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在大路上》手稿。这首歌作于1963年，是李劫夫创作的经典歌曲之一。 本报记者 谭 硕 摄

1958年，李劫夫（右一）在沈阳街头教群众唱歌。

李劫夫一家人合影。

提示

“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首熟悉的旋律影响并鼓舞了几代人，至今仍然时常回荡在我们的耳畔。创作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词曲作者是沈阳音乐学院的第一任校长、已故著名作曲家李劫夫。我们对话李劫夫的家人、学生和相关领域研究者，并从方冰、王洛宾等名家留存的文字中，探寻李劫夫的音乐之路以及作品背后的故事，深情回望人们在共和国建设中的奋斗与荣光。

编者按

山河为证、岁月为名，我们迎来新中国成立75周年。

辽宁是文艺大省，艺术门类丰富、创作资源丰厚。75年来，这片沃土上诞生了大量给人以自信、坚定力量的文艺作品，可谓精品迭出，异彩纷呈。这些作品，让我们看到辽宁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蓬勃态势，看到艺术家们扎根乡土、为人民创作的激情；这些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敢于创新、艰苦创业的历程；这些作品，记录了祖国前进的步伐，留下了时代永恒的记忆。75年来，辽宁的经济、文化等领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巨变，而这些文艺作品既是时代的记录者，也是时代的表达者。

我们从辽宁文艺史上那些经典的歌曲、美术、戏剧中撷取代表作品，书写其背后的创作故事，重温激情燃烧的岁月，向为人民而歌的艺术家致敬，为新中国成立75周年献礼。

“歌词中‘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源自周总理的激励话语”

9月11日，沈阳音乐学院三好校区迎来了新生。热闹的校园中，师生们穿行在通往教学楼、宿舍的路上，到处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在一条小路的路口旁，矗立着一座人物雕像，上面刻着“劫夫（1913-1976）”，一支红色康乃馨安静地躺在雕像前……

劫夫即李劫夫，1913年在吉林农安出生。“那时，我爸的名字叫李云龙。”李劫夫的二女儿、原中央歌剧院导演、女高音歌唱家李丹丹告诉记者，“我爸就是东北典型的热血男儿。1932年，参加东北义勇军。1933年，一个人来到青岛。在这里，他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发表漫画、木刻作品，设计诗歌杂志封面，也在这个时期，他使用了‘劫夫’这个名字。”

作为作曲家，李劫夫创作了《歌唱二小放牛郎》《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们走在大路上》等广为流传的歌曲。

“父亲正是在周总理的激励下，创作了《我们走在大路上》。”李丹丹回忆，那是1962年6月14日，周恩来总理来到沈阳考察，晚上观看了文艺工作者的表演。演出结束后，周恩来总理与音乐家安波以及初次见面的李劫夫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交谈，李劫夫此时已经是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1963年，李劫夫完成了《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创作。

“小时候，我经常陪伴在父亲身边。他在创作歌曲，我在画画。”李丹丹的回忆似一帧帧画面，“他写完了，就用口哨吹出来，然后问我好不好听。父亲的哨音很特别，我喜欢听。”就这样，李丹丹常常成为父亲所创歌曲的第一个试唱者，包括《我们走在大路上》。“在歌词部分，父亲引用了周总理谈话时提到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一句。”李丹丹说。

坚定豪迈的情绪从作品中流淌出来，感染着每一个中国人，在国家面对困难的时候，这首歌曲给人们带来自信、坚定的力量。“《我们走在大路上》也正是应时代的要求所写的，在当时起到非常大的鼓舞作用，唱遍了中国大地。”《歌唱二小放牛郎》的词作者方冰曾在1993年出版的《劫夫歌曲百首》的序言中这样评价。

如今，在公园里，在校园中，这首歌曲经常被翻唱，经典的旋律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音乐生活》执行总编崔健说：“《我们走在大路上》旋律简单且优美，第一句歌词就直入主题，让听众马上就能记住。即使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这首歌曲也会带来无穷的力量。尽管我们从事着不同的行业，但我们一直走在自己的大路上，就像歌词所说：‘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或许是这首歌曲传唱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常常一个人背着破书包，装着小本和铅笔头，到各地搞创作”

《红色音乐家——劫夫》一书的作者，今年73岁的霍长和用坚定的语气对记者说：“李劫夫的一生是大写的爱！爱国家！爱人民！”

霍长和曾用3年时间走访100余人，创作完成了这部人物传记。如今，一摞摞采访笔记和资料珍藏在他的家中。

“我是从1937年春天到延安后开始学习写歌曲的。”一份资料中，李劫夫曾回忆自己的创作生涯，“那时延安还没有一个作曲家，甚至连一个能正确记录下民歌的人也不易找到，所以当时就不能在歌曲创作中表现延安的革命生活。那时我在延安唯一的一个文艺团体——人民剧社工作，所以就异想天开地起了一个想试验写写歌曲的念头。”

1937年“七七”事变后，“西北战地服务团”（以下简称“西战团”）成立。作为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最早的战地服务团体，西战团以各种艺术形式向抗日军民做宣传。这种宣传通俗易懂，鼓舞了斗志，李劫夫是首批成员。大家一起画宣传画、写标语、演戏、做乐器。西战团团员、著名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曾在1986年5月的一次专访中回忆：“李劫夫是很可爱的，很能吃苦，他总穿着用布条编的鞋，光着脚穿着鞋。他身背一把三弦，一边走、一边弹、一边唱，总是走在队伍的前头。”

“1943年5月开始，李劫夫来到晋察冀，先后在冲锋剧社、胜利剧社工作，后担任冀东军区文工团团长、四野九纵队文工团团长。1948年9月，他来到东北鲁艺。”5年前，记者曾采访李劫夫的夫人张洛。她向记者回忆：“他喜欢与老乡打成一片，在老乡家的炕头上，盘腿一坐，许多歌曲就是这样写出来的。”这种工作方式成为李劫夫的常态。

翻看泛黄的《劫夫歌曲选》，书中一共收录了李劫夫创作的205首歌曲。其中，抗日战争时期歌曲73首，包括现在还在传唱的《歌唱二小放牛郎》《王禾小唱》《狼牙山五壮士歌》等。“这些只是他创作的部分，因为没有留存，好多歌曲都散佚了。”霍长和说。

“记得在1943年刚到地方党委工作以后，就遇到日寇在晋察冀边区完县野场村制造的野场惨案，我们的118个群众为了保守军事秘密，在敌人的机枪和刺刀的威胁下毫不屈服，英勇斗争，全部壮烈牺牲。这样的英雄事迹，你不去纪念、不去歌颂岂不是罪过。激愤和感动促使我写了《忘不了》。”在李劫夫的回忆文字中，战争的残酷、人民的抗争都融入笔端，化为音符，一首首经典作品创作出来，迅速传开。

在霍长和看来，李劫夫从来不写“小我”，他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用自己的歌颂扬人民。新中国成立后，他依然同人民甘苦与共，鞍钢、大庆、农村、机关、部队、学校，都可以见到他的身影。

“我爸说他有一把手枪，但只有一颗子弹，那是留给自己用的。”李丹丹讲述着，不时沉默一会儿。“他说有一次差一点儿就用上这颗子弹，幸好，战友及时赶来了。他常常一个人，背着一个破书包，里面装着一个破铅笔头，一个小本和几个窝窝头，到各地搞创作，特别艰苦。但他的歌曲，在人民群众中传得特别快。”说到父亲，说到他的音乐，李丹丹弹起了钢琴，音乐在流淌，仿佛是父亲的爱。

琴架上，放着她画的父亲画像。

“劫夫要求作曲系的学生必须背会50首以上的民歌”

对于79岁的作曲家徐占海来说，年轻时的很多事情在记忆中已经模糊了，但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在原来沈音校园主楼门口，有一个被大家称为“懒人台”的水泥台阶，曾经年少的他与同学们一起围着院长李劫夫聊天。“那时，我们说着音乐、学习、生活……”徐占海回忆。美好从他的话语中溢出。

徐占海与李劫夫的交集始于上世纪60年代。“学生都认识他。上课下课，来来回回，李劫夫经常被我们围在‘懒人台’上聊天。他会主动了解我们上什么课，老师是怎么样教的。当然，我们也会在‘懒人台’坐着等他，因为他一定会来。”

徐占海记忆中的李劫夫，是一位从事音乐教育事业的师长。在沈阳音乐学院校史馆，一张张照片、一份份史料讲述着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1953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校长任命书”上，李劫夫出任东北音乐专科学校校长，1958年，东北音乐专科学校改名为沈阳音乐学院，李劫夫成为第一任院长。

在沈音采访当天，记者偶遇民族声乐专业在读研究生巩祺睿。她告诉记者，目前所学课程中有《中国古代唱论》《民间音乐风格沿袭》等，这些课程与李劫夫当时对民族音乐的重视密不可分。

1956年，在李劫夫的推动下，“东北音专”建立了民族音乐系，创立了民族声乐专业，设立民族音乐课。李劫夫大胆将民族民间音乐引入课堂，民歌、戏曲、歌舞等纳入教学大纲，并邀请全国各地的民间艺人担任大鼓、皮影等课程的教员。重视民族音乐是他的一贯作风，早在“东北鲁艺”时期，他担任音乐部副主任兼任音乐研究室主任时，就重视民间采风，直至今天，这个传统被保留下来。这也成为沈阳音乐学院办学特色之一。

在李劫夫以及一批优秀音乐教育家的共同努力下，这里走出了傅庚辰、臧东升、羊鸣、谷建芬、雷雨声等著名音乐家。

如今，89岁的傅庚辰身体欠佳，不能接受采访。在他此前撰写的文章中曾回忆，李劫夫要求作曲系的学生必须背会50首以上的民歌和系统地学习两个剧种以上的戏曲音乐，在创作上走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深入民族民间的道路，这对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学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张拍摄于1954年的东北音乐专科学校作曲系第一届毕业生合影的黑白照片上，“为祖国服务”5个大字前，年轻的人们眼中充满期待。从这里出发，一代代人奔赴祖国各地，这正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时代写照，“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本版图片除注明外由李劫夫家人提供）

来源：辽宁日报 2024年09月12日 记者 谭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