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刺绣界中，有一种特殊的刺绣，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以家族命名的刺绣，因源于明代上海地区的顾氏家族，故而被命名为顾绣，虽然名气稍逊于苏、粤、湘、蜀四大名绣，但它专绣书画作品，将宋绣中传统的针法与国画笔法相结合，以针代笔，以线代墨，勾画晕染，浑然一体，半绣半画，独具匠心，为祖国灿烂的文化艺术增添了异彩。
书画刺绣之源起
刺绣是一种针刺引线，缝于面料而形成图案装饰的工艺。古时，几乎家家户户都将其作为女子必备的一门技艺所重视，甚至刺绣技艺高超的女子还以此谋生。作为民间的一种传统手工艺，刺绣的起源很早，自从人们发明了麻布、丝织品、毛纺织品，有了衣服后，人们就已经开始在衣服上刺绣各种图腾式的纹样了。据《尚书》记载，早在四千多年前的章服制度上就有“衣画而裳绣”规定。另外，先秦时期的文献中也有用朱砂涂染丝线，在素白的衣服上刺绣朱红的花纹的记载。
随着时间的发展，刺绣技术日益精巧，逐渐与书画艺术相融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刺绣手法——画绣。
画绣，顾名思义，就是半绘半绣的一种技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的佛像刺绣上，比如敦煌藏经洞（17 窟）出土的唐代刺绣《释迦牟尼灵鹫山说法图》就是一件早期画绣的作品。刺绣发展的到宋代以后，画绣更进一步与书画艺术相融合，并且出现了两个较为重要的时期，第一阶段为宋朝徽宗和高宗时期，这一时期是刺绣工艺和书画艺术相融合开启的第一个艺术高峰，主要原因在于艺术引领了工艺发展。第二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则是承袭宋代刺绣书画艺术的基础上作创新的晚明顾绣。
韩希孟《藻虾》
韩希孟《络纬鸣秋》
顾绣起源于明代上海老城厢的顾氏家族。明代嘉靖年间上海进士顾名世晚年曾在上海建了一座私家园林，筑园地于今黄浦区露香园路。露香园的园名来自顾名世先生在筑建初期挖池筑山时，曾挖到元代书画大家赵孟的篆书“露香池”三字的石碑，故将自己未来的私家园林住宅，取名为“露香园”。上海明代三大名园之一的“露香园”留给世人最著名的非遗，就是如今名扬天下的“露香园顾绣”。
缪瑞云 《竹》上海博物馆藏
廖瑞云 《枯木竹石》上海博物馆藏
顾氏家族刺绣的最早的开创者名为缪瑞云，据记载，她为明代上海露香园主人顾名世长子顾其英之妾，在明末清初画史著作《无声诗史》中赞其刺绣“人物、山水、花卉大有生韵”；又有记载其绣人物“须眉老少各不同，笑语欢然并超忽”。缪瑞云自幼便学习刺绣，刺绣技艺十分精湛，进入顾家之后更是观摩了不少名家的画作，后又将名家画作融入刺绣中，达到了“画中有绣，绣中有画”的境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竹石人物鸟》合册就是缪氏十分具有代表性的绣作。该画册为十开，可分为三组，一组为水墨画风格的《枯木竹石》和《竹》；一组为花鸟刺绣小品四开，另一组为《文姬归汉》《昭君出塞》《李广靖边》《苏李泣别》四开，表现边疆历史故事，风格属于明代版画。
此册首页的《枯木竹石》绣有“缪氏瑞云”朱文方印，页首绣题表明此幅粉本为元四家之一倪瓒的竹石图。画面以黑、灰白色丝线模拟笔墨效果，以纯熟的旋针结合掺针，表现出中国画特有的皴法，细微之处补以画笔，画绣结合浑然一体；另一幅《文姬归汉》刺绣中文姬所坐织锦鞍毯上的锦绣纹绣法，传亦为缪氏所首创。
除上述作品之外，缪瑞云其余的绣品也都气韵生动、气象寥远，具有很强的个人特色，称其为顾绣的开山鼻祖，毫不为过。
廖瑞云《苏李泣别》上海博物馆藏
廖瑞云《昭君出塞》上海博物馆藏
顾绣之技艺特点
顾绣是宋代宫廷刺绣的延续和发展，绣品所用的丝线比头发还细，针刺更是纤细如毫毛，配色精妙。绣制时不但要求形似，而且重视表现原作的神韵，且做工精细、技法多变。仅针法就有施、搂、抢、摘、铺、齐以及套针等数十种，一幅绣品往往要耗时数月才能完成。所绣的山水、人物、花鸟均精细无比、灵动精妙。
早期的顾绣大家在继承宋元丝线勾勒法绣画艺术的基础之上，对绣品技法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创新。顾绣《十六应真图》册就是十分典型的作品，在此册绣品之中，往往一笔线条中会出现几种针法的组合，不仅丰富了线条的表现力，而且在针法运作上灵活自由，滚针、斜缠针、旋针、接针、钉线绣（钉针）交叉使用，极具表现力。勾勒轮廓时则依据绘本线条走向来调整针迹方向，以斜缠针法顺应笔势，或紧密或松散或长短不一旋转排列绣制，在表现极为细小且弯曲的烟雾、绒毛等线条时采用曲转灵活的钉线绣。
此绣艺更为别致之处在于，独目创新地用同色线钉针绣为一种辅助针法补正细微处的折光效果。作品中常见为控制折光效果而星星点点、细小难寻的钉针针迹。所绣作品难辨笔墨与丝绣之别，可以表现墨色干涩如枯与水润饱满未干的视觉效果，这亦是早期顾绣的重要特征之一。
顾绣《十六应真图册 》（1）上海博物馆藏
顾绣技法传至顾名世孙媳韩希孟之时，顾绣技法在韩氏的专研和细化之下又更上一层楼，韩希孟不仅精通六法，而且还工书善画，绣山水则虚无缥缈，若有若无，摹花鸟则写真传神，生气曼妙，一针一线皆含春意。其绣作劈丝精细，绣品气韵生动，精美如画，名噪一时，世称“韩媛绣”。
韩希孟曾在崇祯七年（1634 年），广泛搜集宋元名迹，以名画为摹本，加之五彩丝线，运用套针、松针、滚针、网针等针法临摹刺绣，历经数年，汇成数幅方册——《顾绣宋元名迹册》，现今藏于故宫博物院，册页包括《洗马》《瑞鹿》《补衮》《鹑鸟》《米画山水》《葡萄松鼠》《扁豆蜻蜓》和《花溪渔隐》8 件绣作。每幅均绣有“韩氏女红”印章，末开绣题“韩氏希孟”款，对幅均有明代松江画派代表人物董其昌逐幅题词。其中《洗马》最受称道，作者根据画面不同的景物，选用多种色丝，采用长短线条参差排列、针针相嵌、整齐平铺的“擞和针”为主的多种针法，一丝不苟地绣出了原作的笔墨情趣，丰富了物像的质感。在局部山坡上，韩希孟则巧妙地施加了淡彩晕染，以画补绣，使绣作更具神韵。被时人誉为颇类赵孟画风。
韩希孟《宋元名迹册·鹑鸟图》
韩希孟《宋元名迹册·米画山水图》
董其昌作为推崇文人画的代表，自然也十分喜爱韩希孟的绣品，曾多次不遗余力的大力推荐其绣品，并在韩氏绣品上写下提拔，崇祯九年（1636 年），董其昌为韩氏绣册作跋曰：
“韩媛之耦为旅仙，才士也。山水师予，而人物花卉尤擅冰寒之誉。绣彩絢丽，良丝点染精工，遂使同侪不能望见颜色。始知廓景能三尺锦，不独江淹梦中割截都尽，又为女郎辈针锋收之。其灵秀之气，信不独钟于男子。观此册，有过于黄筌父子之写生，望之如书画，当行家迫察之，乃知为女红者。人巧极，天工错。奇矣！奇矣！”
从这段跋文中董其昌认为韩希孟针下的花鸟草虫超越了五代北宋时黄筌、黄居寀父子的写生绘画，这不仅是对顾绣的由衷赞美更是对画绣艺术表现力的肯定。
顾绣之风靡与衰落
顾绣自廖瑞云始，在韩希孟手中发扬光大，这其中还有另外一层不可忽视的原因，那就是文人阶层的关注与推荐，董其昌自不用说，他一直是推介顾绣的推手，甚至还间接的影响了顾绣绣品题材上的选择。董其昌本人笃信佛教，常劝顾氏家族多绣大士像，“以助生天作佛之因”，从而间接的引导画绣创作的题材。
明末文人团体“几社”的领袖陈子龙也曾高度赞誉顾绣，将顾氏夫妇在书画、刺绣上的成就比作赵孟和管道升。他在为韩希孟的《花卉草虫册》所作题跋中写道：
“宋人有发绣、丝绣，如阿房宫、滕阁皆架画，觚梭尤易结构。若韩绣花鸟草虫，生气回动，五色烂发，即薛夜来、苏蕙兰未能妙诣至此，或天孙织锦手出现人间邪？”
可见顾绣深受文人士大夫的喜爱，故而赏玩和收藏名家顾绣作品在晚明时期成为文人之中一桩雅事。万历年间，文人谭元春曾见到两件友人收藏的顾绣尊者像，并获赠其一。对于慕名已久的顾绣，谭元春竟“一见惊叹不得语”，恍然归家后，题诗颂曰：“女郎绣佛人天喜，运针如笔绫如纸。华亭顾妇嗟神工，盘丝劈线资纤指。”
当时画绣不仅深受文人墨客的追捧，而且在装裱过程中采用立轴、手卷和册页等形式，与绘画一般无二，时人收藏之盛可窥一斑。
顾绣发展到清代，由于顾氏家族日益衰落，逐渐依赖女眷刺绣的手艺来维持生活，故而逐渐走上商品化的道路。据清代嘉庆年间《松江府志》记载，顾名世曾孙女顾兰玉“工针黹，设幔授徒，女弟子咸来就学，时人亦目之为顾绣。顾绣针法外传，顾绣之名震溢天下”。从此，顾绣由家庭女红转向了商品化刺绣，且技艺走向了民间，得到了普及和发展。
《鹦鹉蟠桃图》
顾氏家族虽然逐渐的消失在了历史长河里，但顾绣这门刺绣工艺却没有因此而断绝，它的影响广泛而深远。作为女性艺术家展示自身高雅才情和赢得声誉和地位的重要舞台，顾绣的故事仍然在书写。藏于上海博物馆的赵慧君的《金带围图》就是接续顾绣发展的代表作品。
赵慧君《刺绣金带围图》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赵慧君是清代苏州画家顾春福之妻，从该绣品的跋文可知，顾春福从集市上买得名曰“金带围”的芍药花，有感于宋代韩琦邀三友共簪“金带围”雅会，后来四人先后登相的故事，故而手绘折枝芍药粉本，由其夫人刺绣成画，为文人雅趣所创。《金带围图》整体色彩清新淡雅，所绣芍药，饱满挺立，姿态柔美中带着不屈，在刺绣技法上将顾绣与苏绣技法相融合，使绣品既蕴含了书画之雅，又充满了独特的刺绣韵味，先后由不少名家收藏，历经题款多达 24处，可见赵慧君绣技之高超。
顾绣的广泛普及一方面使其刺绣技法免于失传之危险，但从另一方面却给自身带来了一些冲击。商品化的顾绣艺术性减弱，采用诗、书、画、印相结合的形式，富贵、多子、祝寿、祥瑞等题材增多，失去了顶峰时期的灵动之感。清嘉庆之后，顾绣更是日益衰微，逐渐失去了“画绣”的特色，从注重观赏性逐渐向实用性转变。
这样的结果也不难料到，因为后辈绣女仅逡巡于前代经典绣品，移花接木，拼凑成幅，却并未领悟到刺绣功夫源于针黹之外。此外，绣女修养和见识的欠缺，也是晚期顾绣质量下滑的另一重要原因。顾绣失去了受滋养的文化氛围，从清赏奇珍沦为谋利商品，其艺术的衰落是必然结果。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十分重视散落在各地的艺术珍宝，顾绣于2006 年5 月20 日，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顾绣会在新时代重新焕发出夺目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