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 年，大哥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消息传到家，解放战争一等功臣的老爸因此病倒，老妈也陷入精神恍惚的苦痛中。

1980 年，老爸离世，为了治病，他委托战友购买药物导致家庭欠债 8700 元。而在老爸去世后，大姐和其他两个已经参加工作的姐姐以父债子还的理由，强迫十三岁的我辍学打工、赚钱还债。

在这艰难岁月里，我从十三岁开始下午只上一节课，然后去货场做中班装卸工，赚取生计，继续支撑着家庭。

一直到 1985 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青岛科技大学。然而，大姐以未还清的父债为借口，阻止我入学，并以威胁伤害老妈的精神状况为手段，试图打断我的右腿。幸运的是，我的高中老师发现了真相，并在法院的斡旋下，几个姐姐同意我继续上学，但条件是在大学期间还清余下的父债 4120 元，每月再给家中一百元。

我答应了这一条件，拄着拐杖走进了青岛科技大学就读。即便腿好了以后，我仍然边读书边做装卸工，努力还清债务，养活家庭。

直到大三下，学校发现了情况，将我们姐弟四人共同判决承担父债 8760 元的责任，其中她们三人不仅要还清余下的欠债，还需要支付我提前还债支付的 1768.44 元。我终于从债务漩涡中解脱出来。

青岛科技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山东某县担任副镇长。两年后，我被保送至华中科技大学攻读硕博连读。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如今的中国广核集团工作，直至特殊工种的 55 岁退休年龄，被返聘。

然而，在2018年，我突然接到法院传票，指控我恶意骗取银行贷款 370 万。我一度迷茫，因为我从未与这家银行有过业务往来。经过调查，原来是大姐伙同儿子与银行内部员工勾结，恶意使用我的身份信息骗取的银行贷款逾期近半年。

最终，法院判决大姐判三缓三，她的儿子被判刑十年，后减刑为七年。

上个月，大姐的儿子因胆道闭锁被保外就医，迫切需要肝移植才能保命。令人措手不及的是，唯一匹配的是我十七岁的儿子，一个在北京人大附中读高二的学生，这次月考成绩竟然达到了 702 分。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大姐跪下来请求我儿子为她在押罪犯的儿子做肝移植，并承担所有费用，因为她娘俩已经因打官司耗尽了所有资金。面对这一请求，我毅然拒绝了。

如今，大姐在家族群里大肆宣扬我为富不仁，见死不救。我儿子只有十七岁，为何要为一个在押罪犯损伤自己的身体呢？

这一段坎坷的人生历程，让我深感生活的无常。经历了负债、艰苦打工、追求学业的困境，再到面临冤屈的法律纠纷，我深知坚持与努力的重要性。在我拒绝为大姐的儿子做肝移植时，我考虑到了儿子的未来和他自己的选择权，这并非富而不仁，而是对家庭和未来的责任担当。

人生如战场，历经沧桑，我始终保持对正义的信仰。或许，在这个坎坷的过程中，我所积累的人生智慧将成为我人生路上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