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中国知网

成吉思汗，戎马一生。

他一手创立了一个地跨欧亚非大陆的蒙古帝国，国土面积占据了世界土地的22%。

可这个庞大的帝国却也在公元14世纪中叶，逐渐走向了衰亡。

成吉思汗的后裔，曾经的王公贵族，也只能改名换姓，各自逃命。直到600年后，他们靠着一首诗在四川团聚。

上世纪80年代，四川犍为县中的一个余姓老农，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后裔，还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寻亲广告。

在他刚说出这番言论的时候，其实并未激起太大的水花，因为外人觉得他只是在吹嘘，用成吉思汗来抬高自己的身价，以此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然而，当这名老汉拿出了先祖所作的一首诗后，过往的那些质疑声有些减弱，也有人开始相信老汉所言了。

所以，这是首什么诗呢？

诗的开头就点出了余氏族人的真实身份，他们本是“元朝宰相家”，只不过是被“红巾”追捕，无奈之下，才分散出逃。这里提到的“红巾”指代的就是反元的主要势力红巾军。

那么，这位元朝宰相又是谁呢？老汉透露，他们先祖的名字叫做铁木健。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老汉又拿出了“余氏族谱”。

从族谱的记录中可知，铁木健带着族人逃出皇城，不单单是因为红巾军打过来的缘故，也是因为受到了政治迫害。

族谱中写，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继位的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可怕的梦，梦到了九根铁制长枪插在了他的龙案四周。

元帝觉得这是个不祥的征兆，赶忙在第二天一大早就将心腹重臣召进宫来，让他们为自己解梦。

右丞相对皇帝说，这个梦境似乎是预示着有人想要篡夺陛下您的皇位，这“铁制”长枪，或许代表的是陛下的亲族，因为他们都是“铁”姓。

虽然用现代视角来看这个解读会觉得很荒谬，但对于一个末代之君来说，此时的他已经感知到了自己的地位可能不保，所以在听到了右丞相的这个“刻意”解读之后，还是选择相信。

毕竟，皇帝是无法忍受任何可能会威胁到皇权的存在。这个时候的右丞相又提醒到，铁木健与他同为宰相。

铁木健在得知了这次的朝堂风波之后，起初也是不敢置信，因为他根本就没想过要篡权夺位。可“怀疑”的种子已然埋下，再怎么解释和挣扎只会让他更受皇帝忌惮。

因而，为了保全自身和族人，铁木健选择带着他们，弃官而逃。

可就在他们一行人逃到四川泸县凤锦桥的时候，又遇上了红巾起义，只得四散奔走。这也就应证了诗中的那句“绿杨岸上分携手，凤锦桥头插柳枒”。

当然，在各自奔命之前，铁木健族人也写了一首诗，用作日后认亲的凭证。

而从族谱中也可以得知，这位元朝宰相他共有九子一女，他们分别去了不同的地方。

铁木健有过2个女人，分别是洪氏和张氏。洪氏为他生育了4个儿子，除了一个儿子从江南迁居到了江西外，其他的都留在了四川的不同县中生活。张氏所出的那五子一女同样也选择呆在了四川。

上文犍为县的余姓老汉，他就是源自张氏的那一脉。

看到这里，不知大家是否好奇，明明沿用“铁”姓更能证明他们的身份，为何要改名“余”呢？

这个答案从族谱中也能找到答案。

当年红巾军在四川省内搜捕是否有元朝宗族之时，找了一名渔夫问询。这个渔夫不想惹事，只说没见过姓“铁”的，只见过姓“余”的。

倘若红巾军能对渔夫的话仔细揣摩一番，他们就能找到铁木健后人的下落。但是红巾军却觉得是渔夫在开玩笑，以为他口中的“余”是“渔夫”的“渔”，就悻悻地走开了。

因为这个“余”字，是由繁体的“鐡”字中引申而来的，只留左边的金字偏旁，再隐去“金”的一角，就变成了“余”。

除了这个说法外，这个“余”字其实也代表了“斩杀不尽，仍有余”的意思。

对于余氏来说，他们身为成吉思汗的后裔，在国破家亡，被红巾围追堵截之际，迫于形势只能隐姓埋名。等积攒力量，有朝一日，再度光复元朝的基业。

当然，从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也能看出，元朝被推翻后，再也没有重建。因此，余氏一族也只能继续带着秘密，在四川生活下去。

然而，就算是犍为县的那位余氏老者拿出了族谱和凭证诗作为证据，依旧还是有人觉得他是一派胡言，这是因为他曾经说过铁木健的九个儿子都中了进士。

从元史的记载中可知，元朝总共就开过16场科举考试，每3年一次。史书中清清楚楚地写明了谁在哪一年获得了功名，未曾有过铁木健的儿子考上过进士的记录。

或许有人说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是潜逃之人，元顺帝一怒之下就把他们的功名革除了，所以才找不到文字史料。

可倘若真是如此，族谱中也应该还是会留下这些先祖何时考得功名的记载。毕竟在古代，做官可是一件光耀门楣的事情。

而且，铁木健的儿子们都是进士的话，他们在临别逃命之时所作的这首诗也不会如此口，没有水平了。

对于这个怀疑，也有历史学者站出来表示认同。

毕竟，在历史上十子九进士的事件从未发生过，只有在宋代王田家族的子孙中有九人考取了进士，在史书中被称作是“九子登科”。

王田家族已经是世间罕见了，如若真的铁木健的儿子都中榜了，那肯定会留名青史的。

所以就有质疑者抓着这一点，去抨击犍为县余氏一族并非成吉思汗的后裔，纯属是在攀附皇恩。

其实看到这里也能发现，以上的这些证据都是出自余氏族谱和凭证诗。所以，是否还有其他的佐证资料呢？

对此疑问，四川省在2003年，还成立了民族研究会，专门组建了一支历史科研队伍，去验证这位余氏老者说的是不是实话。

在学者进行相关考证的过程中，真相也渐渐浮出水面。

首先，学者在贵州找到了另一份余氏族谱，说是由铁木健的七世孙余卓然在咸丰年间所写，其内容是，他的先祖是蒙古铁氏，元太祖铁木真的后裔，后来去往了江南生活。

而这就与犍为县的余氏族谱中对上了，这位余卓然的先祖是洪氏所生的儿子。余卓然还写了，原本是想在江南发展的，但还是和其他的余氏后人一起离开了江南，去了蜀地。

然而，在蜀地呆到了明末清初年间，恰逢张献忠入蜀作乱，无奈之下只能举家搬到了贵州，想着等到祸乱被平定了，再回蜀地。

另外，在贵州的石阡县志中对余氏族人的经历也有着记载。县志中也写了，当年铁木真被奸相迫害，只能逃离京城，来到泸阳后，先是改姓为金，后又更姓为余。

从县志中可以得知，此地居住着超过2000人的余氏子孙。

而且，县志中也写明了，余氏是在明朝初年来到石阡的，这个历史事件也得到过县中工作人员的考证。

由此可见，余氏是的的确确铁木健的后人，犍为县的余氏老汉并没有在说谎。但可能在“九进士”这个上面还是夸大其词了，因为这个事件无法从史书中被证实为真。

但成吉思汗的后裔中，只有一小部分居住在贵州，其他大部分还是在分散在四川。

虽然他们是蒙古族人的后裔，可在与当地汉人生活了数百年之后，他们也没有将太多蒙古族的习俗保存下来。或许从果敢直率的性格上，还是能看出一丝蒙古人的影子。

但在丧葬祭礼上，余氏人还是延续着蒙古族人的习惯，比如他们不习惯将死去的人火化，仍旧实行土葬。

蒙古族认为，土葬更为符合佛教中轮回的观念，用这种方式是最好的祭奠和怀念死者的方式。

另外，在挑选墓地时，他们也遵循着先祖流传下来的“背靠山，面向阳”的风水原理。

除此之外，余氏族人还会在家中供奉着成吉思汗的画像，以此来寄托他们对于家族团聚的渴望。

似乎上天也听到了他们的这份渴望，因此那位犍为县的余氏后人才会公开发表他就是成吉思汗后人的言论，并拿出了诗和族谱。

散落在各地的余氏后人在听闻此事后，也知道了自己的族人现居何地，纷纷去往了四川。

所以，从元朝灭亡的600年后，这些改头换名，各自本命的蒙古皇族后裔，终于能再次相见了。

这场家族团聚，并不只是简单的聚会，也是一次对家族历史的致敬，和对未来的展望。而且，经此一事后，余氏族人之间的联系也会变得更加紧密。

这也恰好对应了凭证诗中的最后一句，“后来穷远需相认，万朵桃花共树发”。

参考资料：中国知网《成吉思汗后裔隐居四川600年》——华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