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伦理思想史的发展角度来看，理学伦理学与以往伦理学相比，具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就是以较为完备的理论形态，凸显了人的道德意义，铸就了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盛大气象。

这是人的道德意识的全面豁醒，是人极的挺立，周敦颐正是以人极的挺立思想和理论阐述，成为统摄诸伦理学派的学宗，成就理学伦理思想的盛大气象。

周敦颐提出人极的思想，是在天地人并立的这一宏大背景中显现出来的，人是与天地一样作为一极而出现的，甚至人极是更为根本的一极，其理论致思处处从天地顺化入手，其运思旨归处处于人处呈现。他在树立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对于人本身的尊重和挺立是其最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以道德意识的挺立来立人极，更体现了其思想的人文关怀和伦理特征，具体来说，周敦颐关于人极的挺立，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1、以诚为本的道德本体论证挺立道德主体；

2、以中正仁义的人极标准开发德性之动源；

3、以圣人人格的追求完成德性人格的求塑。

周敦颐道德主体的挺立在本体层面上的论证，主要通过以诚为本的道德本体论证而完成的。周敦颐在进行道德本体的论证时，在其理论思考中蕴含一逻辑前提，那就是天人合一的理念。只有在这一逻辑前提下，才可能出现天地人并存的逻辑思考。

在“无极而太极”的本体论证中，周敦颐将以往注重实体性本体的视角，转向一种过程发生机制的思考当中，从中凝炼抽象共性，这就是“太极”。太极本身作为本体不是实体意义上的、生成论上的而是形上的本体，是逻辑抽象的本体，但这种本体又绝不是“无”。

由于人与天地合一，所以也必然符合这一本体逻辑致思，在人这里，太极本体就转化为“诚本体”。从道德意义上来说，人道符合这种本体“诚”的状态就是道德的。

一方面，人以这种“诚”为道德根本，另一方面，因为只有“人最秀而灵”，能领悟、把握、朗现这种诚而显得最为珍贵而受到尊重。通过这种主体意识，尤其是道德主体意识的论证与强化，最终突出了人的特殊性。

在周敦颐这里，人的特殊性就是通过人的道德意识而发现和完成的，而这种道德意识的发现和展现，也即人的道德主体性的呈现。

这种道德主体性的发现和论证，为人的发现和论证，提供了最为本根的逻辑思考和论证，是人极挺立的逻辑前提，是最为根本的。纵观宋明理学伦理思想各学派，在他们的理论体现建构中，无不都将此作为理论建构的基石。

周敦颐在通过挺立人的道德意识，而挺立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也同时开发了德性之动源。在周敦颐的道德理论中，我们从其有关“诚” 本体的论证过程中可以看出，道德的产生、道德的善恶评价首先不是从社会现象的角度阐述的，道德的问题首先不是社会现象问题，而是人的本质属性的标志。

这种标志的树立是基于天地人宏大背景的考虑，是对天地人共有属性的一种抽象而加以区别得来的。周敦颐认为凡是符合“诚”之状态的就是道德上的善，而与此相背离的皆是恶。

在周敦颐看来，圣人以中正仁义为人事道德行事，也就是以诚为本而行事，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圣人，仅仅是中正仁义人极标准的制定者，更为重要的是圣人同时是此标准的体现者。

从根本上来说，从道德意义上来说，符合诚之状态的“中正”之标准不是制定出来的，是“诚” 本身在人当中具体朗现出来的，正是这种自我朗现才体现出人的高贵。

当然受华严心识理论影响的周敦颐，在认识到这种“诚”本身的完美、纯粹至善的同时也意识到这种“诚”，也必须通过不完善，而达致完善的一方面来体现自己，正是在追求达成这种完美的过程成就了人的高贵。

所以，圣人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以这种 “诚”“中正”为标准行事，孜孜不倦努力向这种标准靠拢。从道德意义上说，这正成就了人对完美德性的无限渴望与追求，在现实中也就成为德性事业的源源不断的开发动力。

这种动源不是外在的动源，而是人本身德性追求的动源，是一种内在的无限的动源。这样一种从人本身内在寻找德性动源的思考，与前面人的道德主体的挺立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

周敦颐非常注重这种从人的自我追求，从德性动源的内在性追求方面去思考人的意义性，非常注重这种过程性，所以在其伦理思想体系中认为“圣人是可修而达致”。

这一方面为德性修养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修养的目标性，德性动源的这一论证为人之为人的论证，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周敦颐在论证道德主体的挺立、德性动源的开发之后，必然会归宿到德性人格的求塑上来。因为道不能玄虚，理不能空设，必须要以“德性人格”来体现，在周敦颐看来，圣人正是这一道德人格的具体体现。

周敦颐的圣人人格，就是典型的儒家内圣外王型人格之体现，宋明理学伦理虽然从整体上倾向内圣之思考，但其理论中蕴含外王之关切，在他们的德性人格的追求中也都体现了这一精神。

道德主体的挺立、德性动源的开发、德性人格的求塑是一个完备的道德理论体系，体现了周敦颐理论体系的完备性，更表达了一种哲学立场，一种儒家的、人文的、伦理学的立场。

周敦颐提出立人极的思想是很独特的，的确，与西方思想注重外在客观世界的面向不一样，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问题首先面对的是人本身，是人的安身立命。

孔孟创立的原始儒家因人的价值发现，和人的价值弘扬而独显人文意蕴。但这种儒家思想是从人本身出发，从人的内在心性方面去发现人，去挺立人，缺少在更为广阔的天地之间去凸显人的意义。

孔子“罕言性与天道”，孟子从恻隐之心建立仁义学说，荀子从仁和礼的角度，来论证人的道德性等等，都体现了这一思路。

汉儒虽然意识到寻求人的道德性论证的更高根据的紧迫性，但以天人感应的神学形式给出了一种比附式的说明，在这种理论论证与说明一旦遭到现实的质疑时，随着王官学地位的下降而自然瓦解弱化了理论的感召力，逐渐因合理性的缺失而丧失其地位的合法性。

而周敦颐对于人的重视，从理论上给予了本体论证，从哲学思考上捍卫了理论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宋明理学伦理的核心主体仍然是人极的问题，各宗派都有强烈的人本意识，都是为了最终寻求“为人之方”。

无论是张载的气本派、还是二程朱熹的理本派、还是陆九渊王阳明的心本派其理论的建构框架，基本上是从道德本体的挺立、德性动源的开发、德性人格的达成三个方面立论，终究逃不出周敦颐这一“人极”论的框架，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周敦颐人极思想涵盖宋明理学伦理诸学派的理论体系，是名副其实的学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