

01

在任弼时那篇文章里。

党史101 | 任弼时为何能成为开国五大书记之一？

我提到过，少奇、任弼时和教员都是湖南人，任弼时跟萧劲光，还是通过教员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去的俄国留学。

虽然刘少奇也是通过教员在长沙搭建的渠道去的俄国留学，但他求学的经历，要比任弼时等人更曲折一点。

刘少奇是个90后，1898年出生的刘少奇，从小就很聪明，学啥都快，当时他以全年级第一名的成绩，从宁乡县第一高等小学毕业，后来改名为玉潭学校。

小学毕业后，刘少奇跟教员遇到了一样的困境，想继续深造却没有去处，当时好的中学都在长沙，而像他们这样从小在小山村长大的孩子，根本没有门路去长沙。

不过刘少奇还是很有本事的，找到以前的老师，让老师写了一封推荐信，拿到信后约上几个同学，就徒步走到长沙了。

就算放到现在，刘少奇也是一个妥妥的应试奇才。

那个时候长沙的中学正在搞新生招考，刘少奇想都没有想，就报考了第一中学和长郡中学，这两所学校是长沙最有名的学校，任弼时和萧劲光就是长郡中学的。

一考全中，两所名校任他挑选。

就在刘少奇犹豫不知道该上哪所学校才好的时候。

驻省宁乡中学的校长黄锡类跟朋友交流的时候，听说有个宁乡来的奇才，叫刘少奇，以高分考中了长郡中学和第一中学。

黄锡类立马就动了挖人的心思，驻省宁乡中学跟长郡中学相比，就好比是普通二本和重点大学的区别，毫无竞争优势。

但黄锡类有绝招，他主动找到刘少奇的住处，跟他说咱们驻省宁乡中学的学生和老师，大多是宁乡人，沾亲带故的，说话又好听，学习氛围也好，沟通还方便。

见刘少奇不为所动，黄锡类开始加码，咱们学校学费便宜，上学有优待，这一下就打动了为学费发愁的刘少奇。

黄锡类又继续进攻，正好咱们还有插班生名额，你来了直接上二年级，平白赚一年时间，拿的都是一样的毕业证，多划算。

三下五除二，刘少奇就这样被忽悠进了驻省宁乡中学，结果让黄锡类没想到的是，刘少奇上了一半就跑路了。

1916年的时候，湖南督军谭延闿准备在长沙办讲武堂，培养军事人才。

刚经历“驱汤”运动的刘少奇，一听到消息就心动了，立马就想去学军事知识，以后当个将军。

结果去了才知道，长沙讲武堂对生源有严格要求 ，只招湘军的军官，但刘少奇这个人还是办法多，找到自己当军人的哥哥刘云庭帮助，从刚退伍的朋友那里，搞到一张军官证。

刘少奇就顶着他人的名字去考试，一考既中，还是高分上榜，不久就拿到了录取通知书。这段经历跟朱老总当初报考云南讲武堂有点类似。

然而这次换刘少奇头疼了，军事课刚开始没多久，学校就被人炸了，是的，被炮弹炸的。

当时，护法军跟北洋军干仗，战火烧到湖南，结果两军在长沙开战，战场就在长沙陆军讲武堂旁边，等两边人干完仗了，学校也成了一片废墟，讲武堂也就无疾而终了。刘少奇的将军梦也破了。

1965年，刘少奇主持国防会议。

没有学上的刘少奇，很失落的回到老家待了一年，但他跟教员一样，还是待不住，又顶着家里人的压力跑出来继续求学。

此时，刘少奇想上大学，可上大学必须有中学毕业证，刘少奇就故技重施又考了一次中学。

这次考中长沙育才中学的毕业班，打算上完一年拿到毕业证，就去考大学。

结果上着上着，又出问题了。

02

1919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随后有一些北京的学生，主动跑到全国各地搞宣讲，邓中夏就是这样来长沙的，听了邓中夏的一番演讲，刘少奇就兴冲冲要去北京。

幸好这次长沙的中学为了配合学生运动，提前安排了考试，刘少奇顺利通过全部考试，随后就跑到了北京。

去了北京，刘少奇还是老套路，继续考学，又顺利拿到了北京大学和陆军兽医学校等校的通知书。

对于少奇同志来说，考试是比吃饭还简单的事。

北京大学在那个时候也是中国最顶尖的好学校，但刘少奇嫌弃北大的学费贵，还嫌弃北大是四年制，时间太长，就没去，而陆军兽医学校虽然免费，可专业他又不喜欢，也没有去。

可能强者都对时间比较敏感，如果刘少奇选择进入北大学习，不会耽误他成为一个人才，但五大书记之一肯定就没有他什么事了。

有些事错过就是错过了。

最后刘少奇打听到，留法学生有补贴学费比较便宜，而且那个时候也流行出国留学，但学费对于刘少奇来说还是有点高，刘少奇就跟一些老先生死磨硬泡想要降低一点学费，自然是没成功。

但获得了一个去保定育德学校学习的名额，这个学校是专门为留法学生准备的，半工半读，不仅不要钱，学制还只有一年半。

学校不仅教法文，还教打铁、钳工、车床工、翻砂等工作技能，这是为了去法国那边后好找工作设置的。

结果等刘少奇学成后傻眼了，那时政府给留法学生的补贴不仅没有了，法国那边还因为一战后大量军人专业，劳动力由紧张转为过剩，大批中国留学生都被遣送回国了。

刘少奇还学了一年多的打铁技能，学了个寂寞，但命运就是如此奇妙，多年后，这几项工人技能反而成了刘少奇开展工作的有利技能。

转了一圈的刘少奇，最后又回到了长沙。

这个时候，刘少奇终于跟教员组织的那个俄罗斯研究会碰上了头。这真叫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当时刘少奇早对俄国的十月革命感到向往，可没有门路去俄国留学，正好教员办的这个俄罗斯研究会，就负责这个事。

最关键的是，去俄国留学花费很少，到了俄国后吃住都由俄国政府解决。

但刘少奇不是通过教员去的，而是通过船山学校的校长贺民范推荐，直接拿到的名额。

因为当时俄罗斯研究会的创办，都借用了贺民范的社会名气，教员虽说是实际负责人，可很多学生不认得他。

刘少奇跟任弼时等人一样，也是先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了一年，随后一起坐轮船去的海参崴。

这两个日后的书记处书记，主席的得力助手，就这样相遇了。

但刘少奇比任弼时大不少，在莫斯科学习了不到一年，就接到命令回国从事具体革命工作了。

03

大佬们在新手村的经历大同小异，核心都是学习。

他们在平凡时期就不是普通人，只是平凡的出身让他们看起来比较平凡而已。

生活从来都不是公平的。财富是不公平的，出身是不公平的，就连个人的智慧、勇气、决断能力都是不公平的。

我不太认可只要努力奋斗，就能收获你想要的幸福这句话，相比努力奋斗，我反而认为认清自己的位置，确立好符合自身处境的目标，更为重要。

毕竟，哪怕你拿到了刘少奇的剧本，穿越回去了，你也成不了刘少奇。

刘少奇从新手村出来后，拿到的第一个经验包就是安源路矿，彼时他才24岁。

1922年春，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到国内，那个时候中共刚成立没多长时间，像刘少奇这样根正苗红，在苏联留过学的青年党员，十分稀少。

不得不说，少奇同志才是真正的时间管理大师（没有任何贬义）。

他从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了时间的重要性，除了小学是老实念完的，拿到了全年级第一，中学、大学、留学都是突击完成的，他只用了他人不到一半的时间，就拿到了该有的一切。

上了两次中学，结果满打满算上课时间还不到两年，在保定育德学校也只学了一年半。

去莫斯科留学，任弼时等人还在刻苦学习呢，结果他用了9个月就顺利回国参加工作，开始了人生的新征程。

刘少奇一回来，就被分配到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也就是负责领导工人运动的部门。

当时中共主要就干两件事，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开展工人运动。

刘少奇一回来被委以重任，起点非常高，而且这是做具体工作的起点，跟博古他们一回来就当大官的高起点，有本质的不同。

1922年夏，陈独秀找刘少奇谈话，让他回到湖南工作，指定他担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

当时湘区特委书记是教员，此外教员还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是刘少奇的直属领导。

1922年8月初，刘少奇到达长沙，跟教员见了面，这是两个人第一次见面。

随后刘少奇就被教员派去跟李立三他们，一起弄湖南学生联合会的事。

联合会的事搞得很成功，紧接着教员又开始组织领导粤汉铁路罢工，先是派郭亮去岳阳组织工人，然后派刘少奇去长沙沿线的铁路帮忙。

粤汉铁路那边声势弄得很大，安源路矿那边的工人也跃跃欲试，要跟着搞罢工提高工资提到待遇，教员就去安源进行考察，看看那边到底什么情况，适不适合搞罢工。

中国有幅著名油画，就叫《毛主席去安源》，在该画最风靡的时期，据有关部门统计共印了9亿多张，比当时的全国总人口数还多。

安源路矿是当时湘区特委的工作重点，因为这里的工人实在太多了，有一万多人。

安源路矿是萍乡煤矿（矿区在萍乡县安源镇）和株洲到萍乡铁路的合称，萍乡煤矿是当时中国较大的矿业，这个地方生产的煤矿，跟湖北大冶铁矿生产的铁矿石，都会运送到汉阳铁厂。

为了运输方便，专门从萍乡煤矿那里修了一条铁路到株洲，联通粤汉铁路，然后通过铁路或者水路，把煤炭送到汉阳铁厂。

后来，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三个厂合并，搞成了产业一条龙，组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企业。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建立了全产业链优势。

彼时，安源路矿中有矿局工人一万两千多人，铁路工人一千多人，此外这里还聚集了四千多人的失业队伍。

这样的规模，放在全国也不多见。是中共搞工人运动的绝佳地点。

也是最容易出成果、出成绩的地方。

安源路矿，一直都是教员等人的工作重点，专门留下了李立三在这里组织各类工人活动。

教员经过一番摸底后，认为安源路矿发动工人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了，立马写信摇人。

把回老家探亲的李立三喊了回来，顺带把刘少奇也从粤汉铁路那边叫到了安源路矿。

九月九日，李立三回到安源。

十一日，刘少奇也赶到了。

03

刘少奇八月份回湖南，“实习期”都没有过，九月份就开始领导组织上万人的罢工运动了。

真是来的早，不如赶得巧。

当时安源路矿的主负责人是李立三，他搞工人运动，得罪了很多人，许多工头和流氓早就看到不爽了，策划了多起谋杀案，扬言要让李立三消失。

这次搞大动作，为了便于行事，李立三隐于幕后，负责领导全局，而刚来没多久，还是新面孔的刘少奇站在台前，负责全权领导工人俱乐部。

也就是说，刘少奇一来就是二号人物，跟当局跟工厂谈判都要他出面，面对流氓恶霸的人身威胁，他都要顶在最前面。

就好比，让一个实习期的大学生，去领导上千人的公司，负责几个亿的项目，这样的经验大礼包，一般人还真吃不下。

但刘少奇偏偏就吃下了，还消化得挺好。

1922年9月14日，刘少奇赶到安源路矿第四天，安源工人运动就正式启动了。

路局工人把火车头上的一些重要机件拆除，机务处的把路堵上，矿局工人，把运煤电车停运，随后全部走出矿坑，还用木头等工具把矿口堵住了。

其他事，都由工人俱乐部来处理，工人们都回宿舍待着。有组织有纪律。

当时罢工主要提出了三个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和取得俱乐部的合法地位。

刘少奇作为代表，负责跟戒严司令部和厂局负责人谈判，手拿条件书就直冲戒严司令部。

“如果坚持作乱，就把代表先行正法！”

刘少奇毫不畏惧，回击说：“万余工人如此要求，虽把代表砍成肉泥，仍是不能解决！”

这位戒严司令又说：“我对万余人也有法子制裁，我有万余军队在这儿！＂

刘少奇愤怒地说：“就请你下令制裁去！”

当时这些人是不敢制裁的，因为害怕工作搞破坏，把许多重要机器都毁掉，投鼠忌器。

这个过程还是很惊险的，既要管理好工人，还要跟资方和驻军谈判，但最后的结果是圆满胜利的，罢工坚持了五天，工人俱乐部提出的条件几乎就全部实现了。

这个功劳很大。

在当时的中共内部，安源路矿大罢工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李立三作为主要负责人，职位嗖得一下就上去了。

04

1923年二月七日，京汉铁路大罢工被军阀吴佩孚血腥镇压，杀了很多工人。

二七惨案后，全国各地的工人运动陷入了低潮，此时安源路矿的李立三被调走了，担任武汉区委书记，负责更大的方面。

而刘少奇就成了安源路矿的主要负责人。

在全国工运大环境不太好的时候，刘少奇没有硬来，采取了防守姿态，不激化矛盾。

“立取守势，并劝戒工人不要骄傲，不要乱动，竭力团结内部，以防资本家之进攻；一方面对资本家的破坏，奋斗到底，毫不退缩。”

这一套，反而把安源路矿的工人运动弄得很好，还建了工人礼堂，成为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学习模范。

刘少奇回国后 ，在安源路矿待了两年多，彻底站稳了脚跟。

通过这件事，刘少奇也成了工人运动领袖，顺利进入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开始肩负起工运方面的事物。

这样的经历，给了刘少奇非常坚实的上升地基，也奠定了他在党内的位置。

如果没有啥意外的话，刘少奇会成为工人运动方面的代表人物，并进入核心领导层，但每到这个时候，意外总是要发生。

大革命失败后， 有过一个短暂的武汉时期，可很快汪精卫就跟蒋光头合流，一起反共了。

在汪精卫叛变前期，刘少奇带病安排了武汉的很多紧急事务后，就通过贺龙安排的渠道，到了庐山养病。

这个时候，刘少奇已经是党内比较重要的领导了。

但八一南昌起义时，刘少奇在庐山养病，没直接参与。

其实很多人不太了解，八一南昌起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从这里开始，有了白区党和苏区党的区别。

简单说，从那时候开始，党内出现了两大基本分工，在城市里领导工人运动等秘密活动，在农村领导武装革命建设革命根据地。

八一南昌起义后，很多领导人都开始带部队去了，最典型的就是教员，从一介书生转型为军事领导。

而刘少奇那段时间正好是病重的时期，等他在庐山修养了两个月后，留给他的主要工作，就剩下了恢复白区党的组织。

此后，军事方面的主要工作，基本就跟刘少奇无缘了。

而战争时期最关键的就是军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刘少奇的存在感都不太强。

因为他在军事方面的存在感不强。

大革命失败后，白区的党组织要么被破坏了，要么是陷入了瘫痪，而当时的顺直省委是个很特殊的地方。

说它瘫痪了吧，还有不少人，也有不少组织在，说它没有被破坏吧，却无法正常工作，因为内部派系太多，天天就是吵架，上下级关系完全混乱了。

顺直指的是北平，因为北平以前叫顺天府，而河北以前也叫直隶省，所以在这个地方工作的党组织，就叫顺直省委。

我一说，大家可能就明白了，这个地方是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重新崛起的关键地方，当时的北方党工作，主要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但在当时，顺直问题是党内最棘手的问题。

棘手就棘手在，这个地方是个重要位置，结果却成了一个大染缸，谁去谁倒霉。

05

一开始，北方党的工作主要由李大钊负责，搞得很好，建立了十多个地委和两个特别区委，党员也有几千人。

但在大革命失败后，张作霖在北京杀害了李大钊等几十名核心党员，一下就把北方党组织的中枢打掉了，群龙无首，工作彻底乱套了。

随后中央那边，就成立了顺直省委来管这摊子事。

彭述之是书记，这个彭述之跟陈独秀做事风格很像，在顺直省委工作的时候，大搞家长制作风，搞一言堂。

搞得顺直省委的同志们意见很大，等彭述之被弄下台后，顺直的同志们就有点矫枉过正，对上级领导的权威极度排斥，开始走向了极端民主化的路。

这个情况，跟长征时期李德的军事领导权被拿掉后差不多，当时很多人害怕再犯军事错误，就搞了一个二十多人的军委，分散军事权，每次下军事命令得由二十多人投票决定。

顺直那边也是差不多的情况，彭述之来了后，基本就开始乱套了。

顺直内部是谁都不服，下级顶撞上级是常有的事，大家都抱着破罐子破摔的态度，敢压，就敢反。

八七会议后，让王荷波当北方局书记去解决这个问题，王荷波接手后先是改组，让朱锦堂接任顺直省委书记，结果一上台就弄了两次暴动大失败，死了很多人。

这一下就引起了顺直党很多同志的强烈反抗，王荷波就想开个会解释一下，为什么改组。

然而就在开会的时候，有叛徒告密，王荷波和参会的十多个重要领导，无一例外都被逮捕杀害了。

我们培养干部的速度，根本赶不上敌人的杀害速度。

此后，又换蔡和森来处理这个事情，蔡和森是党内的老资格了，结果到了顺直省委后，也被顶下台了，因为他来之后，先是把彭述之开除出了省委，又一次改组省委。

这个彭述之也不是省油的灯，职位被拿掉，到了上海中央后，就开始告状，中央没得办法，就让蔡和森回来跟彭述之对质。

当时中央和稀泥，就说蔡和森的改组需要商榷，然而不久后陈独秀下台了，彭述之的后台也就倒了。

中央又说蔡和森的改组是对的，一来一回，就把顺直省的党组织搞迷惑了，日常工作都陷入了瘫痪。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少奇接下了这个烂摊子，让他去接替蔡和森处理顺直省委的事情。

这次没有意外，刘少奇接手后差点也陷进去了。

刘少奇是以全国总工会特派员的身份去处理这件事的，他一来，顺治省委的几个人就质问他：“听说中央不承认顺直省委，是不是真的？”

还有人问他：“你到北方来，是不是来改组省委的？”

刘少奇也搞得头大，就说过去的事都不谈了，现在只谈工作。

但刘少奇的身份不对，就向中央申请给他一个具体负责的职位，好开展工作，可中央没有答应。

因为中央太清楚顺直问题就是个大染缸，站在外面还能处理，进去了就真处理不了了。

刘少奇站在外面都差点被拉下马了。

王藻文是蔡和森时期上来的顺治省委书记，刘少奇一来，就被王藻文弄了个下马威，在会议上带头拱火，向中央要钱，说中央那边截留顺直省的经费，完全没有诚意。

有人破口大骂：“不维持了，把顺治省委解散算了！”

当时从事党组织工作的人，没有其他工作，一入党基本就跟社会脱离了，变成全职的党员，因此活动经费就成了党员的唯一收入来源。

所以王藻文通过拱火要经费，把刘少奇弄得很难堪，并且在很长时间里，刘少奇都是在做解释安抚工作，却毫无成效，整个工作也无法顺利进行。

也正是这段经历，让刘少奇后来总结出了，党员职业化，党组织社会化的思路，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某某掌柜的其实是地下党的桥段，就是根据这个思路来的。

等到1928年4月，济南惨案爆发时，刘少奇下决心弄个成绩出来，搞了个暴动计划。

结果计划一出，立马引起了群嘲，因为顺直省委当时没有力量，顶多动员几个工人，搞暴动就是空谈。

刘少奇也实在没有办法了，最后想出了一个什么点子呢？

搞大辩论。

既然大家都不满，就把不满和意见都发过来，不管那个层级的党组织，都可以提意见，最后都发表在《出路》期刊上公开讨论。

别说，这个方法还是比较好的，起码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一些共识。

但顺直省委的工作，还是没有解决，中间一度停摆，彻底停止了省委的工作，最终的解决还是靠周恩来。

六大开完后，周恩来来顺直这边传达六大精神，也顺带解决顺直问题，在这次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一锤定音，把顺直省委的关系基本搞清楚了。

这个问题才算得到初步解决。

06

从刘少奇出山至今，都比较顺利。

可要是没有点波折，人是很难成长的，最关键的是，人要是不经历一些事，就很难看清其实质。

换句话说，日久不一定见人心，遇事才知真性情。

教员选择刘少奇作为自己的最佳搭档，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他俩的主张和思想有一段非常合拍的时期。

当教员成为领袖后，他需要一些得力帮手，帮助他处理各个方面的事务，而刘少奇的生态位，显然是白区党的代表。

而刘少奇能成为白区党的代表，主要原因就是他的思想跟教员是一致的，并且是经过历史考验的一致。

问题的关键，是得有机遇给你考验，其次你还得通过考验。

彼时，对共产党人最大的考验，就是看其在共产国际的指挥棒下，能否坚持正确的观念，在被打击之后，能否坚定自己的主张。

很快，命运就给了刘少奇一个机会。

1929年夏，刘少奇受中央派遣，来到沈阳，担任满洲省委书记，而此时中央的实际负责人是李立三，他俩都是从安源路矿出来的。

可见这个地方的确是个很不错的练级点。

安排刘少奇到大东北的缘由很简单，因为他的能力足够强，有收拾烂摊子的经验。

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陈为人到东北组建中共满洲省委，陈为人还是很有能力的，在东北发展也不错，然而当时的东北敌人太凶狠了。

大革命失败后，李大钊被杀害，而哈尔滨、大连、奉天、长春、吉林等地的党组织也基本被破坏，主要领导人和党员都被逮捕了。

陈为人来了后，把基本的组织建起来了，还连续担任了三届书记。

然而张作霖太狠了，跟日本帝国主义合作，在东北到处抓人，还安排了很多特务，四处搜寻革命党人。

1928年底，满洲省委在沈阳大东边门外一个工人家里举行会议，这次会议还是省委扩大会议，各个方面的主要领导人都来了。

结果这次大会又出现了叛徒，被敌人来了一锅端，除了一个团省委书记张任光跑掉了，其余人都被逮捕。

事情发生时，谢觉哉正作为中央特派员正在东北巡视，写了一份报告给中央，说东北这个地方还是很好的，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就是我党的影响太小，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来领导，进行拓荒工作。

中央见东北的环境这么残酷，都差点要放弃，不投入太多力量了，听谢觉哉这么一分析，觉得还是要搞好东北的党组织。

选来选去，就把刘少奇派去东北了。

结果刘少奇刚去东北领导工作没多长时间，就在领导奉天纱厂罢工期间，被当成罢工煽动者逮捕了。

这一事件也成了日后攻击刘少奇的证据，有人说刘少奇在狱中泄密了，跟敌人做了交易，因为他没多长时间就放出来了。

便认定这中间有猫腻，给他扣上了汉奸、叛徒的帽子。

如果少奇这样的身份都成了汉奸，那不是搞笑嘛。

实际上，当时刘少奇从狱中放出来的原因很简单，他被抓了之后，咬死自己是来东北谋生，而当时刘少奇刚去东北，没有多少人认识他，反水的工人来指认的时候，不认识刘少奇这个人。

警察既无人证，也没有物证，最后就交给地方的法院审理了，也就不了了之了。

刘少奇被捕的时候，情况还是比较危急的，以防出事，中央一边下令营救，一边还成立了临时省委。

结果刘少奇没多长时间就被释放了。

07

中东路事件时，苏联对这个事很上心，压力给到了中共，中共又把压力给到了刘少奇那里。

中央的意思怎么影响大就怎么闹，而且还要以拥护苏联为中心去闹，去喊口号，但当时的东北，军警说杀人就杀人，一闹肯定要出大事，更何况还是以拥护苏联的口号。

在中东路事件中，刘少奇这个从苏联留学归来的人，并没有完全站在共产国际那一边，而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做符合实际的事。

事后，总结经验的时候，刘少奇还直接对共产国际开炮了：

“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反对中国党内机会主义错误，没有在理论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对机会主义领袖加以清算和处理。因此，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是有责任的。在中东路工人斗争中，也存在着忽视对于党内机会主义的斗争问题。”

很显然，刘少奇的立场是站在中国革命这一方的，并没有站在共产国际那里。

政治看立场，经济看市场。

刘少奇表达了自己立场观点后，立马就被中央调离满洲了，等刘少奇回到上海，政治局的一些同志明白无误的告诉他，把你调回来就是因为你耽误了满洲的工作！

并且指责他：“你错得该死，你在政治上一塌糊涂！你将消灭满洲的党！你该打五百板子！”

从东北回来后，刘少奇又被安排去做工人运动工作，但此时的工运已经没有多大发展空间了，白区连党组织的正常活动都无法进行，更别说工运了。

所以此时的工运工作，一下就从以前容易出成绩的地方，变成了冷板凳，成了容易出错误的地方。

随后给刘少奇弄了个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的名头，把他弄到莫斯科去了。

那个时候张国焘也在莫斯科，他是因为南昌起义前后犯得错误，被送到莫斯科学习反省。

在莫斯科的时候，张国焘相对是比较低调的，没有那么多的进攻性。

而刘少奇就不一样了，攻击力十足，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的时候，刘少奇发表了很多与赤色职工国际领导人不一样的观点。

因为当时赤色职工国际搞了很多政策，弄了个模板，就让其他支部无条件的执行。

刘少奇第一个不干，他认为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同，理应有不同的政策，中国当时的工运就比较困难，正常活动都很难，无法执行赤色职工国际的政策。

双方你来我往的吵了很多次，赤色职工国际没能说服刘少奇，无奈之下，为了不影响政策的推行，又把刘少奇弄回了国内。

1931年秋，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国。

很显然，刘少奇这趟回来就不是香饽饽了，跟后来的教员一样，成了人人都避而远之的人。

1931年初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走到了舞台中心，在这前后博古、张闻天等人也陆续回国，参与批斗瞿秋白。

而这个时候从莫斯科回来的刘少奇，自然也就成了博古、张闻天、康生等人的批斗对象。

从他负责的工运方面，挑出了很多错误，对刘少奇在白区工作的指责，基本上就是批评教员在苏区方面错误的翻版。

博古等人接到共产国际指示，让发动暴动，但刘少奇那边并没有多少反应，博古跟康生就开始对刘少奇大批特批。

康生原本也是被批评的对象之一，因为他以前是李立三的坚定支持者，也针对过王明，可他后面反水了，转而大力批评李立三，从而赢得了王明的认可，在领导层又重新站稳了脚跟。

面对指责，刘少奇表示：“许多人都要武装暴动，而且通知支部准备”,

“问题是在主观上用什么力量去暴动。我问海委同志能调动多少群众，他们答复是四五十人。我说，你们要赶一工头走，都不可能，何况赶走帝国主义、国民党！”

但博古等人当时要的不是真相，而是要争夺各个方面的控制权。

刘少奇被他们批得 一无是处，随后又把他弄去了中央苏区干工运，基本上就成了边缘人物中的边缘人物。

08

不久后，因为上海白色恐怖太厉害，博古他们也把临时中央迁到了中央苏区。

到了中央苏区后，批斗对象又改成了教员。

随后又开始排挤任弼时，就连博古和张闻天之间，也发生了一些不愉快。

第二代留苏派起势后，没能团结好刘少奇、任弼时这些第一代留苏派，就连内部也在不断发生分裂，说明他们的政治经验还是很匮乏的。

他们之所以能上台，是由于一系列不正常的组织行为，自己本身没有什么沉淀，上去的也快，下来的也快。

刘少奇也参加了长征，但他在长征时期，跟随的部队不是主力，所以也没有什么露脸机会。

长征开始后，刘少奇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跟随红八军团前进，这个部队约有七千多人，大多都是中央苏区后期入伍的新兵，战斗力比较弱，而且一般负责殿后任务。

上期我们提到过，罗荣桓也在这个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

遵义会议后，刘少奇调任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算是积攒了一点军事经验，当时红八军团在湘江战役后已经打没了，建制被取消了。

但刘少奇重新崛起的机会，还是在瓦窑堡会议之后。

那时全国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主要矛盾，白区的工作又有了扩大空间，可当时的白区党组织基本全瘫痪了。

而经过几次会议后，教员发现刘少奇对白区工作的思想，跟自己的思想路线非常符合，两人常常能想到一块去。

在反对关门主义，反对冒险主义方面，两人意见达成了高度一致。

而且刘少奇对教员有关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略要点心领神会，对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有着深刻的理解。

教员环视一周，除了刘少奇还真找不到既能领会自己战略意图，还熟悉白区工作的人才。

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白区党组织的重建工作，又交给了刘少奇。

遥想当年，少奇同志刚回国没多久，教员就把领导安源路矿上万工人罢工的任务，交给了他。

十多年后，历史再次选择了刘少奇，将领导华北上亿人民抗日的艰巨任务交到了他的手上。

1936年初，刘少奇化名胡服，背负中央交给他的任务。

从陕北出发奔赴华北，奔赴曾经那个搞得自己焦头烂额的“顺直”，从事中央交给他的新的开拓性任务。

据当时担任政治保卫局工作的王首道，回忆刘少奇出发时的情况说：

有同志对少奇同志说：“你这次去白区，是重返虎穴，任务艰巨呐！”

少奇同志充满信心，回答到：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正所谓，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今日匹马戍燕地，他日必有高位以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