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文史期刊《纵横》杂志2000年第12期刊发了一篇《“功德林”“秦城”记事》：“当时中央为何严格规定在此时限内将分散羁押在全国各地的战犯，迅即移交公安机关统一关押和管理？又是怎样将在押的首要和重要战犯集中到北京功德林（后移至秦城）？在中央决定下发通知之前，公安部奉命向各地先发了一个紧急通知，之所以要先发这一通知，是因为有件事情惊动了中央。”

将首要和重要战犯集中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实际是对这些战犯的一种保护措施，那件震动中央的事情是这样的：“1954年初，中央公安部收到西南公安部上报的一份请示报告。该报告提出，在重庆羁押的三名首要战犯，职级较高，杀人过多，当地民愤极大，群众强烈要求予以镇压，请示部领导可否予以照准。”

罗瑞卿部长看了报告后，立即批示：“刀下留人，杀之可惜。”

为了防止各地战犯管理机构应群众要求，未经上报就将罪大恶极的战犯判处死刑，这才下发了《关于将分散关押的蒋匪战犯集中省厅羁押的通知》。

原华北局社会部一室四科（预审科）科长姚伦可能就是电视剧《特赦1949》中战犯管理所所长王英光的历史原型，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文强在《口述自传》中也提到了姚伦：“这个人在俄国留过学，叫姚伦，现在从公安部也退休了，他和我两个人还在一起拍过电影，是很好的朋友了。”

文强所说的“合拍电影”，指的就是《决战之后》，姚伦是署名的总顾问，文强是顾问之一，演文强的是葛优——事实上葛优和文强在形象上，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最先进入功德林的就是姚伦亲自押运过来的康泽和董益三，紧随其后的是黄维、邱行湘等华北局和华北军区看管的战犯，1955年末大集中之前，功德林里在押的基本都是被中原、华北及东北野战军各兵团俘获的战犯，加上我们熟悉的陈长捷、林伟俦、梁培璜、沈蕴存、杨伯涛、宋瑞珂，还有杜聿明、文强、宋希濂。

沈醉是1956年才从重庆战犯管理所转运到北京的，所以我们看战犯管理干部和沈醉的回忆录，就能大致猜出当年西南公安部决定判处死刑的那三个战犯分别是谁了——这三个人中，当然不可能包括沈醉，也不可能有宋希濂。

宋希濂早在《紧急通知》下发前就已经去了北京，而沈醉则没有在通知下发后第一时间离开重庆，至于其他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战犯，大多不在重庆，这一点《“功德林”“秦城”记事》中写得很清楚：杜聿明、文强、王耀武、庞镜塘、牟中珩等人在山东，范汉杰、廖耀湘在东北（李仙洲等人也一度从山东转运东北然后转运北京），吴绍周、杨伯涛、宋瑞珂、覃道善等人在北京广安门解放军官教导大队。

宋希濂和钟彬都是在战场上被俘，而且都是黄埔生，他们放下武器前没有残害百姓的罪行，被俘后表现也十分良好，还吃过黄埔同学的宴请，所以那份名单上肯定不会有他们的名字。

沈醉在云南起义通电上签过字，在被抓前是云南当站长，在重庆期间一直管后勤，抓人杀人的事情都跟他没有关系，在被抓起来后也是竹筒倒豆子，揭发了很多军统罪行，所以这他都不会因为民愤太大而差点被执行死刑。

比较倔强的文强并不在重庆，他进入功德林之前，跟杜聿明、王耀武等人在山东的日子过得很舒坦，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回忆，他们可以在院子里自由活动，可以自己做地方特色的美食，因为运进大院的鸡鸭鱼肉太多，还有人认为那是一个高级培训班呢。

在重庆学习的战犯很多，比较出名的就是宋希濂和沈醉，其他几人也很有分量，比如跟沈醉并称“军统三剑客”的保密局西南特区正副区长徐远举和周养浩。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那三个拟判死刑的战犯中，必然有周养浩，这也是周养浩要拿板凳偷袭沈醉的主要原因：“有一次审讯人员在提审完周养浩，让他在笔录簿上签字时，中间夹着对他处理意见的草稿，上面写着‘建议判处死刑’，还附有沈醉的揭发材料。”

不止沈醉揭发周养浩，许愿机和周养浩也互相揭发了，管理所干部孙曙在《重庆战犯管理所纪实》中回忆：“徐远举和周养浩，解放前就是针尖对麦芒，被关押后，两人依旧是一个钉子一个眼，于是，所方尽可能安排两人背靠背写材料、谈情况，发现周养浩有几天情绪消沉，茶饭不香，预审立即查明是其在整理档案时看到一份批示材料而产生抵触情绪，遂接连几天做思想工作，缓和了周的情绪。”

综合上述史料，我们可以断定周养浩被拟判死刑确有其事，而且那份材料，周养浩也确实看见了。

周养浩被判处死刑一点都不冤，因为连沈醉都知道他们死有余辜，他在《人鬼之间·徐远举的特务生涯》中回忆：“当我们第一次听到数以千计的群众在囚禁我们的白公馆附近烈士陵墓祭扫时，爆发出的雷鸣般的口号声，吓得我们这三个血债满身的元凶首恶，都面色惨白，缩成一团，靠在地铺的墙上，徐远举不时用袖子轻轻揩擦由于惊恐而不知不觉从他那鹰嘴尖鼻内流出的清水。”

据沈醉回忆，徐远举比周养浩还罪大恶极，《红岩密档》也揭示了徐远举当时的心态：他坚信既然沈醉已经把周养浩出卖了，也必然不会放过自己。周养浩判死刑，自己还能逃过一死？而周养浩干的事与自己比起来，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判周养浩一个死刑，还不判自己死上两回三回？

据相关战犯管理人员回忆，当时对战犯的审理尚未形成明确的政策，对关押在重庆歌乐山白公馆的王陵基、徐远举、周养浩、沈醉等人，不少人包括审讯干部，都主张杀掉算了。

综合分析，该判死刑的除了周养浩，还必然有一个徐远举，但是沈醉因为笔法精湛，所以被上报拟判死刑的可能性不大，而且他也并不是从重庆第一批转运到北京的战犯，这说明当时的管理机构知道沈醉暂时留在重庆并没有危险，不会被未经请示就枪毙。

这样一想，我们就能从战犯管理人员和沈醉的回忆录中去寻找那第三个拟判死刑的首要战犯了。

1956年1月11日上午9时，姚伦站在功德林大礼堂的讲台上面对集中的首要战犯宣布“可以与家属自由通信，可以接待亲友访问……彼此之间的称呼，一律称同学”的时候，沈醉还在重庆没过来，而那第三个人，肯定已经在现场了，这一点沈醉在回忆录中说得很清楚：“王是老军阀，多年来在四川杀人不少，徐远举是‘11·27’大屠杀的主要凶手……怕他们一旦被认出来，会发生意外，后来把他们送到北京去了。不久，我也和另外三个军级高的战犯由重庆战犯改造所送到北京战犯改造所。”

沈醉说的“王”就是王陵基，沈醉的说法比较委婉，好像转运王陵基、徐远举、周养浩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但是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一定能从沈醉的字里行间发现端倪： “王陵基比我早几个月才由重庆送到北京，见我进去和王陵基、徐远举握手谈话，比我早几年从重庆送到北京的宋希濂也走了过来和我握手。”

王陵基和徐远举、周养浩比沈醉先从重庆转运到北京，这里面肯定有问题，而宋希濂比沈醉早几年离开重庆进京，所以那份紧急通知也与他无关，这样综合分析，您猜出那三个差点被枪毙的战犯是谁了吗？在这三人中，最该枪毙的是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