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北师大的校园里，美工组正在画毛主席挥手的彩色油画。

外语系的学生仁强指着美工组里面一位温柔知性的女士对同学说：“钱媛！”

这个名字对同学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她的丈夫就死在了这座校园里。

钱媛的丈夫，也是北师大历史系的任课老师，在房间北面窗户的暖气管上自杀，选择以这样一种惨烈的方式结束生命。

然而距离这件事过去不久，钱媛站在一众北师大学子中间，谈笑风生，仿佛一切都未发生过。

晚上，钱媛结束学校的课程，回到了和父母共同居住的家里。人人都知道她的父母是著名的文坛伉俪钱钟书和杨绛。

但在钱媛眼中，他们只是她的父亲和母亲。

自从丈夫去世之后，钱媛就搬出了和丈夫共同的住所，来父母身边寻找依靠。她的性格坚韧，总是选择忍耐。

所有人都以为她已经放下了，但哪有什么放下，不过是将一切狂风骤雨，都放在心中，默默承受了。

毕竟她和王德一，曾经那么相爱过。

钱媛和王德一，虽然一个是外语系，一个是历史系。

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专业，却因为共同的美术爱好，相识于北师大的美术兴趣小组。

从此中西合璧，古今结合，擦出了火花。当时在美术兴趣小组里，王德一，“一”谐音“妖”。

和物理系会变魔术、生物系外号“小鬼”的两位同学，再加上凑数的钱媛，合称“妖魔鬼怪”

“妖”和“怪”，一头一尾，互生情愫，彼时风华正茂正堪匹配，没多久，就坠入了爱河。

两人才情横溢，毕业后，都选择了留校任教，并如所有人预料的一样，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两人一起住在北师大历史系的单人宿舍里，举案齐眉、红袖添香，肖似钱钟书和杨绛这对文坛伉俪。

对于这位女婿，钱钟书和杨绛也是非常满意。

王德一是个忠厚善良的男人，曾经送钱钟书坐车时，看见旁边有人行李太多，行动不便，还会上前帮忙。

杨绛曾在书中写：“默存和我看他热心为旁人效力，不禁赞许新社会的好风尚，同时又互相安慰说：得一和善忠厚，阿圆和他在一起，我们可以放心。”

可惜，命运并不会因为某个人的聪明才智或者幸福美满，就特别优待她。

钱媛和王德一的幸福生活仅维持了半年，就在王德一的突然离世后，不得不戛然而止。

在别人眼中，一位北师大历史系教师的自杀，只是一个值得被感叹两句的故事。

但对钱媛来说，却是半个世界的坍塌，她趴在王德一的尸体前嚎啕大哭。之后钱媛就搬出了学校的宿舍，回到了父母的身边居住。

王德一死在了钱媛最爱他的时候，也带走了钱媛的心动激情。她照旧读书上课，但却不再提“爱”字。

时光匆匆，转眼已是四年之后，虽然钱媛嘴上再也不提王德一的名字，但却默默帮助着生活困苦的人们。

因为她的不幸经历，所以希望别人可以幸福。

有一次，钱媛帮助了一个扫街的老太太唐云，唐云感念钱媛的善良，将自己的儿子杨伟成，介绍给了钱媛。

杨伟成比钱媛大十几岁，有一儿一女。而钱媛此时也已经三十七岁，无法用单纯的爱与不爱，来形容这段婚姻。

杨伟成出生书香门第，父亲杨宽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结构工程师，而杨伟成本人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全国知名的建筑设备专家。

两人的婚姻不仅仅是惺惺相惜，也有中年夫妻的温暖陪伴。

经历大起大落，半生飘零，才懂得可以拥有平凡朴实的每一天，是最大的幸福。

因为高龄的缘故，钱媛和杨伟成便没有再要孩子，无子的钱媛，就将自己的一腔母爱，全部倾注在了杨伟成的两个孩子身上。

此时，杨伟成的大儿子已经18岁，到工厂上班。以对待小孩子的方式再对待他，显然不合适。

于是钱媛就跟杨伟成的两个孩子，做起了‘朋友’。

为了能和‘朋友’有话题可聊，一向以学习为重，哪怕到外地开会或者讲学，活动结束后立马回旅馆看书备课的钱媛，也会偷偷看起了电视剧。

但又因为电视剧实在太过冗长，钱媛不得不另辟蹊径，直接去看电视节目报。然后和孩子们侃侃而谈。

对于这种作弊的方式，孩子们都默默接受了。孩子们都明白，有人愿意花那么多心思哄他们开心，是因为在乎他们。

那时候杨伟成的孩子，最期盼的就是钱媛回西石槽杨家的日子，因为钱媛每次都会给他们带很多好吃的东西。

有时候为了买到那些零食，常常要换好几次公交车，到家的时候都已经很晚了。

真心换真心，杨伟成的两个孩子，对钱媛一直都是喜爱和敬重的。

钱媛的第二段婚姻，虽不如第一段那样轰轰烈烈，但大抵也称得上是幸福美满的。

没有家庭的后顾之忧，钱媛就全力去追求自己的事业。钱媛当年考上北京师范大学，一直立志要当一名教师的尖兵。

她的梦想和她的性格一样，不争不抢，不出风头，低调但又倔强。

从后面发生的故事，也让所有人都明白了，她在用自己的生命践行着自己的诺言。

彼时，北师大教育资源缺乏，钱媛虽然是博导，但也要带本科生的课，并且还服从学校的安排，从俄语转去教英语。

转学科，本身就是一件困难重重的事，尽管钱媛的英语很好，但是钱媛深知讲得好和教得好是两码事。

为了能够教好学生，钱媛不得不花费很多时间去学习英语知识点和备课。

她的课程表被排得满满的，每天周旋于讲课、备课、答疑之间。她从不会怠慢每一节课，更不会怠慢每一个学生。

当时的钱媛，为了能够赶上早晨的课，常常很早就从家里出发了。

一次因为前一晚工作起得晚了，她不得不急匆匆地梳洗一遍，然后经过一番颠簸赶车。

等到学校时，才发现自己的皮鞋穿的是一黄一黑。她顿时哭笑不得。

为了保持教师的仪表整洁，她求助了住校的老师，老师去拿了一双自己夫人的鞋子借给了钱媛。

好不容易度过白天连轴转的教育任务，晚上回家时，钱媛也不得休息，常常有电话打过来询问问题。

电话有时候一打就要打好久，连饭点都错过了。住得近的学生，平时也会到家里来找钱媛，有学业上的事，也有生活上的事。

钱媛是一个教学严谨，性格温和的老师。自然也得到了学生的信任。所以不管大事小事，他们总喜欢跟钱媛老师分享。

钱媛对待学生一向重视，对于学生跟她讲述的结婚离婚的烦恼，钱媛为了不让他们耽误学业，一直都耐心又细心地进行解答。

那时候，有朋友问钱媛的近况，钱媛只答了四个字：“心力交瘁”，朋友赶紧劝她休息，但她又说自己：“我是在虎背上”。

当下之意，骑虎难下。这是她年轻时就立下的目标，学校确实也离不开她。

所以她选择了牺牲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帮助千千万万个学子实现梦想。

钱媛的精神也影响了她教过的学子们，她在学生的口中评价极高。

在她逝世后，许多学生都发表了文章表达对她的追思，还自发组织悼念仪式来缅怀她，更是有学生以她的名义设立了奖学金。

斯人已逝，但教育精神永存，这是钱媛作为一位人民教师，最想看到的画面吧？

即使知道后来自己的身体出了状况，但再给钱媛一个机会，相信她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以钱媛的工作强度，身体出问题，应该是在她的意料之中。但是她大概没想到，问题会这么严重。

一开始，钱媛只是经常咳嗽，她以为自己得的只是普通的感冒，也不大在意，挺一挺也就过去了。

但是咳嗽不见好，自己的腰又开始疼了起来。此时钱媛还没发现异常，长期站立讲课加上挤公交，她觉得腰疼也是正常的。

直到有一天，她腰疼的连站都站不起来。

即使身体已经如此痛苦，她还顾念着母亲，不愿意让母亲杨绛担心，偷偷给外语系的同事打电话，请求他们带自己去医院。

在医生的详细检查下，同事们才知道钱媛虽然平日里一直是温柔恬淡的样子，从未说过一声苦，但是身体却已经完全透支了。

初次检查就发现了是骨结核，脊椎有三节病变，同时肺部也有问题。

为了进一步确诊，钱媛被移送至北京温泉胸科医院，经过专家会诊，确诊为肺癌，晚期，已经是病入膏肓了。

同事们都瞒着钱媛，不愿让她难过，但是钱媛这么聪明的人，又怎么会不明白呢？钱媛什么都没说，配合着大家的好意，吃药、检查。

就连母亲杨绛也没有告诉，彼时她的父亲钱钟书也因为病情在协和医院救治。

钱媛不想母亲再担心，每次母亲来电话时，她总说自己没有事，很快就能回去。同时还会问问父亲的身体情况。

她在安慰母亲，何尝又不是安慰自己呢？身体还能动的时候，钱媛依旧坚持着自己的工作。

给学生进行指导，给科研课题写提纲，给杂志写稿子，一刻不曾停歇。

朋友劝她休息，她却说：“这是还文债。答应很久的事了，欠债总是不好的。”

到后来病情恶化时，她才不得不停止了工作，但还是口头让别人把她能想到的事记下来。

同时，病情恶化的消息也再也瞒不住钱媛的母亲杨绛，病危通知书被送到了杨绛手上。

在收到病危通知书时，杨绛几欲崩溃。在这之后，86岁的杨绛不得不奔波于这偌大的北京城，照看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

或许是因为命不久矣，钱媛幸运地见到了旧时老友。老友给她带来了一个俄罗斯套娃。

病中的钱媛惊喜地说：“啊，马特廖什卡，多可爱啊！我以前也有一个……”

钱媛一个个抚摸着俄罗斯套娃，就像抚摸着小孩子。曾经，她也是这样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孩子。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出生、成长。

故事的开头总是美好的，1936年，在钱钟书和杨绛结束瑞士的游学回到英国牛津之后，杨绛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像所有恩爱的夫妻一样，杨绛也会问钱钟书想要儿子还是女儿，钱钟书一直都是回答想要一个像杨绛一样的女儿。

1937年5月，钱媛就是这样在父母的期盼中来到这个世上的。把“我们俩”变成了“我们仨”。

在钱媛出生之后，钱钟书和杨绛抱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喜不自禁，说要把所有的爱都给她，两人之后便再也没要过第二个孩子。

作为两人的掌上明珠，钱钟书和杨绛对这个独女一直是疼爱有加的。还给她取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名叫“圆圆”。

钱媛从小就展露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四大名著过目不忘。常常跟父母一起坐在庭院中看书，她爱读书，连祖父都夸她是“读书的种子”。

从小到大，她一直是父母的骄傲，父母跟她相处，更像是朋友，经常能够跟她打成一片，父亲在她小时候还会偷偷对她恶作剧。

趁钱媛午睡时，在她身上挥毫泼墨，等她睡醒时，给她起各种滑稽的外号，经常能把钱媛给气笑。

父亲还喜欢在她房间里藏东西，然后再让钱媛去找，倘若有时候，捣乱得过头了，钱媛就会把父亲堵在房间里，不让父亲出去。

钱钟书此时便大声求饶，然后喊杨绛前来救他。对待这一大一小两个孩子，杨绛常常哭笑不得，一家三口闹成一团。

钱媛将小时候的这些趣事同母亲讲着，杨绛一边听，一边在心底默默流泪。

钱媛请求母亲，以后一定要将他们之间相处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将她未完成的《我们仨》给写完。

杨绛只能点头答应，但是钱媛的乐观并没有能阻止病魔的无情。

1997年3月4日，86岁的杨绛对躺在病床上的女儿钱媛轻声说道：“安心睡吧，我和你爸爸都祝你睡好。”

听到此话的钱媛安下心神，永远闭上了眼，生命定格在了59岁的年华。

一甲子流转，一切都仿佛回到了最初的时候，英国牛津的土地上，她在母亲的怀中出生。

最后，她的骨灰被埋在了北师大的榕树下，守护着这片她曾经付出全部心血的校园。

钱媛曾经这么介绍过自己：

“1959年毕业，一直在北京师大外语系工作，‘革命’前教俄语，现在教英语，并负责一个以‘英语教学’为专业方向的硕士生培养项目。每学期上两三门专业课，备课虽吃力，但能不断学习新东西，真是‘惟学半’。”

连自我介绍，都透露了她朴素又坚定的性格。并不是只有如太阳般耀眼的人生才算伟大，温柔的月光也曾陪伴过无数人的漫漫长夜。

钱媛的一生，就从平凡处开出了花儿来。她虽然结过两次婚未有子女，但是相信她教过的学生们，都愿意做她的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