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类型的多元形式丰富了人类流动性谱系的实践和内涵，也有助于从宏观视野来理解中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中国经历了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转型。这一对概念被普遍认为是理解中国社会的两个基本命题。而随着改革开放40余年的旅游发展，当下中国所具有的开放性、流动性、融聚性已在相当程度上使“乡土中国”的一元解释框架和“城乡中国”的二元解释框架受到挑战，并进一步迈向旅游等流动实践所形塑的当代中国“超域社会”。
从流动性加以考察，虽然流动内嵌于“乡土中国”的“一元”社会，但偶发性的流动并不具备影响社会总体及其深层结构的意义；“城乡中国”力图缝补割裂的城乡“二元”结构，但此阶段的流动总体上无法摆脱城乡“二元”桎梏，其本质上仍然是城乡二元之间的单向流动；而“超域社会”突破了既往的流动单向性，引发了全方位流动、扩展与传播，驱动社会生活实践的时空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进而塑造了当代中国以“流动性”和“融空间”为本质的总体社会事实。因此，“旅游中国”不仅指涉当代中国的重要社会属性，更指涉了当代中国“超域重组”的动态社会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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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一元”社会根脉与现代旅游发端
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将传统中国社会概念化为“乡土中国”。乡村人口的生产生活“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城市、乡镇体系发展迅猛，但总体上以地为本的小农经济、以村而治的乡土秩序、根植于土的文化伦理才是社会运行的核心动力。在安土重迁的乡土价值观影响下，流动和迁徙往往被认为是负面和次等的生活方式。旅游作为偶发事件尚未制度化，更不存在系统的旅游产业，旅游远未成为被社会所普遍接纳的生活方式。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旅游业主要属于“事业”性质，服务于国家外交事务的开展。20世纪70—80年代，旅游业的核心使命是扩大对外政治影响和为国家吸取自由外汇，形成了以入境接待为主的旅游事业发展格局。1978 年一般被学术界视为中国现代旅游的“元年”，首次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作出了“大力开展旅游事业”的决定。1978年到1979年间，邓小平同志对加快旅游业发展多次做出重要指示，指出“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198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七五”计划首次正式将旅游业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旅游业开始以一种独立的产业形态出现。中国现代旅游的起始阶段与从困境中重新恢复和发展的中国社会进程共同起步、互为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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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中国：“二元”社会互动与大众旅游兴盛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乡土中国的传统社会逐步发生深刻转变，城乡人口规模、生产生活方式等均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发生了历史性飞跃，第一代农民工群体开始在东部和西部、城市和乡村之间往返流动。而我国长期以来推行城市优先发展战略并建构了排斥性的城乡分割制度，导致了快速城镇化之后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关系表现为城乡差距与城乡分离的二元性交叠。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在现代性冲击下从延续千年的乡土中国进入乡土变故土、告别过密化农业和城乡互动的城乡中国时代。城乡分工和互联互通进一步明确与合理化，城乡发展各具比较优势的时期到来。
由乡土中国迈向城乡中国，“流动”成为理解此进程的关键概念。旅游流动作为城乡流动的重要内容和形式，迅速被推至社会发展的前沿位置。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将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1999年，“黄金周”制度的确立进一步推动了国内旅游的快速发展。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明确指出“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随着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活动的成功举办，中国入境旅游市场被充分打开并带动旅游全面发展。2013年，中国成为出境旅游消费第一大国。在国际化程度提升、国家政策制度调整、社会经济/消费水平提高和基础设施整体提升的背景下，中国旅游业逐步走向规模化、产业化的大发展阶段。随着城乡人口的广泛化和常态化流动，“大众旅游”时代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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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域社会：多元流动性与全民旅游时代
21世纪以来，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所导致的流动现象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面向。如果说西方学术界有关“流动性”的讨论大多与脱域化、碎片化等后现代批判话语相关联，在中国当代社会背景下，流动性则更深刻地体现了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建设目标和成就，是富起来的人民实现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社会位置的重要表现。因此，流动性在“城乡中国”阶段是一种逐渐显现和常态化的特征，那么在全民旅游的时代，多元流动性已成为社会的本质特征。
流动性在当下中国的社会实践中表现极为深广。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为3.76亿人，十年间增长近70%。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得益于经济的快速发展、汽车的普及化、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和通信技术的提高。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呈现出多元多向的全方位迁移、扩展与传播，“流动”已成为不争的社会事实，使得中国当代社会形态迈向了更加开放多元的“超域社会”。一方面，市场经济发展使得劳动力自由流动成为必然要求，打破了城乡二元对立时期从乡村流入城市的单向流动，劳动力的逆向迁移以及“城乡两栖”型迁移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社会结构转型也使得个体身上原有的地方约束被逐渐打破，个体可以在更加自由的社会结构中寻求发展乃至实现自身的社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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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的增强也使以流动为核心的旅游活动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强度，导致旅游流动谱系不断延伸，从购物、日常休闲、修学旅游、间隔年、季节性移民（第二居所）到跨国移民，从现实到虚拟旅游，等等。丰富的旅游实践类型涵盖了中国社会流动性谱系的方方面面。从时空脱嵌迈向时空重组的超域时代，中国旅游业以数字技术为支撑，在旅游者多样化、旅游方式个性化和旅游需求多元化的推动下不断升级，“互联网+”、全域旅游等更是推动了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由小康型向富裕型转变，这为旅游日益成为全民共享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坚实基础。旅游产业和市场达到空前繁荣，其面向民生福祉的多元复合功能得到进一步凸显，中国社会自此进入“全民旅游时代”。
旅游中国：一场正在发生的深刻社会转型
尽管“乡土中国”“城乡中国”与“超域社会”显现出某种发展时序上的先后递进关系，但三者在社会事实意义上却并非“零和”的替代关系，而是彼此嵌合、交叠，共同构筑了当代中国的内在肌理。因此，中国社会发展的动态实践不能以某种单一的考察模型加以割裂。“旅游中国”的提出正是希望走向一种兼容模式，深入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乡土传统、城乡根基和流动现实。“旅游中国”同时表明，旅游作为一种系统性的现代化力量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旅游促进了人、物、资本、信息和技术在城乡、东西部之间的大规模流动，其覆盖面之广、渗透力之强，使得传统社区不断重构，城乡互动的强度和频率显著提高，族群和文化交流与融合更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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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城乡居民的旅游动机和需求快速增长，2019年国内旅游人数超60亿人次，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旅游逐渐趋向于日常化，成为中国当下社会的生活常态。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9年旅游总收入超过6万亿元，旅游业在进入中高速增长期的同时也步入了全域旅游的高质量发展时代。中国旅游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内部发展的机遇为“旅游中国”的社会形态创造了更多可能。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下，中国上万亿的出境旅游消费回流和旅游消费升级将迎来新的增长机遇，“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大背景为中国旅游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消费场景和更精细的管理模式，塑造了沉浸式、体验型和场景化的消费趋势，并催生了虚拟旅游、云展览、旅游直播等新的旅游消费业态。新时代背景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使得中国旅游必将以致力于满足人民幸福与美好生活为自身发展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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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意味着旅游消费需求不仅具有规模效应，更呈现出多元化和品质化的趋势。笔者团队在追踪调查中发现，旅游消费在不同群体中和不同地区日益呈现出丰富多元的形态与特征。就群体而言，亲子家庭游和研学游日益规模化并对少年儿童的成长产生重要影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追求蕴含文化元素的高品质旅游体验和网红打卡、极限运动等个性化旅游活动；退休老年人群因有钱有闲且动机强而成为最具增长潜力的旅游市场和旅游淡季的主力军。就地区而言，一方面，云南、西藏等众多西部地区的重要旅游地成为生活方式移民、旅游劳工移民、第二居所居民等群体的旅居地；黑龙江鹤岗、汕头南澳岛、雅安达瓦更扎等小众旅游城市和景点成为备受追捧的“反向旅游”目的地。另一方面，中小城市下沉市场活跃，居民的出游需求旺盛，小镇青年、农村居民的出游比例越来越高；西双版纳、丽江等民族地区的旅游目的地居民外出旅游需求旺盛。
正如国洲文化成都红色教育培训基地一直坚持认为的那样，中国具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全球最大的供应链体系、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积淀深厚的中华文明和丰饶多元的自然及人文旅游资源。“旅游中国”意味着当今中国已经具备成为旅游强国的条件，旅游变迁与中国社会变迁在并进交织中得以协同发展。 （摘自《“旅游中国”：四十年旅游发展与当代社会变迁》 责编：国洲文化成都红色教育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