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铁城，以字行。1888年3月9日生于江西九江。吴家原籍广东香山平湖乡。其父吴玉田在光绪初年到九江任商店司账，后自营洋货店，充任九江商会协理，在当地颇有影响。

吴铁城幼年时，由其父延师教授经史、英文等课程，后入美立九江同文书院读书。1909年，他结识了在九江任职的同盟会员林森，二人共同创立了“浔阳阅书报社”，作为宣传革命思想的场所。

吴经林森介绍加入了同盟会。

他利用其父的地位和影响，联络新军官兵和帮会力量，开展了一些反清的秘密活动。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参加策动新军标统马毓宝于九江独立，任九江军政府总参议官。同年12月，吴铁城以江西代表身份，到南京参加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受到孙中山的接见。

孙中山得知吴是同乡的年轻革命党人，便将他留在身边工作。

后随侍孙中山北上会见袁世凯。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下令通缉革命党人，吴亡命日本。翌年，首批加入孙中山在日本成立的中华革命党。

1915年，奉孙中山之命，赴檀香山办理党务，任华侨《自由新报》主笔，曾以“昊丹”的笔名著文，抨击袁世凯的复辟活动。第二年春，吴回国，在香港、澳门等处进行反袁活动。

孙中山成立广东护法军政府时，吴被孙中山电邀回广州，任大元帅府参军。后军政府改组，随孙中山回上海，1920年11月，孙中山回广东重组军政府，吴仍任参军职务。

次年5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吴改任总统府参军。随后孙中山赴广西准备出师北伐，吴留守广州，接着出任香山县“民选县长”。

1923年1月，孙中山发动讨伐陈炯明叛军的战争，粤军许崇智等部在福建组成东路讨贼军经汕头向广州方向进攻。

吴铁城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军司令，率部参加作战。2月，孙中山回广州设立大元帅府。吴铁城旋被任命为广州市公安局长兼省警务处长、工兵局筹饷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等职。

当年10月25日，他被指定为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参与国民党改组工作。他曾创办警卫军讲武堂，考选各地革命青年，学习军事，经办二期。及至黄埔军校成立，蒋介石任校长，学员并入该校。

1924年9月，吴随孙中山北伐，任行营警戒兼代大本营参军长，至韶关，旋奉命率警卫军星夜回师广州，参加平息商团叛乱，重兼广州市公安局长、市党部委员、组织部长等职。

后其所率警卫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师，吴任师长。

1925年8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之后，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发生了异常的变化。国民党右派势力乘机抬头，公开背叛三大政策，攻击国民党的左派，推行反共政策。

吴铁城作为国民党右派分子之一，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从革命走向了反动，由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追随者变成了公开的叛逆者。

然而，这并不偶然。还是在1924年1月孙中山召开国民党--大，正式改组国民党时，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利益的一部分国民党人就心怀不满。

何香凝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这样写道：改组国民党时，吴铁城和胡汉民、伍朝枢、孙科等人“表面随和而实际抱阳奉阴违态度。”“他们本来也是不赞成改组国民党，不赞成三大政策的，但是他们在当时革命形势节节向前推进的情况下，只有暗中反对，消极怠工却不敢公开说反对的话。”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他们就公然举起叛旗，兴风作浪了。

首先，昊铁城等右派势力背叛孙中山先生“扶助农工”的政策，破坏工人运动。他们利用反动官僚、特务、工贼、把头等控制了“广东总工会”、“机器工会”等“黄色工会”，作为进行反共、反革命活动和压迫工人的工具。

吴罗致陈森及打手为军警的侦缉，经常身怀枪械，袭击进步工人。在遭到工人反击时’竟又挂起侦缉号带，贼喊捉贼。

1925年6月，共产党决定领导省港工团举行省港工人大罢工。

当向政府提出建议的时候，吴铁城、孙科、胡汉民等人表示坚决反对，说什么罢工将招致外祸。而在阻止不了时，又一再要求“推迟”举行。

19日，省港大罢工终于开始。于是，他们极力加以破坏。

他们通知“黄色工会”不要派队参加游行，即使参加也要少数人去“应景”并走在队伍后面，遇有镇压可以抢先逃走。

同时，收买部分把头、工贼，阴谋分裂工人组织。为了破坏封锁港澳，他们为港澳运送物资，并公开包庇破坏罢工的罪犯。许多罪犯，吴铁城根本不加讯问，就予以释放。

国民党右派的反动行为，受到了左派领袖廖仲恺的严厉谴责，指出他们破坏罢工，就是破坏孙中山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应该受到惩处。

接着，吴铁城等右派人物就把矛头指向了坚持三大政策的廖仲恺。吴铁城、邹鲁、林直勉、许崇智等人，在胡汉民家开了好几次的“倒廖会议”，并接受了港英政府200万元的贿赂，决定实施暗杀手段。

于是，右派分子朱卓文、胡毅生、魏邦平等有恃无恐，指使陈瑞等于1925年8月20日将廖仲恺刺死在广州市党部门前。

吴铁城还借故预先撤去市党部门前的警卫，为行刺提供方便。

为此，他受到了左派人士和人民群众的愤怒斥责，并在廖案查处中被撤消了广州市公安局长的职务。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蓄意制造了反共反苏的“中山舰事件”。在此期间，吴铁城等右派头目“共筹剿共之策。订期3月某日，逮捕穗共，予以一网打尽。”气焰十分嚣张。

“中山舰事件”激起了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和人民群众的强烈抗议和谴责。

蒋介石感到自己羽翼未丰，反革命时机尚不成熟，不敢当时就与共产党公开决裂，遂采取“舍卒保帅”的办法，惩处为他制造事件的右派，以示其“第三者”的“公正”。

结果，吴铁城作为“替罪羊”之一，被免除第十七师师长职务，并被押解到虎门横档炮台禁锢。

在阴暗的囚室里，听到外边的潮声和轮船的汽笛声，吴铁城“意乱心烦，忧虑未来不可知的命运。”他并不忌恨蒋介石，相反更加仇恨共产党。

同年双十节，吴铁城获释后离开广州逃至上海，投居孙科家中。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后在南京建立了反动政权。

吴铁城抓住这个东山再起的机会，站到蒋的麾下，投入了“清党”逆流。是时，宁汉对立。吴凭着与孙科的关系，力促武汉方面的汪精卫、孙科等与南京政权合流。

蒋介石见昊铁城不乏利用价值，便于同年6月起用他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建设厅厅长。

这样，吴铁城终于在蒋家王朝找到了归宿。

吴铁城素来擅于交际，追随孙中山革命时，走南闯北，结友甚广，且机灵敏锐、能言善辩。

当上南京政府的大员后，他效法春秋战国时的游说之士，为助蒋介石完成“统一”大业而四处奔走。出使东北，是他一生最引为骄傲的历史。

1928年，日本悍然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

千方百计地阻止张学良改旗易帜；国内阎、冯、桂三派也纷纷派代表到沈阳游说。蒋介石思量再三，派吴铁城北上，先往北平，与张学良所派代表进行了多次谈判，后又亲赴沈阳。

他利用与许多东北将领的旧交，“感以私谊，晓以大义”，“几经折冲，始排万难，说服了东北地方当局，达成易帜协议。”双方密定：7月21日，东北易帜。但是日本方面对张学良施加压力，迫使易帜两次缓行。

12月29日，张学良冲破日本阻力，锐意换旗。至此，南北“统一”实现。吴铁城大功告成，初露锋芒。

东北易帜后，蒋介石策动张学良于1929年9月发动了反苏的“中东路事件”，中苏边境战争骤起，东北军伤亡惨重，节节败退。蒋介石为鼓励张学良，命吴铁城赴东北劳军宣慰。

是时，吴铁城正和林森忙于主持将孙中山先生的灵枢由北平奉安南京。他接到命令后，“冒零下五十度之严寒，秉节出关，驰驱于冰天雪地中，往来于中东路。遍至长春、吉林、哈尔滨、扎兰诺尔、齐齐哈尔、博克图各地。”

俨然如钦差大臣，到处发表演说，疾呼：“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此次东北之行，不仅炫耀了蒋介石的中央政权的声威，而且加深了他与东北人士的关系，为第三次出使东北打下了基础。

1930年，阎、冯、桂、汪等联合反蒋，中原大战爆发。

坐视关外的张学良，对时局有举足轻重之势。所以，交战双方都不遗余力地去拉拢他，大批说客云集沈阳。

蒋介石以吴铁城与东北交往轻车熟路，故第三次派吴出关游说，吴至沈阳后，即凭他三寸不烂之舌，缠住张学良不放。

7月2日，张到葫芦岛主持建港开工典礼，吴紧跟不舍，以南京铁道部名义，为开工纪念碑揭幕，并发表演说。张在此停留一个月，吴也逗留不走。

8月10日，张到北戴河，吴又跟踪而至。他又秉承蒋介石旨意，施展银弹攻势。吴等曾把600万元现金(一说2千万元)送给张学良。同时，吴又对东北各方人士大肆进行收买。

据说，他在一次赈灾会上以4万元买下一朵少帅夫人所做的纸花，又与诸方人士作豪赌，故意输掉数十万。“张的副官、马弁都被吴铁城收买拉拢......张的一切行动，他们都了如指掌。”

这样，阎锡山、冯玉祥的说客薛笃弼、贾景德就相形见绌了，“他俩在沈阳的交际费不过每月规定不超过5000元，然吴、张(群)二人费用却在百万元以上。

因此，吴、张可以随时走进张少帅的公廨和寓邸洽谈一切，而薛、贾须事先登记，等候张少帅抽暇延见。”

由于吴铁城等人的劝说，加之蒋介石又以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相许，张学良权衡利害，遂决心附蒋。

9月18日，张学良通电讨伐阎、冯，随即，东北军大举人关。腹背受敌的反蒋派迅速土崩瓦解。吴铁城“以三寸舌，当百万师”，为蒋再建奇功。

中原大战结束以后，蒋介石踌躇满志，不断排斥异己，以实现自己的独裁统治。

这就引起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不满，公开与之抗衡。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软禁了胡汉民。以此为导火线，陈济棠、李宗仁、孙科、汪精卫等反蒋派再度联合起来，在广州成立了“非常会议”，与蒋介石南京政府对抗。

为了扩大反蒋势力，孙科派周一志、麦朝枢北上沈阳与吴铁城联系，希望通过吴拉张学良加入广州的反蒋阵线。

吴铁城看到非常会议气势很好，又不满蒋对他有功不赏，不加重用，遂暗滋反蒋之心。他同反蒋派暗中接头，答应秘密就广东任他的国府委员职，俟军事行动一起，即以非常会议代表身份拉张学良参加倒蒋。

但是，吴铁城并未盲动。他向来处事谨慎，为人圆滑，遇到如此大事，不能不深思熟虑。

他一方面深知反蒋派内部成分复杂，矛盾潜伏，前途未卜；另一方面又得知陈铭枢巳从日本秘密返回南京，同蒋介石密议多次，两广出兵计划将遇到很大困难。

所以他认为此时步入反蒋行列，为时尚早，对自己不利。故又突然告知周一志，表示取消他所答应的预定计划。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为了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压制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宁粤双方同时唱起了和解的调子。

吴铁城眼见宁粤合流已是大势所趋，便立即站在南京方面，呼吁粤方“俯纳调停，共倡和平”，“杯酒言欢，化干戈为玉帛”。10月27日至11月7日，宁粤双方于上海举行了“和平”会议。

吴铁城作为宁方代表参加谈判。双方经过激烈的争吵，不得不有所妥协。12月15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国民党政府进行了改组，宁粤双方完成了政治分赃，结束了分立局面。

早在1929年间，蒋介石就打算提拔吴任北平市长，只因阎锡山推荐了人选，结果落空。

1931年12月，上海市长张群因学生反日运动高涨而被迫辞职。蒋介石即命吴铁城接任上海市长职务。

吴铁城当上了上海市市长，对蒋感恩戴德。1932年1月7日，他在上海市政府举行了隆重的就职典礼，宣称要励精图治，整顿和建设上海。

吴铁城走马上任，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省沦陷，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抗日救国运动一浪高于一浪。

上海尤为激烈，张群对此既然一筹莫展，吴铁城也甚感棘手。

何况日本又决定在上海挑起战端，致使淞沪危机迫在眉睫。

1932年1月20日，日本在上海策划了挑衅事件，焚烧了中国三友实业社，杀死警员一人，并捣毁许多商店等。

面对日人的暴行，当天下午8时，吴铁城派市政府秘书俞鸿钧前往日本领事馆提出口头抗议。

日本总领事村井苍松表示遗憾，并允严纠凶犯。21日上午10时，村井到市府对吴铁城当面表示了前述态度，但同时对日僧被殴受伤事件提出了书面抗议，提出四项要求：(一)市长对总领事道歉，(二)逮捕肇事者；(三)赔偿医疗费及抚慰金；(四)取缔抗日活动。否则，日海军将采取相当手段。

对此，23日，孙科以行政院名义急电昊铁城：“本日下午与汪蒋两先生详商应付上海事件，金主我方应以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只有采取和缓态度。应立即召集各界婉为解说，万不能发生冲突，致使沪市受暴力夺取......”

27日，村井向吴铁城提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所提出的四项要求。

28日下午4时，吴铁城秉承蒋介石屈膝投降意旨，无耻地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下令解散各种抗日团体，查封抗日救国会。

然而，日人挑衅完全是发动侵略上海的借口，就在当日深夜23时30分，日军炮轰闸北，发动了“一二八事变”。

事变爆发后，十九路军和广大上海人民奋起抵抗，与日作战一个多月，迫使日军三易主帅，取得了辉煌战绩。

然而，蒋介石集团极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破坏上海抗战。

蒋授意军政部长何应钦于1月31日电告吴铁城：(一)“各国领事既出而调停”，可“斟酌接收”；通令蒋光鼐、蔡廷锴、戴戟“非有上官命令，不得任意射击”；(三)“亲善”各国军队与侨民，以取同情；(四)对“假托爱国名义之捣乱团体，应严加制止。其他民众爱国之行动，亦须周密注意，以防共匪从中利用机会。”

之后，2月5日至9日又几次电告吴铁城：“适可而止”要吴“力排众议”，“设法转圜停战”。

15日，再次电昊，让他以私人资格与攻沪日酋商定和平方案。吴遵照蒋介石、何应钦的旨意，多方拜谒，竭力和。

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协定断送了上海军民的抗战事业。

消息传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震怒。

上海各界爱国群众纷纷向市长吴铁城请愿，并发生了爱国律师吴迈怒打吴铁城的特大新闻。

在协定签字前，吴迈曾亲晤吴铁城，义正辞严地告诫：“阁下如不顾民意，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协定，到时杀市长头者就是我吴迈!”

吴铁城则假惺惺地说：“吴先生爱国热忱令人敬佩!我也是炎黄子孙，何忍获罪国人?”

然而协定还是签订了，这使吴迈悲愤交加，他率爱国学生、群众500余人直赴上海市府声讨吴铁城。吴铁城闻讯，慌忙从后门逃到英租界私邸躲藏起来。

吴迈率众跟踪不舍，吴铁城被迫答应第二天上午接见。翌日，吴迈准时赴约。

一见到吴铁城，他就正色怒斥道：“日前，市长向市民保证不与日军签订城下盟约；今日食言自肥，阁下有何理说?”此时吴铁城窘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

他故作镇静地说：“这都是中央的命令，我是实难违抗呀!先生何不进京向行政院表达民意，吁请收回成命?那么，不仅协定条款可以从长斟酌，连我也当谢解厄之情，对得起民众了!”

这些推卸责任的话，使吴迈怒火中烧，禁不住脱口问道：“倘若中央命你施美人计，派夫人、令爱前去慰问白川大将，我断言阁下必将犯颜抗争，以全家声。然而，近年来东北诸姑姐妹，被兽军凌辱蹂躏者何可计数?阁下却知而无动于衷。两相对比，岂不是重家耻、轻国耻的汉奸惯常行为吗?汉奸人人皆日可杀，今天我与你同死报国!”说着，操起席前痰盂，猛然朝吴铁城砸去，击中吴铁城左肩，吓得吴铁城连声呼救。

这时，预先埋伏在室外的上海市警察局长吴芷贤率便衣探警破门而入。

吴迈再欲追打时，无奈寡不敌众，被吴芷贤抓进了看守所。吴迈被营救出狱后，上海律师协会组成律师团，依法具状控告吴铁城、吴芷贤利用职权侵犯人身等罪。

结果，吴芷贤被撤职查办，做了吴铁城的替罪羊。

吴铁城深知，上海是交通枢纽、南京的门户，掌握上海，既可“绾毂南北”，又可“屏蔽首都”；上海又是帝国主义各国在华势力的大本营，江浙财阀的重要据点，是蒋介石政权赖以存在的支柱。

所以蒋介石说：上海“非普通都市可比......

无论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无不以上海特别市为根据，若上海特别市不能整理，则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则不能有头绪。”

吴铁城奉行蒋介石的意旨，竭力把上海建成中外反动派的乐园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发家基地。

上海停战后，吴即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继续推行黄郭在任时所拟定的“大上海计划”。市府大厦、博物馆、图书馆、医院以及街道等新市行政区工程复工；开辟码头、投资建厂等大批新工程也破土动工。

由于国民党政府财政窘困，无法拨款，上海市府只有靠搜刮民众来维持巨大的财政支出。吴铁城曾几度采取发行公债、“招领”土地和增加房租地租等办法集资筹款。

经过5年的苦心经营，上海建设确实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因为“大上海计划”过于庞大，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无法完全实现。

至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大上海计划”即宣告流产，吴铁城曾哀叹：“回首既往，过去5载实在予人以慘痛之教训......都市问题复杂......终以限以财力，格于环境，不获副原有之期望。”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50寿辰。在此前夕，吴向全国倡议，发起“献机祝寿”运动。一是为蒋祝寿，讨得蒋的欢心；二是发展国民党的空军，“增强蒋的军事实力。

吴铁城在沪筹募了100万元巨款，购得战斗机10架，编为1队，定名为“中正队”，每架飞机的命名均以“沪”字为头，以炫其功。

吴铁城统治上海时期，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严厉防范和镇压革命活动，取缔抗日救国组织，摧残进步文化。

据官方记载，从1927年至1936年，上海警察局共经办了1640起迫害共产党人的案件，逮捕了5000名以上的共产党员(实际上不止此数)，这些多在吴的任期内；查禁共产党刊物，仅1936年1年，即有82起、330种、2406件。

吴铁城还千方百计地阻止和镇压学生爱国运动，逮捕学生不计其数。他在1935年12月发表的《告全市学生书》中，要学生“勿浮嚣、勿盲从、勿越轨、勿违法、勿游行、勿罢课”，“埋头于知识战争中去，以争取我民族最后的胜利”。

国难临头，这无疑是欺骗学生的荒谬之谈。

1936年六七月间，广东发生了陈济棠反蒋事件。一段时期，广东政局不稳。蒋介石对广东这个反蒋运动屡伏屡起的地方非常重视。1937年4月，调吴铁城任广东省政府主席。

吴铁城在粤主政的两年，虽无“政绩”可言，却使他个人大发其财。

他以“禁烟”为名，大搞贩毒走私，金钱饱填了私囊。广东省原来各市县都设有烟馆，由本地商人经营，自煎自销，利源惊人。

吴就职之后，规定各区设土膏店，县设售吸所，二者分开营业，由他派去的70多名“查禁专员”管理和监督，从而把售烟权控制在自己手中。

吴铁城进行这项改制，一是为了安置部下。吴当时有两部分部下，一部分是从上海跟随而来的职员；另一部分是他在1925年离粤军第十七师师长职和广州市警察局长职时投闲置散的旧部。

吴铁城初到广东，无闲职安排他们，故只好就全省“禁烟”机构设法。此外，吴实行改制，名为办理禁政，实际在攫取鸦片利源。

吴铁城是广东人，又在广东做过官，对于“禁政”的利源，他谙熟秋毫。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广东省每月烟土吞吐量大约有百余万两，走私进来的尚不计在内。所以他安排部下，也是利用他们做自己的扒钱工具。

1938年10月中旬，日军由海上登陆进攻广州。

吴铁城和当时主持粤省军务的余汉谋等根本不做抗战的准备，致使战事一起，前线官兵纷纷败逃。

10月20日，蒋介石下令撤退。23日，日军占领广州。吴铁城在日军进城的前五天，就和财政厅长曾养甫弃城逃往粤北连县；余汉谋也在日军进城的前三天慌忙北窜，广州军、政两界群龙无首，致使广大群众和许多学校机关的撤退工作无人过问。

10月20日夜，才由警察局通知市民撤退。在无交通工具的情况下，逃难市民拖男携女，互相撞挤，老幼被践踏，哭声骂声交织在一起，真是惨不忍睹。

粤省人民故有“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无甫”(甫是广东话谱的谐音)的说法。

1939年春，吴铁城应蒋介石的密令离粤赴渝，奉命主持港澳党务兼闽粤两省对外宣传。

同年冬，被蒋提升为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任职期间，他曾代表蒋出使南洋，攻击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激起广大侨胞的切齿之恨，一时传为丑闻。

1941年4月2日，吴铁城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成了蒋家王朝的“幕僚长”。

1944年冬，国民党西南战场进入了最困难的阶段。日军进入贵州境内，重庆告急。前线士气低落，后方民心不安。

吴铁城受蒋的手令，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由中央党部高级领导人率领，组成一个代表团，进行慰劳伤兵难民活动。这一举动起了安定人心的作用。二是号召青年从军。经过吴的宣传和发动，各地党部积极行动，在短期内完成了蒋介石的使命。

这支青年军经过严格的训练，战斗力很强，但抗战胜利后被蒋利用，成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和反共反人民的工具。

1946年1月10日，有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

吴铁城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当选为国民党代表。他在政协会上为蒋介石个人独裁和国民党一党专制摇旗呐喊。

1948年11月，孙科奉蒋旨意出面组阁，吴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李宗仁任代总统，愿意与中共谈判，吴和孙科把行政院撤到广州，表示反对，随后辞职。

在蒋家王朝岌岌可危之际，吴铁城还到东南亚等国进行反共宣传。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前夕，吴铁城赴香港，后转至台湾，任“总统府咨政”等职。1953年11月19日病死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