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调延安进红大
在商县休整期间，上级来了命令，通知一部分团以上干部立即回延安进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突然要离开朝夕相处、生死与共、浴血奋战3年的战友们，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我一个连一个连地和同志们告别。按规定离开时手枪和战马都要上交，不许带走，我们一一照办。韩先楚同志因战争中左手受伤致残，破例照顾他带了一个警卫员。十来个团职干部（我们团里的颜东山团长、孟庆山参谋长在内）在韩先楚师长带领下，背着背包，徒步向山外进发，一直从商县走到蓝田。我们红十五军团的后勤部驻在这里，还驻有不少东北军、西北军的部队。第二天，东北军、西北军的长官联合招待我们这批路过的红军干部吃饭。我们红七十三师、七十五师、七十八师总共50多个师、团职干部都去了。饭虽很简单，但很友好。
吃过饭，我和韩师长一块儿逛街。那时蓝田县城只有半条街，开着几家杂货铺、中药店、小饭馆什么的。我们偶然发现了一家照相馆。韩先楚和我都没有照过相，这时候心血来潮，也想照一张。两个人摸摸口袋都只有几毛钱，去问了问价，我俩的钱合起来勉强够照一张，于是就照了一张合影。可惜的是，我这张最早期的照片，在解放战争初期，我妻子余群带着孩子随后勤机关向敌后转移时，唯一的装着风衣、怀表（都是韩先楚从抗日前线回来时送给我的）和这张照片的箱子，在隐藏的山洞坍塌时被埋掉了。
从蓝田县继续出发之前，军团后勤部见我们背着背包还要走近千里路，给了一峰骆驼给我们驮行李。行李挂在骆驼肚子两边，韩师长和我一前一后骑到卧着的骆驼背上想试试怎么样。没想到这牲畜站起的次序正好和马相反，它是后腿先往起站的，屁股往上一撅，冷不防把我俩栽了个嘴啃泥，逗得旁观者哈哈大笑。
我们一行人在韩师长带领下，从蓝田步行到西安，绕过东边和北边城墙一直走到北郊渭河边的草滩镇。这天正是农历正月十五，有几个卖元宵的摊子。想尝尝元宵，每个人买了一小碗。我不知元宵该怎么吃，就问孟庆山同志。他故意说，拨到嘴里嚼就是了。我端起碗拨一个到嘴里就咬，哎呀！简直比火球还烫！原来是他见我不懂，在逗我。旁边的同志见状都哈哈大笑。
我们坐渡船过了渭河，继续向北走过了泾河，到了泾阳县北的云阳镇，彭德怀同志的司令部当时就设在这里。司令部派了一辆汽车给我们拉行李，我们仍然徒步行军，又走了四五天，终于到了党中央所在地﹣﹣延安。
听毛主席讲哲学
进了红军大学，我开始被分在三队，住天主堂，队长是谭希林。三队住队教员是罗世文同志，他后来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被国民党逮捕，杀害在重庆渣滓洞。红大是1936年6月1日成立的，校长是林彪，罗瑞卿是教育长，刘亚楼是训练部部长。第一期学员已在我们进校前结业，我们是第二期。第二期开始有6个队，记得一队队长是周子昆（前），陈赓（后），二队队长倪志亮，四队队长韩振纪，五队队长苏振华，六队队长曹里怀。每个队有100多人，加起来近千人左右，全是从一、二、四方面军抽调出来的干部。
学习了两个多月，又从6个队中抽出来200多人，组成七、八两个"军事队"，据说是为东北抗日前线培养中高级指挥员的。我被抽调分在七队，队长是杨得志。记得八队队长是方正平。在红大军事队学习期间，我们住在府衙门。
西安事变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不断扩大，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爱国青年越来越多，红大（抗大）的学员队伍也日渐壮大。来一批青年成立一个队，再来一批再成立一个队，我毕业时已有了12个队。以后又在各抗日根据地成立了12所分校。总计培养了20多万革命干部。
当时，党中央对办好红大非常重视。毛主席、朱总司令都经常亲自来讲课。毛主席给我们这期学员主要讲的是哲学。朱总司令结合党的历史讲党的建设。周恩来、张闻天、张浩等不少领导同志也来讲课。罗荣桓同志给我们讲政治。邓颖超同志每次回延安，都要到红大对我们讲演一次。她在外面见多识广，口才又好，讲得特别生动有趣。
我最早接触和学习哲学，就是在红大从听毛泽东王席讲哲学课开始的。从1937年5月初到"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开始，在这两个多月里，毛主席到红大讲哲学课。每次都是全校集合在一起听课。我们这些红军干部，文化低的占大多数，记不了笔记，毛主席就让他的秘书听课时认真记笔记，他亲自审定后，油印出来发给我们作教材。这就是以后流传的《辩证唯物论提纲》。后来在此础上，毛主席写出了《实践论》和《矛盾论》。
我们这些小时拿放羊鞭、捉锄头把、现在拿枪杆子的红军干部，那时连简单的数学题都不知道，对哲学更是一窍不通，但能听懂毛主席的哲学课。其原因就是他能用深入浅出的方法，结合我们亲身经历的事例来说明问题，讲清道理，使我们体会到哲学不是神秘莫测，而是普遍存在于我们战斗、工作和日常生活之中。
毛主席那时还经常出席红大举办的活动。现在还能记起来的有，1937年5月底，国民党政府派了个考察团来延安，红大举行了欢迎大会，毛主席出席并讲了话。党中央开过洛川会议后，毛主席亲自到红大来传达会议精神。毛主席当时住在凤凰山下，离红大很近。每次都走着来，随身只有一两个人跟着。穿的是红军的旧军装，戴的是一顶旧红军帽。他习惯于站着讲，不拿讲稿，只有几页纸的提纲，叉着腰，不断地打着手势，话语幽默，非常吸引人。我虽然不习惯听他的湖南口音，但没有影响我爱听他的讲话。
我们这些部队来的学员，普遍文化水平较低，因此，红大对我们的文化教育抓得也很紧。我们200多个红军干部到军事队（红大七队、八队）之后，军事训练和纪律要求更加严格了。每星期都要在延安东门外的延河边，听校长林彪讲一次话。据说我们结业后将由他带队赴东北去抗日。
那时开大会较多，记得有一天是开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大会。张国焘是个大个子，长得较胖，讲起话来呼噜呼噜，像感冒了一样。朱德总司令做了批判发言。张国焘做检讨时，说自己"犯了军阀主义错误，分裂主义错误，土匪主义错误"，光给自己扣大帽子，实际并没说错在哪里，说话也很难懂。最后林彪讲了几句，就散会了。党中央对张国焘是很宽大的，让他当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希望他改正错误。但他仍然执迷不悟，在第二年借祭黄陵之机叛逃了，彻底地背叛了革命。
红大从我这期起，大批爱国知识青年加入了进来。学校的业余生活十分活跃，唱歌、跳舞、打球等活动很多。我那时也喜欢参加唱歌和打球。
从1937年2月到8月这半年在红军大学的学习，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时间较长地、较系统地、离职学习文化、政治和军事理论，对我是一次极为宝贵的机会。
我的抗日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了。这时红大更名为抗大，我们这期学员正好毕业。毛主席在毕业证上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学员们群情振奋。韩先楚同志和我相约，毕业后，都回老部队，一起上前线打日本鬼子。
大约8月中旬，我们最初入校的第二期8个队的1000多名学员毕业了，要先到云阳红军总部报到，然后回部队。学员们像普通战士一样身背步枪、子弹袋、背包离开延安，向云阳徒步开进。盼望已久的神圣使命到来了，同志们都很激动，脚步迈得飞快。上午出发，只用了六七个小时，就到了60里外的劳山。正在大路两边休息时，一个人骑一匹骡子从后边撵上来，朝着队伍喊："刘懋功、齐渭川，你们在哪儿？"我和原十五军团司令部参谋齐渭川不知怎么回事，答应道："在这儿！"那人就骑骡子向前走了。
休息了一会儿，训练部长刘亚楼集合大家就地在劳山街道上开会，由教育长罗瑞卿同志讲话，讲行军纪律、山街道上开会，由教育长罗瑞卿同志讲话，讲行军纪律、要求，作开赴前线的动员，还批评了几个掉队的同志。
晚上吃过饭后宿营，我们班10个人，号了一间破房子。班长姓洪，是原红一军团一个师的参谋长（后来在抗日前线牺牲了），带着我们找了点儿麦秸铺在地上正要睡，队部派人来叫我马上去一趟。到了队部，见罗瑞卿、刘亚楼都在，齐渭川也来了。罗瑞卿说："军委派人送通知来了，你、齐渭川都回去，明天一早就回！"我和齐渭川这才明白方才骑骡子叫我们名字是怎么回事。我问："叫我们回去干什么？"齐渭川也不高兴。刘亚楼说："军委叫回去，你们回去就知道了。"罗瑞卿教育长一向很严肃，我和齐渭川不敢再说什么，快快不乐地各回各班的驻地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齐渭川无可奈何地正准备离队向后转，刘亚楼来了，说："你俩先不要走了。军委来了命令，七、八两队都要回去。你们俩跟他们一起回吧！"
回到延安。我和齐渭川要到军委报到。但我不知道军委在哪里，去问杨得志队长。他给我写了个条子，叫我去王家坪。第二天，我和齐渭川一同去王家坪，找到军委四局。四局的同志给我俩开介绍信，介绍到陕甘宁边区党委。我俩和四局的同志不认识，也不好问什么、说什么。出来后，迎面碰见四局局长高岗，他一见我们，笑眯眯地说："你俩回来了？"一看就知道他了解内情。我们问叫我们回来干什么？他说："王世泰调庆环分区当司令员了，是他点名要你们的。"原来如此！我和齐渭川拿着介绍信急忙到陕甘宁边区党委，找到组织部长张邦英，他是我们的老上级、熟人，对他说我们不情愿去庆环分区，想上前线打日本鬼子，央求他通融一下。正说着，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进来了，板着脸训道："王世泰叫你们去，马上去！"这一来张邦英也不好说啥了。我和齐渭川只好到边区党委管理科领了几块钱边币的路费，回去背上背包就往庆环分区去报到。
庆环分区机关在甘肃环县曲子镇。我们经甘泉、安塞，顺着洛河川步行了四五天，并顺路到我家吃了顿饭，看了看我母亲和弟妹。看看天还早，也没住，就继续走了。
到曲子镇见了庆环分区司令员王世泰同志，他也刚调来不久，腿伤还没有全好。春天我住红大时，在校部篮球场边上见过他一次，我们一块儿看朱德总司令打篮篮球场边上见过他一次，我们一块儿看朱德总司令打篮球。当时他的伤还很重，拄着双拐。世泰同志是红二十六军老红二团（当时我还没有参军）团长、红三团团长，是刘志丹同志的亲密战友，是我的老上级。我的另一位老上级、后来的红二团团长刘景范同志（刘志丹的弟弟）此时任庆环分委书记。又能在两位老上级的领导下工作和战斗，我心里又觉得有些欣慰。
【刘懋功（1916年8月23日—2009年12月23日），甘肃庆阳人。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空军第四航空学校政治委员、第十航空学校校长、空军第三军军长、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等职。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