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国,周朝时期位处于今中国西南、长江上游地区的一个“姬”姓诸侯国。巴国作为诸侯国,实力不怎么样,但作为巴文化却相当强盛。
比如‘下里巴人“这个词,出自《文选·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 ,其始日‘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这是战国时楚郢都内有巴人聚居之区,名“下里”,下里巴人唱的歌,在楚都内引起成千上万人的共鸣,这就说明巴文化对楚的巨大影响。
文献上记载的巴国,是指与西周王室同姓的姬姓巴国。不过早在商朝,巴国已出现在甲骨文上,当时称为”巴方“,属于商朝联盟中的一个方国。
商末,周武王率盟国伐商纣王,巴国就参入其中,《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巴师充当前锋,勇锐无敌,歌舞以凌,致使殷人前徒倒戈。
巴人因参与武王伐纣而立功,周朝将宗姬嫁给巴国,并分封巴国,巴国也成为周王室最早的诸侯国之一。
也因为这层关系,巴国在周朝”五服“体系中属于男服与甸服,男服与甸服是商朝与周朝初期的称法。”男“与”甸“都是商王派出去监视与管理田地的官员,只不过这些“土地”与王畿较远,所以得单独派贵族子弟去监视。因此“男”与“甸”也成了二种爵位,只不过“甸”被周人舍弃。
如果用周朝“五服”确定巴国在周朝的地位,应当是“要服”,《华阳国志 ·巴志》说巴国在春秋 时期仍 “班侔秦、楚,示甸、卫也”,甸即甸服,替人种田,按时上贡之义,卫即“卫服 ”,“为王捍卫”之义,巴国与秦楚并列,即蛮夷之地的要服。
可见巴国的“姬”姓应当不是与周朝很亲近的姬姓部族,或者巴国不姓姬,另有它姓,只是目前不明确巴国姓氏。
春秋时期的巴国进入春秋时期后,巴国选择与楚国结盟,向江汉以东扩展,当时的楚国也是小国,二国有同盟的基础。
先是楚武王三十八年(公元前703年),巴国希望通过楚国与邓国(在今湖北省襄阳市北)交好,因楚武王的夫人邓曼,为邓女。楚国派大夫道朔带巴国使者韩服出使邓国,结果使者队伍被邓国南部边境的鄾地人攻击,财物被掠,道朔等人被杀。
楚武王大怒,联合巴国进攻鄾国。因鄾国与邓国互为姻亲,邓国派军支援鄾国。楚武王派人去责让邓国,但邓国不受——“楚子使薳章让于邓,邓人弗受。”
在“邓人不受”后,楚国与巴国联军攻击邓国,此时楚国力量尚不足以完胜邓国,所以联合巴国一起进攻。楚巴联军经过三次进攻,后来斗廉用计才将邓国打败,并灭了鄾国。
到了楚文王时代,延续与巴国的盟约,二国一起攻打申国。
及文王即位,与巴人伐申而惊其师。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阎敖游涌而逸。楚子杀之,其族为乱。
楚人与巴人共伐申国,因阎敖“惊(大概是得罪)”巴人,巴人叛楚,攻击“那处”,阎敖不守那处(权国),跑了。
这次“巴攻楚之战”,核心原因应该是楚国的实力已成长起来,不再需要与巴国共同分享江汉之地了,也就是同盟的前提条件没了。
巴军攻击“那处”,因“那处”是楚国国都的最后一道屏障,那处一破,剩下的就是楚国郢都了。当然,楚武王后期与楚文王时期,楚国一直处在迁都中,因迁都不是搬家,事先必然有大量工作要做,迁都迁个十个年是很正常的,巴军要攻的郢都是新都,防御力量薄弱。
不过“巴攻楚之战”后,也代表巴楚联盟破裂。
公元前676年,楚国阎敖一族叛乱,巴国人趁机进攻楚国。
公元前632年,晋秦联军在城濮之战大败楚军后,巴国向秦国致贡,其后又和楚修好。巴国向楚国与秦国修好,是因为邻居庸国的强大威胁到了巴国。
庸国,其都城大致在现湖北十堰竹山一带,北近秦国,南近巴国与楚国。而且庸国作为群蛮的领袖,同时与秦国、巴国、楚国周旋。
在春秋中期,公元前611年,楚庄王新立三年而朝政未稳 ,又楚国遇上严重灾荒,于是“庸人率群蛮以叛楚 ”。这场战争,楚国打的极难,就是调集北边的精锐之师伐庸也损兵折将。
因为庸国的威胁,使巴国与楚国再次走到一起,再加上北边的秦国,三国于公元前611年灭了庸国。
灭亡庸国后,秦楚二国与巴国正式接壤,矛盾再起。
楚惠王十二年(公元前477年),巴攻楚,包围了楚国的鄾邑。同时三月,“楚公孙宁、吴由于、薳固败巴师于鄾,”巴军大败,巴国退出江汉上游。
巴国灭亡进入战国时期后,迫于楚国的进攻,巴国向西南地区转移,先后在江州 (今重庆 )、垫江(今重庆合川)、平都(今重庆丰都 )、阆中(今四川阆中)、枳 (今重庆涪陵)建立都城,即有名的巴子五都。
巴国向西南转移的同时,巴国向着西南方向扩张,兼并了不少众小邦。《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其属有濮、賨、苴、共、奴(卢)、獽、夷、蜒之蛮。”
巴国极速扩张之下,这些新并入的部族与巴国必然产生相应的意见,当这些意见慢慢扩大化后就变成了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所以巴国在东周后期发生了动乱(公元前377年以前),《华阳国志》记载: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有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蔓子曰:‘藉楚之灵,克弥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使。(楚)王叹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为?’乃以上卿礼葬其头;巴国葬其身,亦以上卿礼。”
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巴国请楚国出兵帮忙平乱,并许以三座城邑。这三城可能就有鱼邑、巫邑,而这正是宝源山盐泉所在之地,巴国经济命脉之所在,所以巴人蔓子宁愿舍弃自己的头颅,也要力保这些地方。
尽管如此,巴国也阻挡不了楚国前进的步伐,到公元前361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 中”,从鄂西清江流域到渝东今奉节、云阳长江干流的大部分地区已尽数纳入楚国版图,而楚 之前锋已深入到巴国的腹心之地。
巴国不得已,将都城移往阆中(今四川阆中),远离长江战场,避开楚国后锋。
楚国是避开了,但来了一个秦国。
周慎王五年(前316年),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巴、苴求救于秦。秦国派著名谋臣张仪、大夫司马错、都尉墨獾等领三十万大军入川援助苴国,秦军灭亡蜀国后,立马灭了苴巴二国。
巴国的灭亡,更多的是社会形态上没有进行更新。比如巴国兼并的少数部族发生的叛乱,巴国请楚国帮助才渡过,这就要对比楚国对被征服诸侯国的处置方式了。
楚国在春秋早期,也经过被征服部族的叛乱,比如“权国之乱”,在这次叛乱后,楚国总结经验,搞出一个新的制度——县,权县作为历史第一县出现。
而巴国的社会形态,综合来看,没有任何大的进步,即没有引进外部制度,也没有内部的更新,似乎只停留在西周奴隶制时期。这就怪不得国灭家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