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默然的三个儿子赵璘、赵璜、赵珪皆是进士及第，赵璘、赵璜也都官至高位，而反观柳默然两位女儿，都为早年入道，大约受到其母亲的影响非常大。

而按赵璜三岁时赵伉去世，兄弟三人主要由柳默然抚养教育，应该受到柳默然的影响也不会小，然而兄弟三人并无入道之志，而为何由同一母亲教育而儿子与女儿成长后抉择不一。

一赵、柳两家之兴衰首先便是柳、赵二家兴衰的影响。柳氏家族为河东大族，在唐初极盛，但在柳奭因被武则天诬陷谋反而遭处死后，柳氏家族皆大受打击，原本在尚书省者二十二位柳氏成员，也一一遭到贬斥。

而柳默然所属的柳鹫支自然也受到牵连，邓军认为新唐书所记载柳范的官职一为尚书右丞为京官，二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可能是柳范亦受到牵连贬斥的凭证。

此一事件实际上也是高宗朝对外戚的肃清与打击关中贵族，而柳氏家族也因此元气大损，之后唐中宗李显后为柳奭平复，柳氏家族才重新得到唐皇室的宠信。后又因遇上安史之乱爆发，柳默然的祖父柳喜迁徙江南从此不仕，虽其二子皆有从仕，但柳默然的父亲柳淡生性淡泊名利，所任官职也不高，且按《志铭》看，柳默然尚有一兄弟，但不见有所记载，概没有担任任何官职。

也正因处于安史之乱这样的大背景下，许多之前效忠于唐皇室的大臣，因不愿服从于安禄山大燕政权的统治从而隐居不仕的，正如柳喜、萧颖士者，他们隐逸避世的情怀自然也会影响到其家庭成员，如柳淡之好道不愿就仕，又如萧存之隐居庐山，这种思想便从父辈到子辈延续，而柳默然也正是从这样的家庭中出来的。

反观赵氏家族，《志铭》中称其：“赵氏中外以代礼乐，继轩冕居，时为盛族。”南阳赵氏亦本为名门，族中成员世代皆有出仕任官者，而赵宗儒这一支赵氏受到唐皇室的重用在于安史之乱之后，按：“宗儒第进士，授校书郎，判入等，补陆浑主簿。数月，拜右拾遗、翰林学士。

时父骅迁秘书少监，德宗欲宠其门，使一日并命。”可见赵宗儒父子之荣宠，且赵宗儒自德宗朝历七朝为官，封天水郡公，以司空致仕，使赵氏一门贵盛一时，而柳默然的丈夫赵伉则为赵宗儒之侄，固然受到赵宗儒裙带影响。除却有赵宗儒这一人物，其兄弟赵涉、赵浑皆有任官，而到了赵伉几兄弟这代不仅人丁兴旺，在科举上也颇为争气，在建中到元和年间，兄弟五人先后登第为进士，赵傪、赵伉有记载皆官至监察御史。

赵珪墓志中云：“呜呼！世以进士相贵重，自吾皇祖皇考伯傪，叔伸、叔佶、叔儹及吾昆仲，爰暨中外，咸以科举光显记册。”可见此时赵氏一族三代子弟皆以科举登第任官，赵氏家族的仕途正处于鼎盛时期。而赵璘三兄弟更为家庭的继承者，如赵璘虽幼时因病入道，然而其为长子要继承家业，又在赵家三代皆登第的光环影响下，自然要以科举出仕以光耀门楣。

柳默然子女实际上都有受到柳默然的影响而有好道的倾向，但女儿皆入道，而三子皆从仕，应与柳默然对女儿与儿子的教育不一是相关的。柳默然三个儿子皆是进士及第，并非靠门荫入仕。赵璘本就科举应试判入高第，又从《因话录》中见：“下辈不通义理者，使之写文字甚误”可见赵璘文辞才学不差，且治学严谨。

而次子赵璜则于其墓志中可以看出其“嗜学工文，才调清逸”，而赵珪亦是“生而慧辨，幼而仁孝，自少及长，未尝居有过之地。手抄古今书数千卷，为文章二十通。”三子皆自幼便通文墨，擅作文章，可见柳默然求道之余并未忽视对儿子的教育，且十分注重儿子们读书与文才，为科举从仕而作准备。

而对于女儿的教育，虽没有明确的描写，但二女的入道概受到柳默然之熏陶，以及灌输道家知识与思想有关。且从唐代时期对女性的教育来看，通常以德以孝为主，使女性读《女仪》、《孝经》等书，劝诫女性孝敬公婆，对夫守三从四德。

柳默然对于她的女儿们概也采取这样的教育，只是与平常对女性教育不同的是，柳默然养成了女儿们对道教的爱好，且放任她们修道求仙，也并未要求她们嫁人。是故在赵家正受朝廷宠信的家庭环境、以及柳默然对子女的教育不同的原因下柳默然的儿子和女儿们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其次谈及唐代女性入道的原因，焦杰认为有受父母之命、祈福和国家政策、丧夫而求精神安慰、因病入道、追求自由和长寿、视入道为跳板等等原因。这些原因在此处便不再赘述，而笔者认为，唐代对男女性教育的不同，亦是其入道原因之一。

从柳默然对于儿子和女儿教育的不一，我们可以看出唐代人们对于男女性的教育和要求也不一样。对于男性，他们是家庭的继承人，并且唐人尚科举，视科举登第为光宗耀祖的事情，尤见“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并且科举可以使寒门弟子也可出仕做官为新贵，脱离他们原本所在的阶级，故而许多家庭对男性的教育更多的是要求他们读书以求科举。

但对于唐代女性而言，她们终要嫁往夫家，此后便为夫家人了，她们主要的职责便是相夫教子、侍奉公婆，固然由所流传的唐代女诗人的诗词来看，在唐代女性读书识字者不少，且颇有才学，但她们的教育也以读《女训》等女德教育为主。即使如柳默然作为女道士，《志铭》中除却赞颂其对道教的贡献，亦对其妇德进行赞扬：“在室而明淑，为妇而宜顺。

成家之德，光焯诗礼。”所以尽管开放如唐代，亦只有男子可以参加科举，故而惊才绝艳如鱼玄机者也只能在观进士题名榜时写下：“云峰满目放春情，历历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归根结底，这是受到了以男性继承家业为主的父系社会影响，故而在这男女性不同的教育之下，男性更多地选择从事科举。

而女性则既无需继承家业，常年于家中缺乏娱乐的她们需要寻求精神慰藉和排解苦闷；亦无科举仕途等可以有所作为的途径，而道教是不限制女子的入道，且一些得道女道士在唐代受到尊崇，如田元素时：“每一讲说，妃嫔已下相率而听者仅数千人，或舍名衣，或舍□宝，愿为师弟，昇堂入室者不可数焉。”

又韩自明：“当时公相母妻探玄者得与师游，如登龙门附骥尾焉。”从妃嫔、公相母妻等对于女道士的追捧来看，可见当时上层贵族中女性崇道风气之盛，这种风气也会吸引更多的女性信道入道。据王永平考，道士女冠的总人数才1764人，并不符合当时道教发展的盛况。

其人数的真实性有待推敲，然则其中所透露的一个信息：即唐代女道士人数较男道士人数更多。而这种情况，在此唐代女性入道的风潮，和父系社会影响到种种原因下，这亦是有可能的。

由唐代女道士柳默然与其家庭的关系来看，她不仅入道受到了来自她家庭的影响，而在她有了自己的子女之后，也对子女乃至后辈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使得对于道教的信仰在其家庭中得到了延续与传播。

而这层影响和她与家人的密切联系亦是有所关联的，柳默然既为道士，也作为母亲，在子女尚年幼时仍要对他们进行抚养和教育，因此子女们受到柳默然的影响亦是非常深的。

而从另一方面来讲，唐代的道士们也不能完全和世俗脱离关系，在中国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环境下他们仍需要承担其赡养父母、照顾子女等责任；而同时中国自古也是一个人情社会，这些必要的与家庭的联系，是被社会世人所容许的，道士本身在有家庭的牵绊下也不能完全抛之不顾，而其中养育子女的责任对于女子而言更是必须的，这概也是道教与世俗之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