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王烈传》注引《先贤行状》中提到：“会董卓作乱，避地辽东，躬秉农器，编于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乐。东域之人，奉之若君……烈居之历年，未尝有患。使辽东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商贾之人，市不二价。”　　《三国志·国渊传》注引《魏书》云：“渊笃学好古，在辽东，常讲学于山岩，士人多推慕之，由此知名。”　 　凡此种种，这不能不归功于公孙父子对于辽东地区的有效管制，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氛围，才使得上面提到的中原名士得以施展各自的长处和才华，而这些长处和才 华的施展，反过来均对辽东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东北通史》一书中所说的：“公孙氏占据辽东50年，公孙度至公孙康时期为创建发展时期，即公孙氏 在辽东建立起稳定的政权并将统辖区域扩展到带方郡。由于这个政权实行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各项政策，如礼贤中原士大夫等，对安定和发展东北地区做出了重要贡 献，也为曹魏统一北方及政权的巩固起到了重大作用。”（《东北通史》，李治亭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由于史料中对于公孙康的记载并不详尽，因 此，后人无法断定其卒年的具体时间。万斯同曾经考证其卒年为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见《二十五史补编·三国汉季方镇年表》），不过据《三国志·公孙 度传》注引《魏名臣奏》中的记载：“奉车都尉鬷弘，武皇帝时始奉使命，开通道路。文皇帝即位，欲通使命，遣弘将妻子还归乡里，赐其车、牛，绢百匹。弘以受 恩，归死国朝，无有还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公孙康遂称臣妾。”根据这个记载，公孙康不但在曹操掌权时期在世，而且到了曹丕称帝之时他也仍然活着。因 此，也有学者认为：公孙康可能卒于黄初元年（公元220年）（见黎虎《魏晋南北朝史论》，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　　最后需要说明的 一点是，公孙康并没有传位给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后来大家所熟知的公孙渊，而是由其弟公孙恭接管了辽东。原因很简单：此时的公孙渊尚且年幼。按照史料的记 载，公孙恭在位时间为七年。后来因病不能理事，被已经长大的公孙渊夺位。据《晋书·宣帝纪》中说：“初文懿（渊字）篡其叔父恭位而囚之……帝乃释恭之 囚。”也就是说，到了太和二年，公孙渊正式登上了辽东之主的宝座，公孙家族在辽东的统治也逐渐进入了尾声。　　公孙渊的外交　 　前文提到，公孙渊是从其叔叔公孙恭的手上夺取辽东的控制权的，时间是在魏明帝太和二年，也就是公元228年。此时不但曹魏政权有所表示，就是远在江东的 东吴也时隔多年之后向公孙渊这位辽东新主发出了交往的信息。《三国志·公孙度传》中说：“明帝即（位）拜渊扬烈将军、辽东太守。渊遣使南通孙权，往来赂 遗。”从此由于公孙康时期就已经被关闭的辽东、东吴交往的大门被公孙渊再次打开了。　　史料中对于公孙渊内政方面的记载匮乏，但对于他与东吴的交往记载却是非常详尽。从资料上看，除了上面提到的公孙渊主动遣使通吴之外，双方的交往不少于七次。　　第一次是魏明帝太和三年（公元229年）。《三国志·吴主传》中说：“五月，使校尉张刚、管笃之辽东。”这是在孙权称帝后一个月的事情。这也说明了孙权对于与辽东发展关系的迫切性。　 　第二次是魏明帝太和六年（公元232年）。《三国志·吴主传》中说：“三月，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秋九月，魏将田豫要击，斩贺于成山。”此 次的交往，实际上又分为了两个阶段。《三国志·公孙度传》注引《吴书》中说：“前后裴校尉、葛都尉等到，奉被敕诫，圣旨弥密，重纨累素，幽明备着，所以申 示之事，言提其耳。”这就说明此次的交流首先是周贺、裴潜出发，而葛都尉随后到达的。不过此次的交往被曹魏方面得到消息，并在东吴使者返回的途中进行了截 击。《三国志·田豫传》记载：“（魏明帝）乃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诸军，假节，往讨之。会吴贼遣使与渊相结，帝以贼众多，又以渡海，诏豫使罢军。豫度贼船垂 还，岁晚风急，必畏漂浪，东随无岸，当赴成山。成山无藏船之处，辄便循海，案行地势，及诸山岛，徼截险要，列兵屯守。自入成山，登汉武之观。贼还，果遇恶 风，船皆触山沉没，波荡著岸，无所蒙窜，尽虏其众。”　　第三次发生在同年。《三国志·吴主传》中说：“冬十月，魏辽东太守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阆中令孙综称籓于权，并献貂马。权大悦，加渊爵位。”　 　第四次是魏明帝青龙元年（公元233年）。《三国志·吴主传》中说：“三月，遣舒、综还，使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 备物，乘海授渊。”不过此次的通使对于东吴来说是个惨痛的教训。该传说：“渊果斩弥等，送其首于魏，没其兵资。”公孙渊突然反目的动机，在《三国志·公孙 度传》中有个明确的记载：“渊亦恐权远不可恃，且贪货物，诱致其使，悉斩送弥、晏等首，明帝于是拜渊大司马，封乐浪公，持节、领郡如故。”该传注引《魏名 臣奏》中领军夏侯献的表章中还提到了两个原因：“宿舒亲见贼权军众府库，知其弱少不足凭恃，是以决计斩贼之使。又高句丽、貊与渊为仇，并为寇钞。今外失吴 援，内有胡寇，心知国家能从陆道，势不得不怀惶惧之心。”　　第五次和第六次是在公孙渊与曹魏交恶之后的事情。《三国志·公孙度传》注引 《汉晋春秋》中说：“公孙渊自立，称绍汉元年。闻魏人将讨，复称臣于吴，乞兵北伐以自救。”该传注引《魏书》中提到：“渊知此变非独出俭，遂为备。遣使谢 吴，自称燕王，求为与国。”这两次的交往分别发生在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和景初三年（公元239年）。对于这两次通使，东吴方面的态度耐人寻 味。《汉晋春秋》中详细记载了东吴内部的意见和最后的决定：吴人欲戮其使，羊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计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潜往以要其 成。若魏伐渊不克，而我军远赴，是恩结遐夷，义盖万里，若兵连不解，首尾离隔，则我虏其傍郡，驱略而归，亦足以致天之罚，报雪曩事矣。”权曰：“善”。乃 勒兵大出。谓渊使曰：“请俟后问，当从简书，必与弟同休戚，共存亡，虽陨于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马懿所向无前，深为弟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