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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中国一次性支付了联合国的全部会费，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这个行动尤为引人注目，因为不多见的国家能够毫不犹豫地支付近五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虽然自诩为发达国家和国际领导者，但在联合国的会费问题上却屡屡以各种借口推迟支付，这种做法颇具讽刺意味。有趣的是，中国缴清会费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显得十分愉快。不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的心情又陷入沉重，因为联合国再次面临财务困境。

在2023年的中央应急基金认捐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发表讲话，指出到11月为止，该基金已经投入超过6亿4000万美元用于援助大约40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受困民众。尽管如此，他强调目前的资金依旧远远不够。在对中国等国家的捐赠表示感谢之余，古特雷斯呼吁各方能增加捐赠额度，以期达到10亿美元的募资目标。

对于古特雷斯的号召，中国代表随后发言做出回应，提到中国自2007年以来，一直在每年自愿对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进行捐助，且2023年的捐赠已经完全落实。他表示中国坚定支持该基金的各项工作，并计划在将来继续提供资金支持，但捐赠的额度将根据中国的实际能力自愿确定。首先，在如此重大的事件上，中美两强是联合国最有可能依赖的伙伴。但是，鉴于美国长期存在的拖欠会费问题，期望美方能够帮助联合国应对危机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此外，中国的国际声誉相对较好，并且在上月一次性缴清了数亿美元的会费。因此，向中国寻求帮助无疑是一个更为有效的策略。

在1989年，中国仅贡献了联合国会费总额的0.79%。然而，到了2022年，这一比例显著上升至15.254%。值得注意的是，在2019年，中国已经升至联合国第二大出资国的位置，仅次于美国。这两个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有显著的差异：美国作为一个成熟的发达国家，而中国则是一个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如此，在对待联合国会费缴纳问题上，中美两国所采取的立场和行动反映出明显的差异。联合国的会费机制可以这样理解：它主要用于覆盖组织的日常运作成本，这包括支付工作人员薪资、办公室开销以及维护全球和平的相关开支。这些费用是由联合国的193个成员国共同承担的。各国缴纳的具体金额和比例是基于其经济能力来定的，并且这个分摊的比例每三年会重新评估和调整一次。

考虑到古特雷斯对中国的高度重视，中国方面自然也愿意予以相应的尊重。因此，在获悉相关消息后，大使戴兵迅速作出了反馈。他的回答主要集中在两个核心要点上：首先，他确认中国今年的贡献款项已经完全支付，并且中国将继续在未来对联合国的相关工作提供支持；其次，他强调中国的贡献是在其能力范围内，基于自愿原则进行的。简而言之，中国会在非强迫式的环境下“尽力而为”。中国已经尽其所能采取行动，自2007年起，每年均向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会做出贡献。至于2023年中国应负担的费用，中国亦已全数支付。10亿美元非小额资金，中国尽管“尽力而为”，但这份贡献不应仅由中国独自承担。

鉴于美国未支付其应缴的会费，这种压力不应转嫁至中国。为了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美国一出手就是几百亿。美国拖欠联合国的会费现已累计达到近11亿美元，这一数额占到了联合国会费总拖欠额的大约80%。这种拖欠行为被视为美国对联合国施加压力的手段。面对这一局面，联合国对向美国追讨欠款显得谨慎，同时似乎希望中国能够增加缴纳的份额，但这样的期望显然是不合理的。期望中国成为全球救星的想法本身并不切实际，仅凭中国的奋斗是不够的。如果他们希望逃避瓦解的厄运，他们必须依赖自身的力量。

然而，联合国的这一困境也反映出了一个更广泛的全球治理问题。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国际组织如何平衡各大国的利益和影响力，成为了一个紧迫的议题。美国，作为历史上最大的捐款国，其影响力在联合国内不可小觑，但这种影响力伴随着一种责任。如果美国继续拖欠会费，它不仅会削弱联合国的财政稳定，还可能损害其在国际舞台上的领导地位。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其在联合国的角色也越发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增加缴费的呼声，虽然从公平分摊的角度看似合理，但也必须考虑到国家间的不同利益和战略目标。中国可能会选择在符合自身国家战略的领域加大投入，而不是无条件地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