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帝国独特的政教关系使得教会音乐与世俗音乐的界限并不是水火不容泾渭分明的势不两立。

不同于罗马帝国教皇对于世俗皇权的绝对领导力，拜占庭的教权始终屈尊于皇权之下，君主是上帝在世间的代言及权威者，有权任免教职制定教规甚至对教仪的规范统一。

整个教会世界从开始就与世俗皇权脱不了瓜葛，甚至根据统治者的喜好成为宫廷的附庸，统治的工具。这使得在西派拉丁教会看来，只能在教会中使用的音乐，用途便可以顺理成章地世俗化。

拜占庭礼拜仪式中有一个部分被称作‘奥伊费梅丝’这一部分是常常被用作在公开场合对于君主或是世俗显贵的拥戴。《欢呼歌》《万寿无疆》是经常被引用的音乐素材。显然，宗教音乐的用途有了世俗性甚至迎合人主观意愿的培媚性。

世俗功用被凸显西方教会在处理教会与世俗关系问题上的看法直接影响了整个西方教会音乐发展历史的轨迹。

早在东西罗马分裂之前，罗马帝国政权的东移留给西方的权利真空使得骂信教权对于世俗权利有着与生俱来控制力的罗马教皇得到了先入为主的机会和空子。也使得教会内部的领导者对于教会礼仪的规范更具不可逆转性和神圣性。

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在位在规范圣咏的同时有针对性地搜集各地民谣和音乐元素，以使教会圣咏音乐更加统一规范化。

起初这位有头脑野心的教皇整理成册的圣咏音乐并没有在广袤的拉丁地区流传，各地教会的仪式音乐因各自的音乐传统还处于良莠不齐的局面，之后在一百多年后的加洛林时代，政权与教皇之间的联姻和蜜月，使得不平。

在公元八世纪宣布废除原有的髙卢圣咏，引进纯正的罗马仪式和音乐，加之之后的近两百年间，九世纪，整个拉丁地区教会教仪得到了空前的统一，这也为之后西方教会音乐的迅猛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当然，在整个过程中，各地区的世俗短调歌咏和教会圣咏两者间存在着相互间的渗透取舍和整合，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汰变，从中可窥见在拉丁教会中，教皇的权威和震慑力。西方教会在与世俗地交涉中，使得世俗神圣化。

而东方教会教权与皇权间在国家事务上有联袂，教权在世纪时，也有过对帝国事务短暂的插手和自主权的提升，但从君士坦丁一世宣布基督教取代一切罗马自然崇拜及异教成为帝国的国教之时。

宗教在君王一统地中海世界的政治野心中自始至终不过是一个操控于股掌间的工具，这也就为之后教会与世俗界限模糊化，君权对于教会事物的绝对干涉和控制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圣殿音乐，神圣敬拜中的音乐形式和礼仪无怪乎也可用作任何礼节性的世俗功用中，在这里，包括对教会音乐功用的支配使用在内的拜占庭教会着实使得神圣世俗化。会众合唱被高举东正教礼拜仪式中更注重人的，即会众的参与。

而西方教会在世纪马丁路德掀起的宗教改革运动之前，会众和神之间始终有一定的距离，人和神的交通更多地依赖于教职人员，并且人不能独立地理解教义，因而助长了中世纪西方教会的败坏和堕落，这算是后话。

而马丁路德改革的首要就是因信称义，人人心中有上帝，并根据自己的理解达到与神的交流。可在这之前，会众的被动性直接体现在宗教仪式中，会众的参与部分占少数，教会的唱诗班对音乐作品有绝对的解释权和参与权。

相比之下，在东正教仪式里，在整个仪式的敬拜过程中，会众的合唱篇幅规模相比较而言都占很大的比例。

与西方拉丁教会的两种重要的礼仪形式：在弥撒和日课中，所用到的音乐形式相比，在东正教礼仪中，不论从日课，还是与‘弥撒’相应的‘圣餐礼’仪式，都可以看出教会对会众参与性的重视。

不论是安排在在圣餐礼之前的，专为具有一定数量和比例的慕道友而立的仪式中，或是以会众合唱为特色的普罗凯门以及在日课仪式中也会用到的与主祭间以应答为特色的会众颂歌形式，皆体现了东正教较之于西方教会仪式里，突出合唱力量的理念。

相比之下的西方教会，由教会长老圣安布罗斯引进的来自拜占庭的赞美诗则只用于日课当中

交替圣咏、诗篇吟诵、赞美诗等形式被主要用于日课，交替、应答以及诗篇吟诵则是弥撒的常用圣咏形式。由此东西教会对会众合唱部分的重视可见一斑。

另外，除了仪式中音乐部分合唱的表现之外，在诸如认罪祷告的环节，主领与会众间应答的过程中，也会掺杂每段祷词末端重复的颂歌部分：“上主，你的爱长存。主，我敬拜尊崇你”类似这样放在结尾的，均由会众一一唱出的表现形式。

为此，可以这样理解，敬拜仪式中出现的这种表现形式是教会在祷告过程中为加深强调会众内心迫切的阪依和对神的亲近感和认同感的手法之一，这在早期，教派林立，敬拜方言并不统一的拜占庭东正教会中。

这种主祭与会众对答形式，对合唱力量的突显，对于巩固君士坦丁教会的主领地位和加强教会威慑力是至关重要的举措，也是合乎教会发展的教会音乐表现形式。

此外，在分析原因时，外围的一些看似不相干的原因也应考虑在其中，毕竟任何事物的形成都不是单方面的一蹴而就。

这其中包括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建立，高食的穹顶，恢弘的建筑气魄，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合唱这种音乐的表现形式，毕竟单音性的音乐在主的殿堂中显得那么微弱，这在拜占庭人的‘我们所唱的，必上达天庭’宗教理念中，是与其理想风格相悖的。

因而，东正教会圣咏中，合唱作用的高举与西方教会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由历史及各方面原因共同促成的。

东西方教会在政治生活中很大的一点差异性体现在政权和教权的关系上，政权如果要听从于教权并且由教会对世俗生活进行干预并对重大决策有着绝对的行使权，那么统治阶层对教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包括礼仪的制定，或细化到仪式长度的缩减或延长。

礼拜中所用音乐的具体要求之类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甚至由于教皇和教会是上帝在俗世的唯一代言，政权对于教会的影响几乎没有。

在西方教会中，教皇神职人员主持一切的教会日常活动，制定合乎规范的教仪，因此，很难看到包含在政治因素里，统治阶层的喜好和教会音乐的世俗功用在西方教会圣咏中得到的体现。

相反，礼仪音乐在东方教会中，自始皇权对教会生活的领导权和干预是毋庸置疑的，尽管在几个世纪里，东方教会一直在争取对于自身的独立决策和行使权力的能力，看起来都是徒劳，

甚至统治者本身就可以根据自身参与到教会的建设和相关礼仪的制定当中去，在整个中世纪，君权带有绝对的号召力。

君主本身是上帝唯一的继承人，掌管世俗事务，并参与教会活动，因而，拜占庭圣咏中的世俗因素由此而来，这也使得东方教会音乐与西方圣咏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音乐内容中的世俗性和由此带来一系列的特殊性征表现地尤为明显。

东方教会自身的原因和对于教会统一的自始至终的美好愿望，使得帝国与之相应而做出的相关举措直接影响到了仪式中圣咏的表现形式。

东正教本身的守望气质也决定了拜占庭教会没有西方教会中‘宗教改革’这一历史事件。因而也就不具备西方教会在这之后发展演变的多样体裁成型的历史因素和土壤。

毕竟，马丁路德所建立和改革后的新教，在一系列摧枯拉朽的改革举措中，把《圣经新约》翻译成德语，改拉丁文为本国语的德语崇拜，众赞歌体裁的产生。

以及由此带来的在后来历史的演变中，德语世界对西方音乐发展历史轨迹所起到的决定作用这一连串历史注定的自然事件，都是基于西方教会本身的开放性气质。

有了改革变通，礼仪及音乐形式变有了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这正是东西教会两者之间的差别，同样反过来，这也正是拜占庭圣咏的特殊性成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