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军队工作了二十六年，所做的事情很多，随着时间的流逝大都淡忘了。但有一件事情记忆犹新，终生难忘。这件事情发生在那个动乱的年代。

一九七四年三月，正逢批林批孔的高潮时期，兰州军区举办师以上领导干部读书班，学习马恩著作，重点学习《哥达纲领批判》。读书班的目的从广义上讲，通过学习，加深领导干部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理解，提高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从狭义上讲，主要是帮助“犯路线错误”的同志提高认识，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这对于绝大多数领导干部是完成学习任务，而对少数人却还有个检查过关的问题。

我们二十一军参加这次读书班的人员有军长刘江亭，军政治部副主任胡启坤，六十一师师长马学俊，六十二师副师长潘体柱，六十三师副政委环克军，军政治部秘书处长张亦民，我是军政治部宣传处干事，曾参加过北京军政大学理论教员培训，作为辅导员和工作人员参加。刘军长1937年参军，历经百战，一身正气，在参加读书班学习的领导干部中，只有刘军长在总政治部搞过“军管”，与“四人帮”发生过冲突，属于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早在一年前陕西省委召开的“丈八沟”批林整风会议上受到过批判帮助。这样看来，刘军长就有双重任务，一是学习理论，提高认识，二是联系实际，检查自己。

对于刘军长的处境大家都很清楚，而他自己却不是很明白，每到晚饭后散步，他总是踽踽独行。我当时是个小干事，也不怕跟错误路线沾边，就每天陪着他散步。在散步过程中，他给我讲了很多战斗故事，我很受感动，但他就是不谈这次读书心得。对于刘军长在读书讨论中的发言，上级是很重视的，要求他能“接触实际，触及灵魂”。刘军长思想压力很大，且患有严重的糖尿病，我每天早晨到他卧室看望他时，他总是摇动着尿液测试纸，说“小石，又有几个加号”。我对他的健康状况很感忧虑。

刘军长性格倔强，刚直不阿，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横加指责非常不满，对此不屑一顾。在那动乱的年代，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很多事情说不清楚。但有一条，如果不顺从“四人帮”的意思就会带来横祸。虽然在一年前西安的“丈八沟”会议上做过检查，但在这次兰州军区举办的读书班上也有个再学习，再认识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读书班工作人员，比较了解上级的意图，而刘军长似乎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和其他人一样听课，读书、讨论，就理论谈理论。我心里很为他担心，不能明说，也不能不说，很为难。我琢磨来琢磨去，在读书班后期就在整理他的发言稿时下了点功夫，有意识的加进去一点“认识错误”的话，这个事情我也很作难，加得多了，刘军长不高兴，加的“不疼不痒”，上面不满意。我加了几句他可以接受的“认识错误”的话，读书班领导对于他的“进步”给予肯定。

修改发言稿的这件事情，只有我和刘军长两个人心知肚明。我当时的心情是忐忑不安，很担心刘军长对于我的举动不满意。但事后他对我的态度很热情，打消了我的顾虑。读书班结束后回到军部，刘军长晚上到我家闲坐，看望我全家；在军里举办团以上领导干部读书班时，叫我这个教员坐在前排；事隔多年后，我到兰州出差时（刘军长已调甘肃省军区任职），他和老伴老宋在家设宴陪我吃饭。从这一系列举动来看，他认同了我的做法。但在我们接触中始终未谈起这件事，直到现在也没有交流过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这件事情的发生距今已经快半个世纪了，刘军长亦于2019年以98岁高龄仙逝，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抓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在正在向和谐文明的小康社会迈进。我曾在一段时间对自己的作为产生过疑问，特别是打倒“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时期，我在想不知是帮了刘军长的忙，还是帮了刘军长的倒忙？不知是做了件好事还是坏事？不知是否有损于刘军长的光辉形象？后来一想，对待历史事件的发生还是应该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对待，我的举动是出于对老首长的关心爱护，动机是好的，感情是真挚的，老首长也会理解的。

作者简介：石源，山西阳泉人， 1961年8月由山西省公安学校入伍，在21军61师182团一营机枪连任排长，1964年11月初参加军政治部举办的政治干部集训隊学习，1965年结业后留在政治部工作，先任文化干事后任宣传干事，军部工作十一年。1976年兰州军区成立军政干部学校（后为西安陆军学院），五月初调任政治教员，后任学员大队政治委员。1987年初转业到山西省司法厅工作，2003年从副厅级岗位退休，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