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兴华，1955年生于上海，1977年考入华东师大历史系，1979年破格考上华东师大古文字专业研究生，1982年毕业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94年破格晋升教授，1995年任博士生导师。先后在华东师大历史系、艺术系任教。历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评委、上海市书协秘书长、流行书风展主持人等。现任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会放下，而不是取巧

沃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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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拼命写大字，沉浸其中，眼中看到的也都是大字，有位先生劝曾翔和我写大字要“放下这个”，这让我产生很多遐想。

“放下”是佛教语，但我更相信笃实而执着的儒家，孔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以天下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因此我学书法创作强调在执着基础上的放下。

所谓放下，首先要摆脱名缰利锁的束缚，让书法创作回归到赤诚的本真状态，这个“放下 ”越彻底越好。其次要冲破技法规则的限制，让书法创作能够表现时代表现个人，充满生命活力，这个放下必须建立在继承的基础上，如董其昌所说的:“盖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欲离者，非欧虞褚薛诸名家伎俩，直欲脱去右军老子习气，所以难耳。哪吒拆骨还父，拆肉还母，若别无骨肉，说甚虚空粉碎，始露全身。”

除此之外，一般人认为的放下还包括形式，而我认为形式是思想感情的载体，道不离器，器不离道，没有形式，哪来什么思想感情的表现。思想感情追时代变迁，随人情推移，书法的表现形式也没有固定程式，不断变化发展，书法家活到老学到老 ，一辈子的任务就是要为不断更新的思想感情找到更恰当的表现形式。在这点上我非常执着。

我又想到另一个相关问题——放开。有些人所谓的放下其实就是宋明理学中所讲的“放开”。宋明理学受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影响很大，有些人在学习上主张不要太著意，要放开，强调顿悟，但也有人对这种观点保持着高度警惕。

谢良佐说“曾往见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对曰:‘天下何思何虑！’伊川曰:‘是则是有此理，贤却发得太早在。’”程颐的提醒让谢良佐事后非常感叹:“当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禅家去矣。”并且说自己“至此未敢道到何思何虑地位”。

王阳明特别嘱咐学生王畿说:顿悟之学理论上是有此理，但“不可轻易示人”，否则会造成“空想本体，流于虚寂”的毛病。

胡居仁说:“上蔡记明道语，言‘既得后，须放开’。朱子疑之，以为‘既得后心胸自然开泰，若再有意放开，反成病痛’。”

他们都认为“何思何虑”不去多想的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的境界是要通过长期修养才能达到，且也只限于极少数的上根之人，因此虽然在理论上承认放开和顿悟的观点，但在实行上都强调不能“发得太早”，刘宗周就批评陈白沙说:“识趣近濂溪而穷理不逮，学术类康节而受用太早。”连大学者（同时也是著名书法家）陈献章都被批评为“受用太早”，因此我总觉得现在一般人口口声声地说“放下”的无思无虑，真是太轻巧太便宜了！

根据自己的实践体会，我更加认同朱熹的说法，所谓“既得”意味着进步和突破，其实就是放开和超越，这种放开和超越有自身的发展逻辑，既针对过去，也面向未来，因此“既得后，再放开”，把它分成两截，把“放开”作为意志强加于事物发展的外铄，而不看作事物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这是错误的。

它的后果是，孤立地谈放开，原先所包含的不要过于局限和拘泥的学习方法这部分内容必然会逐渐被抽空，在人心好逸的驱动下，蜕变成一种不思进取的随便和取巧的学习态度，给书法艺术带来了极大危害。

看看身边，那些口口声声说要放开，说已顿悟的人，大多是还没有得就想放了，作品浮光掠影，浅尝辄止，然而却摆出一副得道的大师派头夸夸其谈，在我看来，都是在掩饰自己的懒惰，甚至是借此自命清高，既不真又不诚。

我不相信既得之后的放开，真正的得同时就包含着否定和超越自身的放开，追求这样的得必须执着，全力以赴，不能有丝毫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