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隐士是专指隐居的高人。他们因各种原因是采取了避世自高的方式，有的是誓死效忠旧朝，不愿归附新朝的；有的是自矜高德宏才，不屑于红尘俗世的；也有为躲避战乱迫害而被迫隐居，这些隐世高人颇为后人推崇。

推演至东晋，隐逸之风有了新的变化。由于门阀政治及门第观念的进一步加深，玄学名士们务须努力，便能通过门荫方式获得高位。他们热衷于追求玄理生活，以高蹈迈世自许，在奢侈的生活中悠然自在地欣赏山水，俯视作对，挥麈清谈。

佛教思想的浸染，进一步的强化了隐逸在玄学名士心中的地位。于是，在东晋中期，隐逸成为了一种社会风尚，一种以清高飘逸相标榜的生活方式，是玄学名士们所追捧的玄理生活的重要部分，因此很多玄学名士自身都兼具隐士人格。

隐士一般被分为三类：山林之隐，田园之隐，朝隐。山林之隐的生活颇为艰苦，不是那些出身名门高族的玄学名士选择的佳方式，他们既要表现自身的清逸高迈，同时也需要纵情享乐。因此在东晋南朝，玄学名士们更多的是选择田园之隐与朝隐方式，且往往是以两者相结合的方式出现。

玄学名士们过着一种似隐而非隐的生活。一边渴慕着隐士的高达旷世，一边又眷恋着纵情享乐的生活。玄学名士群体中，弥漫着一种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与追慕，却又对政治，展现出与元康名士截然不同的热衷。

其实这恰恰是东晋中期，名教与自然已经得到调和，二者渐渐相融的结果。在玄学的发展历程中，纵然有竹林名士的纵情任性，元康名士的奢侈放达，但其总体趋向是二者合一。玄学家一直在试图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也最终在东晋得到了解决。

谢万的《八贤论》和孙绰的《难八贤论》之争，就是针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争论。谢万认为隐处者为优，出仕者为劣。孙绰则提出“出处合一”的观点，可见东晋之时，玄学名士对于隐与仕的关注。其中很容易看出，对于隐逸的赞许。但对于东晋时期政治而言，很显然孙绰的观点，契合了当时玄学名士对于隐与仕的基本倾向。

因此东晋的玄学名士，从容出入玄儒之间，亦隐亦仕，可谓仕隐。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在玄学名士中，没有真正的隐士，只是追慕隐士的生活方式，并将其引入玄理生活中，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亦或是玄学名士们得到社会声誉的渠道而已。

东晋中期政坛上，弥漫着强烈的名士参政氛围，名士作为门阀政治必不可少的部分，其出入不仅影响其宗族的兴衰荣辱，更关系到政局的动荡安稳，因此，名士参政成为东晋中期政治的一大鲜明特点。

东晋中期，玄学作为显学，对于整个东晋社会影响巨大，不仅造就了一大批流芳百世的名士，更是掀起了当时社会一股浓烈的期待名士风潮。与上层士族交流必须善于清言玄谈，士族间以挥麈清谈为交游方式，名士几乎是一种荣誉称号，是追捧的对象。

朝廷内外均呼吁名士入政，就是整体社会对于名士的倾慕的体现，连行伍出身的桓温亦始终想挤进名士行列，对名士多加礼遇，在言行举止上亦颇有名士风范。

东晋中期时期，玄学名士多追慕隐逸之风，对政治往往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但是他们在社会上享有的极高声誉，使得他们成为当时政治掌权者招揽的对象，希冀他们在政治上能带来一定的舆论倾向。

而且门阀士族亦要求自家门下的玄学名士，积极投入到政治洪流中，以期巩固或是提高自身家族的地位，保持在政治上领先的优势。于是，东晋中期整体社会环境与政治环境，都在强烈的呼唤名士参政，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

不仅来自社会整体氛围对于名士的期待，同时名士在政治中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之中虽然大部分担任清官、闲职，但却引领着舆论潮流，其一言一行对于当时社会及政治影响巨大。因此，往往成为当权者拉拢的对象。

东晋中期两大掌权者桓温与谢安，就对名士甚为看重。行伍出身的权臣桓温对名士颇为礼遇，时时以名士言行相效仿，却常常招致名士的讥讽。虽然桓温终以兵者姿态横加驳斥，但依然改变不了他对名士的追慕，招揽名士以充幕僚，壮大自己的声势，提高自身在名士间的地位。

谢安作为名士的代表，身居高位，本身就吸引了一大批名士的追随。以他为中心围绕着王羲之、刘惔、王濛等一大批当时重要的名士，这些名士在朝廷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举手投足间影响甚大。谢安利用这一大批名士稳定东晋中期政局，遏制桓温篡位的野心，并取得了极好的成绩。

司马昱皇室的代表，对于玄学极为热爱，其自身就是当时声名显赫的名士。其周围亦聚集了大批名士，成为名士从政的一个巨大的保护伞。

其利用名士的社会舆论地位，以维护和巩固司马皇室的权力，殷浩出山就是以司马昱为首的一些名士，采用的遏制桓温势力膨胀的手段，殷浩是当时名士，名重一时，时桓温势头渐炽，殷浩则众望所归，遏制桓温的工具，当然也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然而，也由此可看出，东晋中期各大政治力量间的斗争，名士往往是其中的主角，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东晋中期政治的变化，离不开玄学名士的参与，而纵观东晋中期政局，名士对于当时政治的重要，直接导致名士政治地位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