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图示的审美背景及理想分析
——谈张双凤的人物画
文/ 尚 青
置身于当下激荡巨变的时代，张双凤人物画创作，从关注地域、民族和现实出发，立足于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再现与表现，构建了一个个性鲜明的语言体系，值得我们关注。
一、乡土现实的社会反思性意义
无论稚嫩的孩子还是纯朴的村姑、土地、自然、器物，无论表现元素，深浅、黑白、繁简、浓艳、光鲜、恬淡等，都是“颂乡野而非都市”，始终如一表现稚拙、天真、乡野、乡土、乡情，这是张双凤作品外在显著特征。我想，如果我们不是大量地分析张双凤的作品，并且不与现实对接，有着透彻的感受和切身的经历，是理不清张双凤所要表达的精神维度和审美理想的。如《晨曦》《山妞》《山里红》《山娃》《村姑》等作品，分明让人们触摸到山坡上的羊儿们，慢悠悠地吃草，无数朵飘动的白云偶尔会驻留，清泉像音符一样欢快地跃动着奔向大海，林间那些不知名的鸟儿，此起彼伏地歌唱，山里那个静呦，让人体会到“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境界；沟沟叉叉的小河边，大姑娘边说边笑的洗着蔬菜，小媳妇背着可爱的宝宝，蹲在河边石板上用棒槌敲打着衣物；孩子们不知疲倦地互相嬉闹；大树底下公公叼着大烟袋，鼻子惬意地冒着小青烟；婆婆一边唠嗑，一边纺线，俏村姑绣着荷包；到了夕阳西下，朵朵白云慢悠悠地消逝，羊群陆续归家，家家户户炊烟袅袅，山里人又静待日复一日忙碌充实的一天的开始……这些人间的烟火气，与远远近近的时有时无的山歌伴唱，汇成了六甸生活的底色！
这分明是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场景的传达嘛！当然，张双凤要表现的绝非具体的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景，是通过提炼、归纳或形而上的概括、强化，以一种“抽象人性”或“风景人物组合叙事”方式来实现的，彰显的是一种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人文情怀，明显与当下奢华、虚伪、机诈之风格格不入。其逻辑基点，在于张双凤是基于尊重生命和历史自觉，对于当下人性异化、情感迷失等社会问题有着软性抵触和象征性地批判，是基于现实矛盾和心中理想之间发生冲突后，在人文思索和美学主张上有意识或下意识地作一种反思——即对淳朴意识和生命荣光的张扬。
其一，对“灵魂浅薄、行为飘荡”这种情感荒漠化的反思。当下，人性在不断地异化，人的个体意识逐渐觉醒，存在多元化的诉求，在与传统价值观对接中，精神荒芜，信仰缺失，崇高性冲淡，低俗化普遍，普遍迷失了“元初”那份纯真。极端个性滋生，人性之恶放大，人对物质化、享受化、娱乐化有着无休止的贪婪，人越来越不接地气，多为世俗声名所诱惑、所牵绊，种种“面具”伪饰，狂放洒脱的背后，是更加的痛苦和愈加的落寞！这是一个生命话题，更是一个哲学命题，让人很难回答，张双凤的作品就是个引子！
其二，是对现实沉重感和淳朴岁月逝去的感伤咏叹。俗话说，人越缺失什么，便越渴望什么。在面对过度物质化蔓延的社会现实面前，张双凤作品的审美取向，正是对都市喧嚣、浮华、功利、隔膜采取一种无视和回避的态度！她分明在暗示：原始的、田园的、简单的、自然的生活是很美的，是值得人们珍视和向往的！其审美意义，对于当下虚无情感、虚无伦理不是一种有力的回击吗？！
其三，只有艺术的真诚，没有女性艺术家的狭隘。张双凤始终围绕淳朴、单纯、天真、忧郁等元素来建构审美理想。如《十月香风》《山丫》《秋语》《香风》等作品，偏爱以村姑和孩子的形象植入画面，村姑的质朴善良，略带忧郁的表情，超脱不俗的内在气质，代表着一种朴素美丽、原始纯真，孩子则代表着天真无邪、无忧无虑、与世无争和单纯明净。村姑和孩子已经符号化、精神化和象征化了，为人们塑造构了一个略带忧郁而远离喧嚣、俗尘的世界。这是张双凤站在女性的立场和视角，或之于题材的偏好、情感的侧重去营构的。一方面时代的变迁，社会急剧变化，给人们带来了深刻影响，而女性对于生存环境、情爱感受有着天然的敏感，是有所区别于男性的，但是，张双凤并不局限于女性视野带来的局限性，而是把它上升为时代所普遍缺失的情感诉求，作一种形而上的传达。从一定意义上而言，作品所凝炼出的叙述、提炼、概括能力，其社会意义是深刻的。
二、乡愁意识之于故乡情感的阐释
艺术是情感的宣泄和物质的外化，在情感表达和审美理想之间，作品传达的内容和绘画要素须进行一种内在逻辑性和关联性建构。张双凤的作品在题材选择上，鲜活感伤的人物，质朴的器具，蓬勃生长的花花草草，周边山丘、山野等等原本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物象，通过张双凤的组合构建、秩序调节和形式归纳后，以一种特殊的意趣，贴切的营构，表现得生动感人。让人们品味出一种忧郁、深情、迷茫和清澈的未带来，或只有淳朴的山里人才有的那种情愫来。这是什么魔力呢？
其一，围绕乡愁，钟情乡愁，从故乡的风土人情去表现。张双凤把点点滴滴平凡的生活凝结在笔下，向人们诉说着一种独特的美与真、善与情。李朝全在评价余光中诗歌《乡愁》说过一句话，“人的所思、所念在那里，那里便是自己的故乡，故乡永远牵引着游子的思绪和想念。”我想，只有强烈的“乡愁意识”“驱动”，对家乡爱得深沉、爱得真切，才使张双凤的作品在精神境界和审美内涵上有了情感的依托——终生难忘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那里的一草一木、一人一景，在她的心里扎了根，永远挥之不去；正是“乡愁意识”这一特定情感的维系，反复的提炼和“咏叹”，才能将现实生活和艺术对接，将感性与理性交织，内容和形式升华，为人们构建了一个纯粹的、纯真的、质朴的乡野、乡土、乡情世界。
当然，张双凤并没有局限于某种程式化了的形式规范，她是以个人的生命体验，回到最初的感觉和个性化的情感体验之中去的，作品才有如此的感召力。诚如艺术史家所说，任何一个艺术家都是在一定的家庭环境、社会制度、民族文化以及世界潮流与时代精神等因素的影响与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每个艺术家的思想感情、文化意识和审美情趣无不打上了相关的印记，一语中的！张双凤说，家乡浓浓的年味，过年必备杀年猪摊煎饼做豆腐，买鞭炮做新衣串亲戚……在六甸这个与世无争的静静的小山村，有自己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其二，艺术的感受力和审美力终极理想是“乡愁”。胡安格里斯说：“人可以孤立地发明一种技术、一种创作方法，而不能发明一种精神状态”。张双凤对乡土、乡野、乡情审美意识的选择性建构、笃定性坚守，是张双凤骨子里“乡愁”意识使然。家乡的地域文化、风土人情已经化入到张双凤骨子里。张双凤说，我认准一条，人生在世，不管走到哪，经历什么，生活变成什么样，乡愁永远是一种伟大而深沉的情愫，是最打动我的。齐白石也说过，来自生命本能的那种对家乡朴素的爱，就是爱家乡所熟悉、所珍视的一切。《十月香风》《山丫》《秋语》《山妞》《山里红》《山娃》《村姑》《香风》等一系列作品，的确让人们感觉：乡愁真美、乡愁真好！当然，从一个个具体物象的刻画上升到普遍乡愁的阐释，引起人们对生活、生命更多的感悟和悸动！是一种“乡愁”情结在共性和个性上的建构。共性在于“乡愁”的历史缔结，个性在于张双凤作品细节上的生动表现。更深层来看，张双凤把普遍的、抽象的历史乡愁和文化乡愁，沉淀和延伸出丰富的精神内涵，为人们注入更为深沉的人文情怀，引发人们对人生、亲情、岁月、历史、农村等等的思考。
三、民族性与地域性文化的挖掘和弘扬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每个民族都把自己的记忆、历史和情感凝结成一个个图腾，一种种审美符号，并化作一种精神和力量传承下来。张双凤就非常注重挖掘和继承传统满族的民间艺术，始终用绘画语言去传承和讴歌满风古韵。张双凤自小沐浴在满乡文化童谣、萨满习俗中，在姥姥长烟袋、大襟衣服以及动人的农耕渔猎等民间故事与传说中长大。满族的生活、服饰、舞蹈成了张双凤首选的创作素材，有关满族的资料，张双凤悉数收集和查阅。张双凤曾多次到新宾、岫岩等满族自治县采风，看那里的歌舞、风俗。
作品《关东三大怪》《满乡风情》《盛世太平》《摇篮曲》等，满族的旗袍、坎肩、单鼓舞、木底高桩鞋等服饰造型及各种风俗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无不浸润着张双凤对民族、历史和文化一种“寻根”情怀。《太平馍馍的传说》是根据满族哥俩除去害人猛虎的故事创作的。表现的是身着满族服饰的哥俩带着弓箭骑马奔向森林的场景，包括村民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包饺子庆贺等内容，其缜密的艺术构思和娴熟的技巧，传达得十分感人令人信服。《迎春》《闹花灯》《夏》《庄户剧团》《硕果累累》《太平馍馍的传说》等构思巧妙，大胆运用想象，形象刻画质朴夸张，构图饱满充实，色彩明快绝俗，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浓厚的世俗气息，一扫当下一些“为形式而形式”的僵化刻板的俗套模式。《太平谣》《掐春图》连续斩获辽宁省金奖并入选第10、11届全国美展，就是张双凤以满族传统舞蹈为素材，凭借细腻传神的笔法，浓烈和谐的色彩，独到的艺术表现形式，得到已故省美协主席宋雨桂的大加赞扬，视为“创新、独特”。
结语：
只有把个性的、独特的体验，溶入一种形式技巧中，使这种形式技巧成为艺术创造，才能使形式技巧变得有价值，否则，再好的形式技巧也仅仅是匠人的技艺而已，所以说，艺术的本质应该是和人的生命本质、内在精神相关联的。因为艺术所有的定义和全部美学意义，其实都是围绕人而存在，都是人的生命经历、生命体悟和历史解读等多重意义上的注解、阐释、记忆和承载。张双凤很好地实践了一种艺术精神，这就是作品如此打动人，触动人灵魂的地方。
期待张双凤创作更多的好作品，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回味！
2021年10月17日
作者：就职于丹东市文联，系辽宁省美术家协会理事，丹东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