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下众多名山中，山东泰山独具禀赋，卓然不同。诸如就地位与意涵而言，为什么在五岳中唯有泰山享有“独尊”之殊荣？为什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将泰山称为“古代中国文明和信仰的象征”，乃至民国年间一些专家学者动议将泰山定为“国山”？为什么生命的价值以“重于泰山”来衡量，并且有“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之谓？为什么今天人们用“中华泰山”与“国泰民安”承接匹配，来表达对国家和民族的期盼与祝愿？一系列“泰山之问”，让人思无涯，心有惑。
周郢的《泰山编年通史》为我们探寻泰山历史文化的奥秘，指示了辨识门径，提供了一种答案。周郢自14岁开始研析泰山。20世纪80年代，有感于其时泰山研究的文献散佚、资料匮乏，史实疏漏、间有讹误，有史少论、视域逼仄的状况，他决意钧沉史实，辨析考证，以泰山纪史，为泰山立传。1989年，他完成了《泰山历史纪年》的写作，建立起泰山编年史的总体框架。以此为基础，他进一步博览广征，溯源寻证，充实完善，至2022年，计150万字的三卷本《泰山编年通史》出版。由缘起到成书，前后历经35年。
《泰山编年通史》征引8000种文献，系统记录了从先秦至清代5000年间发生在泰山一带的重大事件，为泰山绘就了一幅全过程、全方位、全景式的历史画像。在对诸多珍稀资料做出独到考证的同时，周郢以史带论，开创性地提出“泰山五山说”，对一系列“泰山之问”作出系统回答。
泰山是座政治山。泰山封禅成为泰山政治山的重要契机。封禅之说“产生于齐地”。秦始皇在泰山进行了第一次有史可征的封禅活动，正式开启了泰山国家祭祀的历史进程。从秦始皇至宋真宗，计有6位皇帝先后10余次到泰山封禅。明清之后的皇帝不再举行封禅，而将祭礼由“在泰山封禅”改为“向泰山致祭”。尽管封禅与致祭是两种形式不同的祭祀活动，但作为由皇帝亲自参与或作出安排的国家祭礼，二者的核心理念一脉相承。封禅或致祭使泰山的政治地位有了一个很高的起点。正如郭沫若先生所指出的，泰山封禅与致祭，让泰山“比帝王都还要高一筹，因此谁也不敢藐视泰山了”。通过封禅与致祭，泰山由一座自然之山成为政治之山，由一座神祇之山成为礼制之山，由一座区域之山成为国家之山。
泰山是座宗教山。泰山信仰源起于上古先民的山岳崇拜。至战国秦汉时期，方仙道将泰山神仙化，泰山逐渐被纳入道教洞天体系。各大道教支派随之在泰山弘道传法。道教在泰山封禅及碧霞元君信仰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道教宫观也因道教影响的扩大在泰山占据了主要位置。佛教于东汉时传入中国。“泰山进入佛教”远早于“佛教进入泰山”。在最初的佛典翻译中，佛教将“生属长安，死属泰山”的“泰山治鬼”说与佛教的“地狱”相结合，泰山因之逐渐纳入佛教的阎王冥府话语系统。而“佛教进入泰山”则是在“泰山进入佛教”300多年之后的晋代。公元351年，竺僧朗在泰山建舍授徒。此后诸多高僧大德相继来泰山驻锡弘法、开山建寺、摩崖镌经。历经千年风雨沧桑，佛教在泰山兴衰消长、绵延不息。
泰山是座文化山。泰山有诗文、有书法、有绘画、有音乐、有学术。《诗经》中的“泰山岩岩，鲁邦所瞻”是最早吟咏泰山的诗句。杜甫、李白、苏轼、辛弃疾、元好问、张岱、姚鼐等均有诗文写泰山。泰山上现有刻石与碑碣2516处，其中秦泰山刻石、经石峪摩崖刻经、张迁碑均为中国书法的传世经典。泰山还有岱庙壁画《泰山神启跸回銮图》、被称为“海内外第一名塑”的灵岩寺宋塑罗汉像。《梁父吟》《高山流水》《广陵散》琴曲亦与泰山颇有渊源。“能使鲁人皆好学”的宋初三先生创立“泰山学派”，开宋明理学之先声。文化的鼎盛进一步光大了泰山的社会影响。
泰山是座民俗山。泰山是帝王之山、僧道之山、诗人之山，但从更为长久的时段看，泰山的真正塑造者是更为基本的普罗大众。碧霞元君信仰的兴起充分印证了这一点。明清之后，伴随朱元璋取消泰山封号和道教对泰山玉女信仰的不断演绎，民间的碧霞元君群体祭祀日渐隆盛。至少在1479年，明廷即开始祭祀碧霞元君。至清，碧霞元君的生日也由官方所认可的农历四月十八日而被民间所认同的农历三月十五日所取代，碧霞元君亦由送子女、治眼疾的专项之神跃升为赐福消灾、庇佑众生的全能之神。从秦汉到唐宋到明清，泰山信仰不断由神秘化、功利化走向世俗化，泰山逐渐由官重民轻的神之山、政之山、圣之山演进为官民共享的敬之山、用之山、民之山。
泰山更是座精神山。数千年的人文积淀，已经使泰山成为一种符号、一种标志、一种象征，甚至是一种概念。泰山所承载的哲学精神、人文思想、价值理念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在哲学意义上，泰山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绝佳的形象化载体。在泰山，自然之“天”与社会之“人”实现了从宏观到微观的有机融合。在思想意义上，泰山以其厚、直、正、道、实的形象气质特征，契合于儒家仁、义、礼、智、信的精神内涵：泰山的雄浑宽厚契合于厚道、厚重、厚待的仁者品质，泰山的直冲霄汉契合于正直、刚直、清直的据义履方，泰山的封禅正朔契合于正统、正派、正气的君子之礼，泰山的登山之途契合于有目标、能坚持、讲方法的求知之道，泰山的坚守硬实契合于朴实、诚实、忠实的为人信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人将泰山视为“岳中之孔子”，将孔子视为“圣中之泰山”。在价值观念上，泰山凝聚了既基于中华传统文化又具有自身特征的“泰山精神”。周郢将“泰山精神”归纳概括为：会凌绝顶的攀登意志，重于泰山的价值取向，不让土壤的博大胸怀，捧日擎天的光明追求，国泰民安的美好寄托。在新时代，伴随泰山人文价值的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泰山更以“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国泰民安的社稷图腾，人民江山的时代形象，胸怀天下的共同价值”的定位，而成为赓续中华文脉的载体、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维系全球华人的纽带。
《泰山编年通史》在史事系年中对导论中提出的“泰山五山说”予以细密举证。如诠说泰山与王朝政治之关系，引举汉宣帝以泰山石兆化解其嗣位合法性难题之例，道明泰山由此成为汉宣帝的龙兴之山，并最终被官方确立为五岳之长。诠说泰山与宗教之关系，以隋文帝诏“五岳之下，宜各置僧寺一所”为例，将建于泰山之阳的岱岳寺作为泰山国家寺院开山之标志。诠说泰山与文学之关系，则言自唐代杜甫《望岳》始，泰山诗文创作主题由神祀转向山水。诠说泰山与民俗山之关系，以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信众捐修碧霞祠圣像为例，指出了至清后期，由于国衰财拮，祠宇修缮渐次由向官府请帑变为官捐，再进而变为由香社自行修葺的“官退民进”过程。诠说泰山与精神山之关系，引述了新发现的民国作家易君左《定泰山为国山刍议》中的相关论说，以此表明近代国人对泰山文化内涵与精神特质，有了更为明晰的认知和更为深入的揭示。
“泰山五山说”以扎实的考据，清晰的义理，严谨的表述，构建了内涵丰富、外延清晰的泰山历史文化结构体系。在周郢看来，这个体系是一个纵横结合的复式架构：在横向思想内容上，以政治山、宗教山、文化山、民俗山、精神山为分疏，同时在纵向时间承递上，“五山”的形成又分别与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金、元明清、民国之后总体对应。纵横两个方向的论证分析，有交叉，有契合，可共济，可互连。“泰山五山说”深刻揭示了泰山地位形成的内在机理：政治山是关键，是主导；宗教山是根源，是缘起；文化山是光弘，是彰显；民俗山是众意，是基础；精神山是核心，是引领。泰山“五山”，相辅相成，五位一体，合力表达了泰山，成就了泰山！
《泰山编年通史》是周郢秉命于山的泰山历史百科全书，秉命于己的立德、立功、立言之作，同时又是周郢秉命于时“为往圣继绝学”的责任担当。以一己之力，成皇皇巨著，虽难言“后无来者”，但定然“前无古人”。相信以此为契机，泰山研究将会增添新依托，注入新活力，开出新局面。这也正是《泰山编年通史》的魅力所在、价值所在、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