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12日，93岁的茅以升走到了生命的弥留之际。病床之上，两鬓斑白、体力衰弱的他艰难地呼吸着，久久不愿闭上双眼。

他强撑着身子，不为别的，只为等儿子茅于越的一封来信。早在住院之初，茅以升就给海外的儿子写了这封信。他意识到时日无多，希望能在最后的时刻得到儿子的谅解。

可是从始至终，儿子却从未归来探视，没有要见父亲最后一面的意思。茅以升心心念念的回信，如石沉大海。

家人们不忍心告诉他真相。为了让他走得安心，大家只好编造了一封茅于越的回信，并在病床边读给茅以升听。

茅以升听了这封日思夜盼的回信，这才安详地告别了人世……

说起茅以升，人们都不陌生，他是中国的“桥梁之父”，一生致力于学桥、造桥、写桥，著名的钱塘江大桥正是他的杰作。可是谁能想象这样一位名声斐然、让人敬仰的人物，老来却是这等落寞悲凉。

在他垂卧病榻之际，妻子早已离世多年，数名子女皆在国内，可是真正来探望他的却寥寥无几。他尤其身在海外的长子，可是这个最被挂念的儿子，甚至不愿给父亲写封回信。

儿女们缺席的缘故如出一辙，那就是不能原谅父亲年轻时候对母亲的辜负，不能原谅他过去的所作所为。最终病床前侍奉尽孝，陪伴茅以升走过最后一程的，反而是他的非婚生女茅玉麟。

老来的众叛亲离，让茅以升悔不当初。作为两代人悲剧的“总导演”，过去的茅以升也曾有一个完整而美好的家庭。

茅以升的发妻戴传蕙虽然是父母为自己包办妻子定下的，但并不影响两人的恩爱。

戴家与茅家在镇江都是名士之家，门当户对，加之两家又有亲戚关系，茅以升17岁那年，就在家人的说合下，与年长自己1岁的戴传蕙订婚。

出身书香门第的戴传蕙不仅有才情，而且身材高挑，气度娴雅，茅以升对她十分倾心。

1912年，两人正式结婚，先婚后爱的日子，非常甜蜜，不久后戴传蕙就为茅以升生下了长子茅于越。

1916年，茅以升在清华的留学生考试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被保送赴美。在他离开的日子里，妻子成了家里的主心骨。

茅以升离开后，贤惠的戴传蕙一面侍奉公婆，一面照顾孩子，为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只为让丈夫安心求学。

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四年后，茅以升学成归国，有了工作，他们才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

有家却不意味着安定。由于茅以升工作性质的特殊，多年来戴传蕙跟着他辗转各地。仅在1921年到1935年这十四年里，全家从南到北就足足搬了八次。加之两人先后生育了两子四女，拖儿携女、疲于奔波的生活更是不易，茅以升回忆：

“万里播迁，几无宁日，喘息甫定，又上征程。其中所耗旅资，遗弃家具，不可胜计，而最大损失更是蕙君的健康。每到一处，都要重起炉灶，安排儿女上学，适应当地生活。所费心血可知。”

动荡的生活中，除了长日奔波的劳苦，为丈夫的日夜担惊，更是折损着戴传蕙的健康。

1930年，茅以升出任江苏水利局局长不久，当地就发生了重大水灾，堤坝破裂。尽管责任不在刚刚上任的茅以升，但是茅还是引咎辞职。期间，戴传蕙因为担心丈夫受到处分，心急如焚，被吓得不轻。

1933年，茅以升升任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因为工程紧张，几乎没有假期回家。在那段日夜奋战的日子里，桥梁工程不时出现险情。消息传到家里，戴传蕙唯恐丈夫又受到牵连，在日夜的忧虑失眠中，她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这个病，直到后来桥造好了才不治而愈。

可见对戴传蕙这样一个传统的女人而言，丈夫就是他的天，所以她在乎丈夫在乎的一切，紧张丈夫紧张的一切。

茅以升感念妻子的情义，他从不把小家丢在一边，每次调换工作，都要全家人跟着他走。而唯一的一次例外，却让他抱憾终身。

1946年，茅以升调任上海工作，这次由于种种原因，他没能带上家人，戴传蕙携儿女在南京生活，与他分居两地。

独居上海的那段日子，茅以升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年轻漂亮的权桂云。权桂云是贫困家庭出身的女子，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性格温顺，外表秀美，操一口吴侬软语。

茅以升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就对其很有好感。而权桂云在几次的相处中，也喜欢上了茅以升。她觉得茅以升待人和善，性格体贴，还会讲故事，非常幽默。

尽管这一年茅以升已经50岁，他还是老房子着火般不可自拔地爱上了这个小了自己20多岁的姑娘。

尽管很多时刻，他也对妻儿心生愧疚，可是情感最终还是战胜了理智。不久后，两人选择同居，权桂云成了茅以升的“外室”，并为他生下了女儿茅玉麟。不过即便如此，权桂云始终安于现状，从不提过分的要求，这让茅以升感激不已，更加爱她。

茅以升在这段全新的感情中沉醉不已，但并没有因此抛弃自己的旧家庭。他对妻儿的呵护，始终如初，以至于多年来，戴传蕙都坚信丈夫为人正直，对自己从无二心。

发妻深爱自己，外室又甘愿忍辱负重，日子久了，茅以升认为，只要自己不说，就能永远维持着两个家庭的平衡。

直到1950年，全国掀起的“忠诚老实运动”把他逼上了绝境。当时的社会环境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将自己的隐私全部讲出来，这给茅以升造成了十分沉重的思想负担。

他曾问权桂云是否愿意离开自己，权桂云当时年仅25岁，不愁找不到如意郎君，但她却死心塌地跟定了茅以升。

茅以升心中其实也不愿权桂云离他而去，可是他知道一旦不在两个女人中间做出选择，迟早会两败俱伤。事实确也如此。

过去由于戴传蕙过去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茅以升担心她再受到刺激，一直隐瞒着自己置下外室之事。可是随着他在单位作出交代，茅以升知道在家里已然无可隐瞒。他只好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向妻子吐露这桩隐蔽的情事。

一天，茅以升同妻子闲谈，说到一位朋友的外室在上海报纸上刊登广告公开披露自己被遗弃的事情。妻子评论说，那位一定是朋友的正室逼得太紧，逼她丈夫同外室断绝关系，丈夫没有办法，只好遗弃这位外室，外室才用登报的方式报复。

戴传蕙的话给茅以升带来一点信心，他认为妻子还是很大度的，此时若能顺水推舟，承认外室的事情可能会被妻子理解。于是，茅以升将他同权桂云从结识到在一起生活，并有一个女儿等事情都和盘托出。

茅以升料到，这一坦白一定会使妻子难过，不过他没想到妻子的反应竟如此强烈。“戴传蕙听完后脸色大变，一言不发。”

茅以升从此陷入了一种焦虑、痛苦而被动的家庭生活。他一方面对亲友妻子写下检讨书，一封又一封，乞求原谅，一方面又不忍真正舍弃上海的权桂云，反复在两个女人之间游离。

人到中年遭受丈夫背叛的戴传蕙则是从此心灰意冷。茅以升的外孙女徐依协回忆说：“外婆总是眉头紧锁，心事重重，好像没有高兴过。”

1967年，饱受婚姻打击的戴传蕙抑郁离世。孩子们因此对父亲和权桂云一直耿耿于怀，特别是长子茅于越。

他从小由母亲一手带大，同母亲的感情也最为深厚。茅于越因为工作原因，常年在国外定居生活，加上母亲这层缘故，与父亲十分疏离。

1972年，他带着妻女归国探亲。此时权桂云与女儿已经搬来同茅以升住在一起。对此，茅于越表示，只要权桂云在，他们就不进茅以升的家。权桂云为了不让茅以升为难，决定搬回苏州老家暂住。

茅以升兴奋地转告儿子，跟他说可以回家住了。茅于越回来那天，全家出动去机场迎接。谁知茅于越到了北京后仍旧表示要住到宾馆，连家门也不肯进。亲友们只好天天往宾馆跑，连年近八旬的老父亲也不例外，好不辛苦。

亲戚出面劝说茅于越夫妇，表示可以理解他们对待母亲的感情，可是现在父亲的年龄大了，需要人照顾是既成事实，应该接受。茅于越却坚决反对权桂云进入茅家。父子俩为此闹得很僵，茅以升曾对茅于越说：“你怎样才能接受呢？是不是要我给你下跪？”

父子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这让权桂云无所适从。对权桂云来说，这是她20年来第一次和自己的男人生活在一起。

尽管在茅以升子女的眼中，权桂云确实是个好人，她脾气温和，为人低调，对父亲也是不吝付出。可是另一方面，子女们也认为她和父亲一手造成了母亲的痛苦和早逝，这一点难以原谅。

权桂云知道茅以升的子女难以接受她，为了得到认可，她尽其所能地帮助茅以升料理家务，照料他的衣食住行。六十年代，茅以升的子女下放干校，孩子们留在北京，也是她在精心照看。

可是即便如此，茅以升的子女依旧不认可她是这个家庭的女主人，特别是茅于越，他对权桂云始终有着难以释怀的怨恨。

在这种怨恨的笼罩下，1975年，住进茅家不到十载的权桂云郁郁而终。她的死对茅以升打击很大，他觉得自己辜负了这个跟了他20年却受尽委屈的女人。

权桂云死后，茅以升的生活寂寞而悲苦。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的身体逐渐衰弱，不仅视力严重衰退，还饱受胃病的折磨。晚年他与发妻的六个子女始终与他保持距离。

1987年，91岁的茅以升突然高烧住院，却只有小女儿茅玉麟在他身边照顾。晚年的茅以升对这个最小的女儿一直放心不下。

茅玉麟只有初中学历，毕业后就在工厂工作，婚姻生活也遇到挫折，茅以升认为长兄如父，茅于越应当也多多关照这个妹妹。

1979年，茅以升借去欧洲访问的机会，去了茅于越在瑞士的家。茅以升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儿子，不曾想茅于越听了非常生气。不仅一口回绝了父亲的要求，并从此再也不理父亲了。

可是茅以升仍旧对这个儿子念念不忘。据亲友回忆，在他病重住院时，他满心以为儿子会原谅他，会给他写信，但是儿子却一直没有来信。最后还是在家人善意的谎言中，茅以升才圆了弥留之际的愿望。这样寥落的结局实在令人唏嘘。

也许维持一段婚姻，就好比建设维护一座桥梁吧。那些能够屹立百年、甚至千年不倒的桥梁，不一定在形式上美轮美奂，但一定在内核上被精准约束，比如技术，用料，施工。

婚姻亦是同理，能够持久的婚姻不一定激情热烈，但是双方一定都在道德和责任线上精准约束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