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两周写了《东林党》和《郑成功》，再接着聊聊李定国和孙可望吧。

很多人看郑成功和李定国，都有一层“抗清滤镜”，好像只要他们参与抗清，并做出相当的贡献，其他一切行为都是可以忽略的。看孙可望又有一层“降清滤镜”，好像只要降清了，孙可望的一生都没有可取之处。

其实在抗清的过程中，郑成功和李定国都有自己的小心思，孙可望也有自己的不得已。

我们要承认他们的抗清功绩，但对于他们的小心思和不得已，也应该有一个客观评价。

李定国是陕西榆林人，这地方是明朝的九边重镇之一，民风非常彪悍，号称“九边之兵，榆林最劲”，因为史料缺失，我们不能确定，李定国是不是明朝世袭军户，不过，生长在这样的地方，对李定国的性格养成一定大有裨益。

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是陕西定边人，那时也属于榆林镇的管辖范围，可能正是因为这层关系，李定国在公元1630年参加起义后，便被张献忠收为义子。

同时做了张献忠义子的，还有延安府的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其中孙可望的年龄较长，排行老大。

此后十余年，四兄弟追随张献忠转战万里，做着没有根据地的“流寇。”

这期间，张献忠经历数次大败，尤其是公元1641年的信阳大战，张献忠被左良玉击败，公元1642年张献忠在安徽潜山一带，被黄得功和刘良佐偷袭，损失了大量身经百战的老兵和军官。

但孙可望和李定国等人不仅活了下来，还在战争中锤炼出一身本事。

在这样的背景下，资历深厚且能力超群的四兄弟，就被张献忠逐步提拔起来，成了张献忠麾下的“年轻老干部。”

公元1643年，张献忠统帅四兄弟扫荡湖广，有了稳固的根据地，但那时李自成已在襄阳建立大顺政权，张献忠又不愿意归附李自成，便在年底离开湖广，统兵进取四川，准备在四川建立基业。

到了公元1644年8月，李自成都败退回西安了，张献忠才攻克成都，自称“大西皇帝”，年号大顺，建立起大西政权。

实事求是的说，张献忠是想经营四川的。

政治方面，张献忠在成都设立丞相府，左丞相汪兆龄是湖广人，右丞相严锡命就是四川人。六部尚书里，工部尚书王应龙是陕西延安人，吏部尚书胡默和刑部尚书李时英是湖广人，户部尚书王国麟、礼部尚书吴继善、兵部尚书龚完敬又都是四川人。

这样的人事分配比例，说明张献忠在刻意拉拢四川文人。

军事方面，张献忠任命孙可望为平东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刘文秀为抚南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分别统领四十八营大军，镇守四川各地。

这样的兵力分配，说明张献忠重用陕西旧部统兵，有长期统治四川的意图。

但问题是，张献忠的流寇习性，根本不足以建立稳固的统治。

张献忠的流寇习性，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

建立大西政权以后，张献忠没有建立常态化的税收体系，依然用“打粮”、“劫掠”的方式维持中央财政，而其中最大的财政收入来源，便是针对地主士绅的“追赃助饷”，逼他们取出存款交给张献忠。

四川的地主士绅迎接张献忠，无非是明朝灭亡以后，想有一把保护伞，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既然张献忠不能保护地主士绅的既得利益，那他们为什么要拥护张献忠？

所以张献忠称帝不久，地主士绅便纷纷起兵造反，以至于张献忠能控制的地方，只局限在成都方圆百里的范围内。

成都以外都是敌人，那成都呢，就没有敌人吗？

张献忠不相信。

面对这条漫长的猜疑链，张献忠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解决——杀人。

公元1645年11月，张献忠派出军队到州县捕杀百姓，要求鸡犬不留，又命令留守成都的军队屠城，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张献忠把四川杀的尸横遍野，结果就是，张献忠把整个四川推到自己的对立面。

到了这一步，张献忠也就混不下去了。

公元1646年8月，张献忠下令焚烧成都，准备离开四川，随后统兵抵达顺庆府（南充市）凤凰山。两个月后，满清肃亲王豪格统兵入川，直抵凤凰山，张献忠出营查看的时候，被清军一箭射死，清军乘胜发起进攻，斩杀数万人。

在这个危险关头，孙可望、李定国等四兄弟组织反击，并带着残余兵马离开战场，才保留下一支有生力量。

如果没有他们四兄弟，张献忠的事业，基本就到此为止了。

2、

张献忠在的时候，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分别统领大西军，形成大西军的四座山头。现在张献忠不在了，四兄弟的实力又差不多，谁来继承张献忠的地位呢？

其实，四兄弟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实力继承张献忠的地位。

但大西军余部不能没有统帅，怎么办？

经过一番商议，四兄弟根据历史惯性，维持了四座山头并存的格局，同时，孙可望以“大义子”的身份扮演盟主角色，协调四座山头的进退、配合问题。

可以说，在张献忠死后的危急关头，这是一个比较妥当的处理方案，但不可避免的留下一个后遗症，即大西军余部山头林立，不论孙可望还是李定国，都无法把大西军余部整合为一体。

这对他们的事业和命运，都有很深的影响。

处理完张献忠的身后事，孙可望以盟主的身份，宣布“自今非接斗，不得杀人”，彻底更改了张献忠的左倾盲动主义政策，随后指挥大西军余部攻克重庆，再经播州（遵义）南下，攻占贵阳。

对于流动作战的大西军余部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胜利，但贵阳离四川太近，随时要面临清军的袭扰，并不是理想的根据地。

而此时的云南，正在爆发叛乱——

蒙自土司沙定洲借平叛的机会，攻破黔国公府，占据昆明，黔国公沐天波和金沧兵备道杨畏知退守楚雄。

自从朱元璋收复云南以来，云南和贵州就是一体的。

现在沐天波和杨畏知在楚雄，沙定洲在昆明，大西军余部在贵阳，正好是“汉人夹土司”的格局，于是孙可望和李定国等人商议以后，决定利用黔国公府在云南的威信，打出“为沐氏复仇”的大旗，出兵云南。

公元1647年3月，大西军余部自贵阳出发，占领曲靖，夺取进入云南的门户要地，4月便击败沙定洲，进驻昆明。

随后，李定国统兵向南，攻克临安府，刘文秀统兵向北，攻取武定州、鹤庆、丽江，孙可望统兵向西，攻取楚雄、大理等重镇，截止到公元1648年10月，大西军余部基本平定云南。

而为了减少阻力，更顺利的统治云南，孙可望还和黔国公沐天波、杨畏知谈判，达成“共同治滇”的意向，条件就是孙可望等人放弃大西政权、不杀人、不掳掠。

不杀人和不掳掠，他们已经在做了。

至于大西政权，如果继续坚守的话，“大义子”孙可望便是正统接班人，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就要做孙可望的臣子，这对他们来说，是难以接受的。而孙可望没有绝对的威望和实力，强行压制三位义兄弟的话，说不定就被围攻了。

可以说，放弃大西政权，对所有人都有利。

在这样的背景下，孙可望便接受杨畏知的条件，把大西军余部、黔国公府、明朝云南政府整合起来，初步组建起统治云南的班子。

仅从这一系列的动作来看，孙可望分析局势和统战盟友的手段，远远超过张献忠，更是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不能比肩的。

孙可望的政治能力，远不止于此。

组建起统治云南的班子以后，孙可望开始治理云南。

政治方面，孙可望做了三件事。

1、重新确定称号。孙可望自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艾能奇称定北王，通过平起平坐的王号，孙可望把张献忠留下的四座山头团结在一起。

不过，确定称号不久，定北王艾能奇就战死了，部属被另外三人瓜分，大西军余部的四座山头成了三巨头。

2、重新任命云南的府、州、县官员，并凭借压倒性的武力，制定了严厉的惩治贪污腐败律令，形成“全滇之官无一人敢要钱者”的清廉风气。

3、设立登闻鼓，允许云南百姓击鼓上访，提出的冤屈立即解决，提出的建设性意见立即执行，很快博得云南百姓的交口称赞。

经济方面，孙可望只做了一件事——收税。

他在黔国公府、云南卫所、州县的部分田地上设立营庄，并抽调大西军余部的军官进行日常管理，每到收获的时候，地主分10%的收成，剩下的由云南政府和耕种农民平分，即云南政府分45%，农民分45%。

那些没有设立营庄的田地，则把佃户的田租削减到10%，剩下的，云南政府和耕种农民进行四六分成，即云南政府分36%，耕种农民分54%。

这是在尽量不改变土地所有制的情况下，把田地所有权、经营权、分配权完全分开，让地主有一部分收入，减轻农民负担，云南政府有稳定的财政来源。

和张献忠的“追赃助饷”相比，孙可望的营庄制是非常高明的，也比李自成的“三年免征”更有可行性。

正是因为有了稳定的财政来源，孙可望才能整肃军纪、招兵买马，并收服云南各地的土司，整合出一支土汉混编的三十万人大军，威镇西南。

可以说，在经营云南的过程中，孙可望扮演了“领袖”的角色，李定国虽然有直属的势力，但更类似一个“战将”的角色。

3、

孙可望治理云南的成绩卓越，为抗清事业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公元1650年8月，孙可望亲自统兵攻取贵阳，12月就完全控制贵州。次年初，孙可望命刘文秀统兵进入四川，截止到10月，刘文秀就在四川大部分地区建立政权。

至此，云、贵、川成为大西军余部的抗清基地。

正是有了这么广袤的抗清基地，公元1652年4月，李定国才能经贵州进入湖南，一路攻克湖南靖州、武冈州、广西桂林，逼满清定南王孔有德自杀，又统兵北上攻克湖南衡阳，阵斩满清敬谨亲王尼堪，完成“两蹶名王”的辉煌成就，打破“满洲不满万，满万不可敌”的神话。

从穷途末路到扬名天下，他们仅仅用了6年，这其中自然有李定国和刘文秀冲锋陷阵的功劳，但最大的功劳，应该属于运筹帷幄的孙可望。

如果他们能亲密合作，不说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吧，割据西南几十年，给中华文明留一盏灯火，基本是可以做到的。

然而，张献忠刻意制造的四座山头乃至云南三巨头，时刻困扰着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导致他们只能共患难，不能同富贵。

冯甦（su）是顺治十五年的进士，做过永昌推官、楚雄知府，他在云南期间探访遗老，听说了很多典故，后来就在《滇考》里写道：

“可望饶机智，既据有全滇，益自尊大，而其党犹侪视之，李定国尤倔强，每事相阻忤。”

大意是，孙可望的野心膨胀，想做张献忠一样的大西军领袖，但李定国和刘文秀认为，孙可望是同事、兄弟，而不是领导。

李定国甚至到了“逢孙可望必反对”的程度。

按照正常的政治逻辑，孙可望有这样的野心，很正常，但凡有能力的人做了领导，谁不想一家独大？李定国和刘文秀不服孙可望，也很正常，原本大家是平起平坐的，凭什么我要给你磕头，你怎么不给我磕头呢？

但政治是需要核心的，要么是一个核心团队，要么是一个核心人物，总得有一锤定音的角色。

乱世争雄，尤其需要这样一个核心。

大西军余部的三巨头，恰恰就缺一个核心，三龙治水，必然造成抗清阵营的内讧。

早在没有出云南的时候，孙可望就派使者到广东肇庆，和南明永历朝建立联系，并请求永历皇帝封他为秦王，目的就是借助南明永历朝的正式爵位，提高他的政治地位。

孙可望成功攻取贵州、四川以后，南明永历朝正好丢失广西南宁，为了苟延残喘下去，他们君臣终于不再扯皮，正式册封孙可望为秦王。

大西军余部，自此从“流寇”转型为南明永历朝的官军。

刚收到圣旨，孙可望便自称“国主”，在贵阳设立“行营六部”，事实上接管了南明永历朝的实际权力。随后，孙可望出兵迎接南明永历朝君臣到贵州，安置在贵州、广西交接处的安龙千户所。

这样的做法，和曹操在许昌安置汉献帝、自己在邺城另立霸府的故事一模一样。

孙可望，就是南明永历朝的曹操。

既然要效仿曹操，孙可望便要清除异己、独揽大权、改朝换代，独自支撑抗清的大局，成功则建立孙氏江山，不成功就割据西南。

这是孙可望唯一的出路。

于是呢，出云南抗清不久以后，大西军余部的三巨头就发生了内讧。

公元1652年10月初，刘文秀因为战术错误，进攻四川保宁府（四川阆中）的时候，被满清平西王吴三桂击败，士兵折损大半，被迫退回贵州。孙可望借机解除刘文秀的兵权，送回昆明闲居。

公元1652年12月，李定国刚完成“两蹶名王”的辉煌成就，孙可望担心李定国的功劳太高，威胁自己的地位，便把李定国麾下的兵马调走，导致李定国孤立无援，被迫放弃湖南。

次年2月，李定国率部进入广西，从此不再和孙可望见面。

此后，李定国两次联络郑成功，希望东西夹击夺取广东。

从抗清大业的角度来看，这自然是李定国为恢复东南、反清复明做的谋划，但从南明永历朝的政治格局来看，李定国未尝没有坐拥两广、和孙可望分庭抗礼的心思。

可惜，因为郑成功的不配合，无论为公为私，李定国都失去了这次机会。

4、

大西军余部走到这一步，分裂已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孙可望的军事能力足够强，能和曹操一样横扫天下，那抗清大业还有转圜的余地，但很可惜，孙可望的军事能力终究要差一些，远远不能和他的政治能力相比。

公元1653年3月，李定国进入广西不久，孙可望便统兵十万，自贵阳出发远征湖南宝庆（湖南邵阳），想向朝野证明，没有李定国，他孙可望一样可以战胜满清。

结果，孙可望和满清定远大将军屯齐大战一场，大败，用事实证明了，孙可望的军事能力就是不如李定国。

从此以后，不仅孙可望的威望大跌，南明永历朝经营湖南也成为泡影。

战功是称帝开国的唯一通行证，战场上打不赢，孙可望通过正常途径取代永历皇帝，已经不可能了。

他能怎么办？

就这样蹉跎了几年，孙可望想到一个解决办法——用既有的威望和兵力，逼永历皇帝退位，强行称帝开国，用皇帝的权威整合内部，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为了达到目的，孙可望连谶纬、祥瑞都准备好了。

这种做法，和三百年后的袁世凯很类似。

如果被权臣废除帝位，下场一定非常凄惨，这一点，永历皇帝很清楚。为了保住性命，永历皇帝必须联合另一个实力派，和孙可望抗衡。

而在那个时间点，永历皇帝能选的，其实只有广西的李定国。

公元1653年6月，永历皇帝写下亲笔信，命亲信秘密送到广西的李定国大营，李定国痛哭流涕，说道：“臣兄事可望有年，宁负友必不负君”，明确了拥护永历皇帝、反对孙可望的政治态度。

不过，那时李定国正在联合郑成功谋取广东，一方面分身乏术，另一方面不想和孙可望兵戎相见，便把这件事拖下来了。直到两次出兵广东，郑成功都没有配合作战，李定国知道自己也走投无路了，这才答应出兵贵州，迎接永历皇帝。

公元1656年正月，李定国亲自统兵抵达贵州安龙，接到永历皇帝和大臣们，便返回云南昆明。

经营多年的广西，事实上放弃了。

事后，永历皇帝论功行赏，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让张献忠的三名义子再次平起平坐，形成秦王孙可望的贵阳霸府和晋王李定国、蜀王刘文秀、永历皇帝的昆明朝廷互相制衡的格局。

这样的局面，孙可望是难以接受的。

次年8月，孙可望在贵阳誓师，随后统兵十四万返回云南，准备一战定乾坤。到了云南曲靖，孙可望和李定国、刘文秀爆发大战，孙可望大败而回。

走投无路之下，孙可望向满清投降，被封为义王。

李定国，就此取代孙可望，成为南明永历朝的实际控制者。

5、

世间最遗憾的事，莫过于“我本来可以”。

在孙可望看来，他本来是可以做皇帝的，可这么光明的前程，被李定国和刘文秀给破坏了，所以投降满清以后，孙可望非常不甘心，对李定国和刘文秀的恨意也到了极点。

孙可望给满清的投降信里写道：“乞代奏大清皇帝陛下，发铁骑一万，愿献滇、黔、蜀以归一统，更报不世之仇。”

一句“不世之仇”，足以说明孙可望对李定国、刘文秀的恨意有多深。

而李定国掌控南明永历朝以后，逐渐走上孙可望的旧路，当时的人就说：“上虽在滇，端拱而已。文武两班，唯唯诺诺，内外大权，尽归李定国。”

一句“内外大权，尽归李定国”，道尽李定国的飞扬跋扈，那是压抑十年之后，无所顾忌的释放性情。

此时的李定国，如果能妥善经营，未必不能割据西南，撑起南明永历朝的一片天，和满清继续抗争。但很可惜，李定国的理政能力不如孙可望，处理人事问题的方式也不尽如人意，逐渐酿成两个错误。

其一，自李定国迎接永历皇帝回昆明以后，大西军余部用来改造云南的“营庄制”逐渐败坏，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南明永历朝失去了稳定的财政来源。

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云南经济崩溃，李定国都要承担主要责任。

其二，李定国在处理“孙可望事件”时，刻意做了扩大化处理。

曲靖大战以后，刘文秀负责追击孙可望，一路收编了三万余人，并得到坐镇贵州、四川的权力。就在这个时候，刘文秀提出一项建议——永历皇帝迁都贵阳。

可能是刘文秀想效仿孙可望，也可能是单纯的认为昆明离前线太远，不论如何，这个建议都引起李定国的警觉。很快，李定国以永历皇帝的名义，解除刘文秀的兵权，又一次把刘文秀召回昆明闲居。

排斥了刘文秀这个“异己”以后，李定国继续穷追猛打。

他把孙可望旧部称为“秦兵”，视为南明永历朝的二等公民、污点人群，又把始终留在云南、没有追随过孙可望的军队称为“晋兵”，视为南明永历朝的主力军队。

这种刻意区分“你我”的做法，造成基层军官和战士的分裂。

他给讨伐孙可望有功的人员封官晋爵，例如白文选封巩昌王、马进忠封汉阳王、冯双礼封庆阳王等等，又把追随过孙可望的狄三品、王会、张光翠等人贬官降爵，造成高级军官的分裂。

这样一来，因为李定国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原本就三足鼎立的南明永历朝，彻底变成一盘散沙。

也就是说，李定国打赢了内战，获得南明永历朝政治斗争的最终胜利，却没能整合各方势力，输了抗清战争的大势。

既然李定国不能容人，那么孙可望旧部、刘文秀旧部以及其他不满李定国的人，都要另寻出路。

出路在哪呢？

其实出路就在眼前，满清封孙可望为“义王”，不就证明，降清有光明前景么？

公元1657年12月，满清任命平西王吴三桂为平西大将军、固山额真赵布泰为征南将军、固山额真罗托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分别自四川、广西、湖南攻取贵州，得胜之后，再从贵阳、乌撒等地攻取云南。

公元1658年5月，清军基本控制贵州，12月，李定国和永历皇帝撤出云南昆明，清军兵不血刃的占领昆明。

公元1661年12月，吴三桂的兵锋直逼缅甸，俘虏永历皇帝朱由榔。次年4月，清军用弓弦将其勒死，断绝了反清复明的象征，6月，李定国死在云南保山的景线村。

临死前，李定国叮嘱其子李嗣兴：“千万不能降清”，但李定国死后半年，李嗣兴便带着千余人降清，被封为都统，后来做到宁夏总兵。

满清用一年的时间征服大西南，不是因为清军善战，不是南明永历朝的军队不抗清，归根到底是李定国的经济政策出现偏差，失去长期作战的经济基础，又在政治上犯了错误，把大量的抗清军队推向满清一方。

6、

明末清初的时候，安徽霍邱县的刘星海随永历皇帝进入云南，被归入李定国麾下，屡立战功，官至总兵。

满清统一以后，刘星海之子刘彬阅读典故，写下《读残明遗事漫记四首》——

胡风南渡尽草偃，大义捐嫌王出滇。

一身转战千里路，只手曾擎半壁天。

诸葛无命延汉祚，武穆何甘止朱仙。

板荡腥膻忠贞显，江山代代颂英贤。

凛凛孤忠志独坚，手持一木欲撑天。

磨盘战地人犹识，磷火常同日色鲜。

老草坡前草树香，磨盘诸将墓堂堂。

残碑读罢呼雄鬼，生死都从李晋王。

这四首诗，读起来给人一种壮志未酬、热血难凉的凄凉感，是难得一见的好诗。

李定国能以“抗清英雄”的身份载入史册，一方面是李定国确实战斗到最后一息，宁死不降清，另一方面是刘彬的诗传播广泛，描绘了一个脸谱化的李定国。

但这不是真实的李定国。

历史上真实的李定国，青年成名是张献忠提拔的，中年抗清是孙可望提供的平台，晚年主政是通过夺权挣来的。前两个阶段，李定国都做出非常耀眼的成绩，最后一个阶段，李定国的做为简直是一场灾难。

如果不是宁死不降清，李定国的历史地位，绝对不会这么高。

可以这么说，孙可望是非常优秀的领导人物，却因为资历和地位的限制，没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最终走上一条不归路。李定国是非常可用的战将，却在人性的驱使下，走到用人的位置上，造成河山沦丧的悲剧。

这样的结局，在张献忠身死的那一刻，就注定了。

如果重来一次，可能还是不会改变什么，因为孙可望和李定国，都过不了“欲望”这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