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夫河北之地，东汉、曹魏、西晋时固为文化甚高区域，虽经胡族之乱，然北魏至隋，其地之汉化仍未见甚衰减之相，何以至唐玄宗文治灿烂之世，转变为一胡化地域？”
确实，粟特人安禄山立马关山，腆着便便大腹，席卷了半个盛唐，平卢、范阳、河东三镇的官兵都愿意跟着他造反；以田承嗣、李怀仙、李宝臣为首的“河北三镇”祸害大唐百年，既不听调也不听宣……
这其实与河北在唐代严重的“胡化”有关。
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一下，河北是如何走上这样一条与众不同道路的。
桀骜不驯的幽燕气质河北的“胡化”还要从窦建德说起。
齐鲁多行侠仗义之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
千年以来，幽燕之地从来都是英雄辈出，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侠士豫让；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燕地刺客荆轲；有“当阳桥头一声吼”的猛张飞；还有天下精兵，无出其右的“幽州突骑，冀州弓弩”……
但要说到能争天下的枭雄，则非长乐王莫属。
窦建德其人有武力，有智慧，更有无穷的个人魅力，他起于微末，崛于幽燕，欲挟百战余威，与长安的李渊、洛阳的王世充三足鼎立。
但他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可以说是一败涂地。窦建德与王世充一起，被槛送到了长安。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王世充都是一个小人。但没想到，李渊宽宥了他，却把窦建德砍了头。
对此，后人尤其是幽燕百姓心中总有股不平之气。
李渊的处分是如此的不公平，但原因其实也很简单——英雄，就是英雄死亡的唯一理由。
王世充是一个浑水摸鱼的小人，在长安能有什么作为？窦建德是英雄，而且是让百姓铭记于心的大英雄。他慷慨豪爽，哪怕一日沦为阶下囚，在河北豪杰眼中依然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人物。
所以，李渊没有给他生存的机会。刑场上的窦建德和乌江边的项羽一样，注定要用自己的死亡来为乱世画上句号。
于是，在窦建德死后，他的部将刘黑闼又借着他的英魂，不屈不挠地站了起来，率领河北，再一次向长安发起了挑战。
这一回，连李世民也几乎被他狂暴的英雄气所震慑，最终不得不掘开了河堤，将无数河北豪杰淹没在滔滔洺河水中。
战后，心有余悸的李世民在河北实行了“悬民处死”的高压政策，妄图以武力湮灭这股不屈之气。
但是，武力非但没让幽燕百姓屈服，反而爆发出更炽热的光芒。武德五年，刘黑阀再次起兵，声势更加浩大，很快就夺回故地，席卷了整个河北。
最终还是李建成采用魏征的建议，在河北实行怀柔政策，才降服了刘黑闼，平定了幽燕。
后来，李渊为彻底解决幽燕问题，还曾想将河北的女子孩童尽数驱入关中，坑杀那里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多亏痛定思痛的李世民保持了理智，在他与多数朝臣的反对下，这种极端血腥的做法才没有被付诸实施。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更是在第一时间让魏征“宣慰”河北，这也是对李唐助力最大的三股势力中唯一被采取拉拢加安抚策略的一股。
虽是如此，在河北平静的外表下，依然跳动着一颗桀骜不驯的心。
（河北）人多以强暴寡礼，风俗未安。
——《旧唐书·颜游奏传》
胡人向往之地据史学家推测，当年窦建德、刘黑闼麾下的河北豪杰身上就有浓烈的胡人之风，他们像马上民族一样弓马娴熟，来去如风；他们依胡人风俗收壮士为养子，用拟制的血缘关系筑起一支宛如胡族部落的强悍力量。
而为了抗衡这些带有胡人气质的河北枭雄，李唐从遥远的粟末请来了剽悍的突地稽勇士（靺鞨系的一支），当河北臣服于唐后，这些靺鞨人并没有回到故乡，而是就此留在了河北的幽州一带。
后来，李世民大破东突厥、远征高句丽后，又将降唐的突厥残部和高句丽人也安置在了这里。
到了武则天时期，反叛的契丹人曾一度攻陷营州，原本生息在营州的胡族只好在纷飞的战火中南迁……
就这样，幽燕陆陆续续拥有了二十一个羁糜州，成为胡人最集中的地区。
再加上幽燕不屈、彪悍敢战的气质，更多的胡人开始本能的喜欢上了河北这块“新辟”之地，比如“昭武九姓”。
昭武九姓是指粟特人居住的九姓胡国，原本是往来于长安和西域之间丝路上的商旅，他们足迹遍及大漠东西，从碎叶、蒲昌海到河曲六胡州，到处都有他们的后裔。
但当这群走过天南海北见多识广的胡人来到幽燕之地，便感觉这里与众不同——河北是最适合他们漫长游历后的栖身之地。
于是，大量的昭武九姓也开始在河北生根发芽，开枝散叶。
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河北出土的大量中晚唐石碑上看到，碑阴镌刻满了安、康、何、曹、米、史等来自西域的昭武九姓。
后来，李隆基为了实现自己强国梦，改府兵制为募兵制，使大量的汉人壮丁常年戍边，不务农桑。为解决田间春种秋收问题，唐廷只得在边地征募胡人，充实劲旅，以解放耕种的汉人。
于是，大量的胡人被征招，他们合法的，低烈度的，但又大规模的进入了河北。
最终在开元年间，在两种文明的交界处，造就了一个初步“胡化”的社会。
排胡使胡人远走河北再后来，安禄山在河北起兵，由于他本身胡人的身份，再加上这本就是一块热血、自由、不屈之地，竟然一呼百应，一时间肆虐大江南北。
好不容易熬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荡平了天下，但收官的仆固怀恩却发现，大唐那种能容下整个大漠和天空的气度已经不再了，对胡人的提防也到了杯弓蛇影的地步。
于是，功成名就的仆固怀恩带着“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忧虑，上书代宗将河北一分为四，分给那些归降的安史旧将们。
无远虑的唐廷答应了。就此安史余孽在河北三镇又重新生根发芽，成为以后百余年抗衡长安的中坚力量。
仆固怀恩的安排不可谓不远虑，但令他没想到的是，他自己很快就走到了身败名裂的边缘。
而这时，契丹族的李光弼、靺鞨族的李怀光等名将也遭到了猜忌，最后他们公开或隐蔽地背叛了长安。不愿步他们后尘的胡族将领们只好小心地隐藏起胡人的身份，亦或者离开李唐的中心地带。
比如，粟特胡人望族的武威安氏。
武威安氏从大唐开国起就一直是李氏的忠实追随者，开国时平西凉的安兴、安修仁，参与玄武门之变在先，征伐突厥在后的安元寿，还有戍边十余年屡抗突厥的鄯州都督安忠敬，都来自于这个以忠诚闻名的家族。
然而现在，连它都感受到了身后充满敌意的目光。安重璋上书天子，恳请给他一个汉姓。几年后，已经改名为李抱玉的他又一次上书唐廷，请求将籍贯从凉州改为京兆府。
李抱玉用抛弃姓氏和籍贯的方法抹去了身上的胡人气息，但不是所有滞留内地的胡人都能得到天子赐姓。
于是，在排胡气氛日渐浓厚的背景下，习惯于漂泊的胡人再一次踏上迁徙之路：从灵州取道并州、代州向东；也可以从河东出太行八陉向东；还可以出东都，北折渡过黄河，到更远、更北的地方……
不过，所有的路线只有一个终点，那就是河北。
于是，在长安竭力洗刷胡风的大背景下，河北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藩镇的温床无数胡人的到来，使河北悄然地发生着结构性的变化。
首先就是社会性质的变化。
史家在描绘河北的时候，把重点放在了藩镇将帅们的权力争夺，还有与长安的对抗，对于民间的生存状态，着墨不多。
不过，从文字记载的只鳞片爪还是可以看出些端倪：卢龙节度使一次就可以向朝廷供奉战马一万五千余匹，另一位节度使也曾进献良马一万匹、羊十万口。
供奉的大量马匹清楚地表明，唐中晚期的河北已经与人烟稠密、水草匮乏的内地迥然不同，他们已经从秦汉时完全的农耕社会过渡到了农牧混合社会，带有明显的“胡化”印记。
其次，就是社会结构的变化。
虽然，胡人的大量涌入，改变了河北地区的胡汉人口比例，但占绝大多数的还是汉人。
但随着胡化的继续深入，河北的世家大族感到了无力与无助，尤其是河北三镇在对抗朝廷的过程中，大量征招胡人入伍，提高胡人地位，这让他们失去了对河北文化上的认同，于是纷纷选择南下、西走，来躲避这种剧烈的变化。
第三，就是社会习性的变化。
学者毛汉光对河北五大士族中三十四个显赫房支的研究表明，当时只有两个房支选择继续留在河北。
而他们，也不得不改变自己，来适应一个不一样的河北。如赵郡李珙，“不好读书，唯以弓马为务”，还有杜牧在《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中提到的那位河北秀才，竟对圣人全然无所知，只晓得“击逑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
赵郡李氏、范阳卢氏都是海内第一等高第，精英中的精英，他们尚且如此，其他河北人就更可想而知了。
胡化的结果这样一个已经严重“胡化”的河北，自然而然的成为中晚唐藩镇割据的温床，让唐廷的统治者们头痛了百年，并最终亡在了他们手上。
一代雄主唐宪宗李纯曾将藩镇的权利短暂收归了中央，但十五年的时光根本无法消弭河北的“离心力”。
所以，当长安人张弘靖出任卢龙节度使，惊讶的看到安禄山的坟冢依然完好，依然安享着人间的血食供奉时，他出离愤怒了，直接在众目睽睽之下，掘开了安禄山的坟墓，暴尸荒野。而造成的后果就是，他被愤怒的幽州将士们撵出了河北，狼狈逃回了长安，而被幽州将士选中的是前卢龙节度使朱滔的孙子朱克融。
与他有相似经历的还有前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他因为在元和年间积极归附中央，响应政府号召，与李愬平定淄青李师道、进攻不服中央的承德节度使王承宗，得以留镇魏博，在王承宗死后，又被任命为成德节度使入镇镇州。
然而，结果却是承德的骄兵悍将们悍然杀死了田弘正，拥立阿不思人王廷凑为节度使，起兵对抗朝廷，而田弘正之子田布也因为心向唐廷，被部下逼死。
河北三镇再一次充当了对抗中央的急先锋，不得不说这与河北的“胡化”有密切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