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42年，西周爆发了国人暴动。周厉王逃出都城，逃到彘（今山西霍州市），到公元前828年，周厉王死于彘邑，周厉王其子周宣王上位。
从前842年到前828年，无周王主政的周朝，由周定公，召穆公还有共伯和主政，这段历史又称”共和执政“。
”共和执政“共十四年，这段历史十分模糊，所以历代说法各一，下文的说法只是其中之一。
”国人暴动“西周发展到后期，周王室的财力已经接近于枯竭了。周厉王为缓解财政危急，用荣夷公为政，进行财政改革，简单说就是“开源”。
西周的财政来源有二个方面，其一是土地，即“井田制”，国人与奴隶耕种公田，公田里的农作物上交王室；其二是森林矿产等山地，包括山地的动物。
以上二种财政来源，分别发展成秦朝九卿中的大司农（也称大府），少府。熟悉秦制的朋友，应该知道大司农（秦称为治粟内史）管朝廷的财政，而少府主管山海池泽之税，这些税进皇帝的私库。
西周时期，山海池泽等名义上属于天子，但周天子允许国人进入其中摘果，打猎等，这就是实打实的利益。
荣夷公上台后，就在“山海池泽”想办法，具体措施就是“收税”，以后凡是进入“山海池泽”必须交税。但派人设路卡，也收不上来多少钱，荣夷公再次发力，禁止国人进入“山海池泽”，将“山海池泽”收回国营，改由王室工程部门直接开采经营。
这一下子，断绝了国人的利益，俗话称“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于是“国人暴动”出现了。
“国人暴动”并不是立马爆发的，它有一个过程。最先是一个叫作芮良夫的大臣猛烈抨击荣夷公，说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
周厉王没听。
然后是国人的批评抗议浪潮，周厉王的应对是派出监谤使者，率领军士镇压言论，对批评者一律抓捕或杀死。这才有了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经典名言。
最后才是“国人大暴动”。
国人，也就是小贵族们冲进王城，直接袭击周厉王。一些没参与的贵族选择旁观，天子的军队更是直接参与其中。周厉王没办法，只有仓皇逃出了镐京，逃到彘地（今山西霍县）去了。
愤怒的国人仍不罢休，要杀死周厉王的太子静才行。召公没办法，用自己的孩子代替太子静，《竹书纪年》记载：“（国人）执召穆公之子杀之”。
待事件稍平静后，召公与周公带着支持太子静的一派人离开宗周去了洛邑，原因有二个；其一，杀太子静一系的暴动者，迟早会知晓他们杀的是假太子，还是会找上门的；其二，召周二公去洛邑，应当是寻求诸侯国帮忙，集结大军准备平定叛乱者。
因为“国人暴动”的成分不止是国人，而且还有军队。西周有二支军队——成周八师与宗周六师，分别部署在洛邑与宗同，这二支军队在南征北战中损失过大，但建制还在。
“国人暴动”虽没留下太多资料，但从参与者的青铜器铭文可知，有军队参与。
口盨铭文有；“（上缺）又（有）进退， 邦人、正人、师氏人，又（有）罪又故（辜），廼 倗即女（汝），廼宕，卑（俾）复虐逐氒君氒师，乃乍余一人咎。”
“虐逐氒君氒师”，明指周厉王奔彘事。至于上句中“师氏人”则指在守卫京师的王室正规军，“邦人”指国人，“正人”指周代管理各政府衙门的公卿大夫。
也就是说，周厉王逼反周王室从上到下所有人，包括军队与政府职员。唯一不反的只是公室族人，如召公周公等姬姓亲族。
周召二公为保住皇家血脉，只有一个方法，去东边，集合军队召集诸侯，平定宗周爆动。
随后“共伯和”出场。
“共伯和”共伯和是卫釐侯次子，其兄为卫共伯，字馀，全称为共伯馀。二人均被分封到共邑（今河南辉县市），只不过共伯馀后为太子，回卫都，共邑就给了弟弟共伯和。
还是要说明，共伯馀的“伯”是“伯仲叔季”的意思，表示老大。而“共伯和”的“伯”是“方伯之长”的意思，这与共伯和后面立功有关。
周厉王末年，作为卫国共邑采邑主的共伯姬和，可能同时任卫国卿大夫辅佐其父，也可能在王室任职。
这与周王室对卫国的定位有关。西周初期，“三监之乱”，周公东征平定东夷后，周公将“三监”的土地再整合周边土地，合并成卫国，由周公的弟弟卫康叔为卫君，为震慑东边，成周围八师的指挥权也在卫康叔手中。
周王室与卫国如此紧密的关系，以至于召周二公带着“未上位的周宣王”召集诸侯平叛时，卫国“必定”会派兵参加。
卫厘侯派次子共伯和代表卫国与会，之所以选定共伯和，可能出于如下原因之某种或全部，一是在厉王末年共伯和已在王畿任职，卫国自成王以来有为王室分忧的传统，卫国的始封君康叔以及二代君康伯，都是王朝股肱之臣，为王朝司寇，卫康伯更是南征北战剿灭反周势力，为王朝立下了赫赫功勋。
二是共伯和能力超众，在会上提出的解决方案被众人接受。
更重要的是，共伯和认同召公、周公之举，属于周召一派的人。
如此三个特点，周召二公才会放心让共伯和带着集结好的大军去平叛。
这事由《竹书纪年》可知：“（厉王）十二年，王亡奔彘。国人围王宫，执召穆公之子杀之。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摄行天子事。十四年，猃狁侵宗周西鄙。召穆公帅师追荆蛮，至于洛。”
周厉王十三年，前841年，“国人”发难暴动，共伯和“摄天子事”。次年，猃狁入侵宗周，召公追荆蛮，荆蛮可简单理解南方的蛮族。猃狁入侵宗周，必定是从西北方向进攻，但召公向东南跑，到了洛邑。
总之，召周二公将平叛一事交给共伯和，这二人在洛邑为共伯和提供支持。
比如召公会派一些人去帮助共伯和，这在一些青铜器铭文上有体现。
三年师兑簋；
隹（唯）三年二月初吉丁亥，王才（在）周，各（格）大（太）庙，即立（位）。口白（伯）右（佑）师兑入门立中廷，王乎（呼）内史尹册令（命）师兑：“余既令（命）女（汝）足（胥）师龢父，（司）左右走马，今余隹（唯）口口乃令（命），令（命）女（汝） （摄） （司）走马。易（赐）女（汝） （秬）鬯一卣、金车、较、朱虢（鞹）（鞃） （靳）、虎 （冪）熏裏、右厄（轭）、畫、畫（ ）、金甬（銿）、马四匹、攸勒。”师兑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不（丕）显鲁休，用乍（作）朕皇考釐公 簋，师兑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这是共和三年器，即此器的主人师兑，见周王（周宣王），周王命令师兑继续辅佐师龢父（共伯和）。
这里就可解释纪年为“共和”的问题。
“共和执政”与“周宣王”先说一个例子，晋国“曲沃代翼”时，翼邑国人立晋鄂侯为君，晋鄂侯与曲沃庄伯交战，不敌，奔随地，翼邑国人再立晋鄂侯之子为君，是为晋哀侯。
等于是晋鄂侯未死，都城国人就立其子为君。
可以这样说，西周时期被迫弃都的君主，并不被承认为君主，都内国人会再立一个君主。也就是说周厉王奔于彘后，本应该是周宣王上位，但愤怒的国人暴动想杀太子，使得召公不得不带着年幼的“周宣王”跑到洛邑。
这期间“共伯和”接手宗周一切政务，包括平定这批暴动的国人。由于共伯和平定叛乱，再加上平叛后将镐京治理的非常好，以致镐京国人有立共伯和为“君主”的意思。
于是，在周厉王三十七年（公元前842年）奔彘，到周厉王死亡前828年，这期间有十四年，存在三个“政治中心”，一是周厉王的彘地；二是“周宣王”，由召周二公主政的洛邑；三是共伯和待着的镐京。
这就可以解释，史书上“共伯和摄王政”，与周召二公的”共和执政“。
共伯和“退位”最后就有一个问题，共伯和取得如此大的功绩，是如何甘心将”王位“还给周宣王的。
关于此事，《竹书纪年》说：“（厉王）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为王。共伯和归其国，遂大雨。大旱既久，庐舍俱焚，会汾王崩，卜于大阳，兆曰：‘厉王为祟。’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靖，共和遂归国。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废之不怒，逍遥得志于共山之首。”
《竹书纪年》说，周厉王二十六（应当是三十七年），周厉王跑到彘地。”陟“本意是从低处走向高处，后也指抽象的升高，如登上帝位、提拔升迁等。用”陟“是美化周厉王。
“会汾王崩”，汾王就是周厉王，“卜”就是卜卦，《左传·桓公十一年》载“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就是说周召二公对太子静是否继位，感觉不确定性，因为有共伯和的存在，所以要问上天。
然后，周召一派借太阳神的权威——“卜于大阳，兆曰：‘厉王为祟。’”得到厉王为祟这个答案，其实就是为周宣王造势。
共伯和不知是道德高，还是其它原因，没有争位，直接归国。所以给共伯和无上的赞语——“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废之不怒，逍遥得志于共山之首。”
关于“共伯和”又有一重说法，说他归国后抢了其兄卫共伯和的君位，为卫武公，这个卫武公还参与过“平王东迁”，如果此说法成立，共伯和至少活了九十五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