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吉林市市区文物志》一书祠堂一节中，记载着吉林市历史上显极一时的十座祠堂。这其中有数座祠堂的主人曾担任过清代吉林地区最高军政长官——吉林将军。然而在阅读这些人的记载时会发现，祠堂正殿主祭牌位上的职务名称却十分冗长——与吉林将军并列的还有其它一些职称。

比如代理过吉林将军的德英，祠堂牌位上写着：“钦差大臣，头品顶戴花翎、督办吉林军务、署吉林将军、兼理打牲乌拉拣选官员等事、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谥壮毅公讳德英之神位”。光绪九年担任吉林将军的希元，祠堂牌位上写着：“钦命督办吉林边防事宜、镇守吉林等处地方将军、兼理打牲乌拉拣选官员、世袭一等继勇候希公之位” 。另外晚清担任过吉林将军的长顺，其官职全称也为“头品顶带督办边务事宜、镇守吉林等处地方将军、兼理打牲乌拉拣选官员等事”。由这些职称可以看出，当时的吉林将军普遍“兼职”打牲乌拉拣选官员的职责。

清康熙十五年春（1676年），宁古塔将军把驻地由宁古塔城迁移至三年前营建的吉林乌拉城，以特殊的“军府制”，管辖松花江沿岸直至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在内的广袤地区。此后多年，宁古塔将军、吉林将军、船厂将军三个名称经常在政府文牍中混用，进而导致阅读不便。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正式确定“镇守吉林乌拉等处将军”为官方正式称呼，简称为吉林将军。

早在吉林城营建之前的顺治年间，清廷盛京内务府都虞司便在明代乌拉国旧城设置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由打牲乌拉总管（康熙年间升为正三品，后由盛京内务府转为北京内务府管理）负责统管松花江一带采捕及屯庄事务。在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城后，将军与总管出现辖区交集，总管空缺时，吉林将军虽有代理行政的记载，但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仍自成体系，“捕贡兵丁由京都内务府分司节制，不与驻防衙门干涉”。然而在乾隆四十三年，一桩“鳇鱼案”却导致打牲乌拉总管的职责发生重大改变，进而影响到此后一百多年吉林将军的管辖职责。

作为清皇室的特殊后勤补给部门，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每年肩负着比较繁重的“采捕贡品”的任务。其中以东珠、鳇鱼、松子、蜂蜜最为大宗。鳇鱼是一种大型洄游冷水鱼类，曾是松花江流域的重要物产。成年鳇鱼长“丈余”，重达数百公斤，鳇鱼肉质细腻，味道鲜美，深受清皇室钟爱。乾隆帝甚至曾赋诗“有目鳏而小，无鳞巨且修。鼻如矜翕戟，头似戴兜鍪”，赞咏鳇鱼体态雄壮，若身着盔甲的武士。

作为重要的岁贡特产，清廷原本对打牲衙门进贡的鳇鱼并无数量和尺寸要求，而是采用“尽所得呈交”的方式。然而由于滥捕等因素，乾隆中期以后，清廷发现由打牲乌拉总管衙门进贡的东珠、鳇鱼等贡品品质每况愈下。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时，内廷发现上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进贡鳇鱼有长八九尺，而本年进贡的鲟鳇鱼仅四尺余。由于这一年正月十九乾隆帝去祭祀天坛时，曾见到过正阳门外鱼市有长度在一丈以上的鳇鱼出售，为恐乾隆查问，遂将情况上报。乾隆帝听闻后，十分愤怒，怒斥：“足见乌拉总管索柱并不竭力捕打！”遂将索柱撤职，打牲乌拉总管由吉林将军福康安署理（署理即代理，而据已故吉林市文史专家江汉力先生考证，索柱并未被撤职，只是其行政开始受吉林将军监管），同时对进贡皇室的鳇鱼设置了数量和规格，未能满足标准会受到处罚。这就是吉林历史上的“鳇鱼案”。

受“鳇鱼案”影响，从乾隆四十三年开始，吉林将军开始与打牲乌拉总管共同管理“东珠、鳇鱼、拣选官缺三事”，并由吉林将军“阅画”（即圈阅）打牲乌拉其它事务。由于朝贡等事纯系总管所操的内府事务，加之晚清开始东珠、鳇鱼的采捕逐渐荒疏，唯有拣选官员成为行政所司之要务，故而直至清末被裁撤，凡正式场合提及吉林将军，均会遵照清廷谕旨，将所兼“打牲乌拉拣选官员”的职责缀于吉林将军”一称之后。

北山脚下的长公祠旧影，拍摄于新兴园博物馆

吉林水师营博物馆捕鱼图画

吉林雾凇岛朝贡沙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