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的马兰基地以绚烂的蘑菇云升空，与此同时，在美国和苏联等国家的心中，看笑话的贪婪之火也被尽数扑灭。

中国做到了，谁说中国做不到？爆炸的是原子弹，但升腾的却是中国的民族自尊和社会地位。但已然做出一番成绩，原子弹爆炸背后的功臣邓稼先却依旧没有揭开神秘的面纱，直至1986年，才如出水芙蓉一般曝光在了众人的面前。可却有些“为时太晚”。

民国十三年（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出生于安徽怀宁一个书香门第之家，他并没有走父辈的从政或者艺术研究道路，而是一直在科学领域奋力探索。他的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邓石如，父亲邓以蛰先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和美国的哥伦比亚，接受过新思想的教育。国家发展之际，多缺的正是高知人才，因此回国之后的邓以蛰就先后任教于清华、北大等知名学府。

因为父亲工作的缘故，邓稼先虽是出生在安徽，但是在仅有八个月大的时候，就来到了北京，住在丰盛的一条胡同里。5岁的时候，邓稼先进入了学堂，按部就班地学习四书五经，和常人无异，但是等到初中的时候，邓稼先就表现出了不一样。

他喜欢理科，也非常擅长理科。父亲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于是高薪给邓稼先聘请了先生补课。在最应调皮捣蛋，父母上赶着学习的年岁，邓家却是需要反复提醒，才能将沉迷书中的儿子叫上餐桌吃饭。为了不让邓稼先挑灯夜读看坏眼睛，父母也经常晚上来到他的房间，看看他到底有没有睡觉。可是邓稼先的耳朵却非常机灵，每次都赶在父母进门前熄灯假装睡觉，等他们离开之后，继续做题。

邓稼先

除了在家自学，学校也是一个邓稼先非常喜欢的地方。因为那里有杨振宁。和邓稼先一样，杨振宁也非常喜欢理科，也在数学和物理这两门科目上，给予了邓稼先不小的帮助。他如饥似渴地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但是平静的生活还是被日军进犯的野心踩碎。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等到7月底的时候，北平已然沦陷。国土沦落，更需有志之士的挺身而出，虽然心中有百般怒火，但只有13岁的邓稼先知道，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唯有苦心阅读，才能振兴国本。

内心对日军的仇恨让邓稼先学习更为刻苦，但是少年的情绪总要有一个发泄的地方。于是邓稼先气愤地将一面日本纸旗撕碎，然后扔在地上狠狠踩了一脚。

面对僭越者的胡作非为，邓稼先不能做到视若无睹，可旧中国受屈辱的原因归根结底，就是实力的巨大悬殊。旁人已是枪支炮弹，可我国作战人员别在腰间的还多是一把镰刀，必须研究科技，才能救中国于水火。在这般复杂的条件之下，邓稼先在民国三十年（1941年）的9月考入了西南联大的物理系，值得一提的是，昔日的同窗好友杨振宁亦是在此求学。

两耳不闻窗外事，但所为却皆是为国振兴，这便是邓稼先彼时的状态，因为他既然做不了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将士，那他就要力争成为国家的脊梁，扛起振兴的大旗。

邓稼先

得知邓稼先即将赴美，一向与其交往甚密的袁永厚担心他一去不返，特意与他见了一面。“稼先兄，新中国的诞生不会是很遥远的事情了，留下来吧，我们一起等待黎明的到来”。邓稼先摇了摇头，他当然相信新中国一定会从混沌中走出，但是建国不是最终目的，人民可以在盛世之下安居乐业，而不用为随时可达的炮火岌岌可危才是最终目标。于是他对着袁永厚说出一句：“永厚同志，我前往美国是为了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我国所用，只要我学成，就一定会立即回来”。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他通过了全美研究生考试，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赴美国普渡大学进行核物理知识方面的学习。

当时的中国千疮百孔、贫穷落后，而美国经济发达、非常繁荣，邓稼先却没有一丝一毫地贪图享乐之心，除了吃饭和睡觉，他所有的时间全部分配在教室、图书馆、实验室里。撰写博士论文和进行相关研究期间，他每天仅睡三到四个小时。

从进入校门的一刻算起，邓稼先仅仅用了23个月时间，就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这在当时的美国大学中是一个不小的奇迹，而邓稼先年仅26岁，因此被称为“娃娃博士”。

邓稼先

邓稼先的学术造诣吸引了美国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在他还未毕业的时候，许多知名企业纷纷抛来了橄榄枝，承诺给予其高薪和优良的生活科研条件，不少科研机构和高校也加入了争夺他的行列，不过他都一一婉拒了。

邓稼先一直关注着祖国的建设发展，特别是新中国的成立让他信心满满。“要成为祖国的一块砖，为建设祖国贡献一份应有的力量”，这种信念不断坚定。

邓稼先要回到新中国，美国当局自然不会轻易答应，因为他们知道以邓的学术水平，注定会成为中国核物理研究与核工程运用领域的领军人物，因此采取了各种措施予以百般阻挠。好在新中国政府采取了及时有力的措施，邓稼先也获得了来自国际社会，包括美国许多专家学者的帮助，他在1950年终于回归了祖国。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打压，迫切需要发展“国之重器”，提升综合竞争力，而发展核武器就是我国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由于保密的需要，普通人当时是不知道这项工程的。一回国就受领此项任务的邓稼先注定要常年扎根于西北荒漠之中，他回家与妻子告别，只说要去干一件特别的事情，不要为他担心。

许鹿希

据妻子许鹿希日后的回忆，邓稼先回家吃了晚饭，收拾完必要的行李，与家人难得度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天还未亮就出发了。从此他们很少见到邓稼先，以至于儿女上学的时候老师一度以为他们家是单亲家庭。

作为青年科学家，邓稼先一开始跟着钱三强、王淦昌等著名科学家一道进行研究和实践。渐渐地，他才华逐步显露，不断成长为骨干和核心力量。

随着中苏交恶，“老大哥”撤走了所有援华专家。一些科研工作者在没有了教材、没有了图纸、没有了外国专家手把手的指导与帮助的情况下，不免产生了消极悲观的情绪。

关键时刻，邓稼先不断鼓励他们自力更生，并用实际行动取得一个个科学专业领域的突破。

邓稼先夜以继日的工作给身边人带去了很大的鼓舞。团队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攻克了科研与工程应用领域的一个个关口。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宣布中国从此进入了有核国家行列，西方世界对中国进行核讹诈核威胁的时代成为了历史。

邓稼先

就在全国人民为之欢呼雀跃的时候，邓稼先却没有丝毫的喘息时间，他立即投入了氢弹的研究和试爆工程之中。

1967年，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我国的氢弹与原子弹试爆成功的间隔仅仅有两年八个月时间，远远小于美国苏联等发达国家，而这些全部是在一穷二白没有任何国际交流的情况下完成的，邓稼先和他的团队做到了！

有一回，妻子生病住院，他探视回家遇上大雨。他宁可淋雨挤公共汽车，也不肯要车，他觉得这是私事。即使是公事，回北京工作的一段时间，他也总是要买一张汽车月票。他去挤公共汽车心里总觉得踏实。他有些做法显得严过了头，使别人认为他对自己太过分了。

但是人生有些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地无法改变。这是他那与生俱来的个性使然。他不愿意引人注意，而愿意永远在大众之中，这样他才自在，他很怕出风头。

发扬学术民主，博采众长，邓稼先同志做出了崇高治学榜样。他用宽阔的胸怀团结同志、协同攻关，创造了一个鼓励创新的浓厚学术环境。无论是技术权威，还是初出茅庐者，人人可以针对理论突破的关键环节发表见解，物理学家、数学家、技术人员从各自熟悉的专业角度进行讨论。讨论通常很激烈，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每个人的智慧和创造性都被高度激发了出来。既发扬学术民主，又服从客观真理，这一学风代代相传，成为我国推进核武器事业发展的重要法宝之一。邓稼先同志襟怀坦荡、顾全大局、谦虚热忱、平易近人，受到同志们由衷的敬重和爱戴。大家都亲切地称他“老邓”，把他视作老师、兄长和朋友。

邓稼先‍

许多核武器的重大理论性和探索性工作，他不仅在研究中做出重要贡献，而且常常是把关和最后拍板的人；他亲自执笔写过很多方案，但他总是不署名或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他连必须出头露面的时候都躲躲闪闪。一位老司机师傅说：老邓刚当院长的时候，主持大会讲话还脸红呢！

这是他的性格，这种性格使他在和群众打成一片时用不着费什么力气，更用不着做作，很自然地就做到了。有些事情，在一般人看来是过了头，在他来讲，是本色的自然外露。

邓稼先之后又在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与发射工作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由于这些工作都是绝密的，因此他一直是默默无闻的状态。

1979年的时候，在一次核试验的过程中，因为意外，核弹直接摔到了地上，但却未发生爆炸。

众所周知的是，核武器的危害主要就是白色污染，但是邓稼先却不顾所有人的劝阻，拦下了所有人，一己出发，寻找取回了碎弹的主要部分。可是放射物的剧烈破坏性影响了邓稼先的身体，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身体的各项指标都不正常，身体更是每况愈下。

由于长期的超负荷辛苦工作，特别是长期受到核辐射的影响，邓稼先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他患上了直肠癌。仅仅在1985年就进行了两次大手术，但他在病房里坚持完成了许多教科书的编撰收尾工作。

邓稼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核武器事业进入全面研制定型和武器小型化新原理研制的关键时期，邓稼先同志作为主要技术领导，组织制定了十年科研规划，全面部署和推进了一代武器化和新一代关键技术突破研究。

1986年3月，邓稼先同志身体已极度虚弱。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凭着特有的政治敏锐性和深厚的业务功底，对当时各国技术发展水平和国际局势作出研判。多次与于敏等几位科学家商议，在病榻上起草完成了关于加快我国核试验进程的建议报告。当时，邓稼先同志进行了直肠部分切除手术，没法坐椅子。他艰难地坐在一只汽车轮胎的内胎上，强忍剧痛，满头大汗，一字一句地推敲、修改建议报告。在最后一次大手术前，他还写了满满两页纸，关照报告内容要作哪些调整、如何加以润色、应送哪里。

建议报告在1986年4月2日定稿，以邓稼先、于敏两人的名义呈报。这份凝聚着至深爱国情怀的报告，经党中央批准，在后续工作中贯彻、执行，化作了核武器事业后继者们的意志和行动。后来的形势变化，完全证实了预见的正确性。

1986年6月，国家对邓稼先事迹予以解密，国家级报刊在头版头条进行了报道，直到这时人们才知道他的名字，家人才知道这些年他在忙什么。

邓稼先的病情在一天一天地加重。国家太需要这样的人才了，但是所有的人都无能为力。

邓稼先同志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4项。1984年荣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86年7月17日，去世前12天，邓稼先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的奖章和证书。面对荣誉，邓稼先说：“核武器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我只不过做了一部分应该做的工作，只能做一个代表而已。”他只是一个代表，但是，他是一个十分杰出的代表。

邓稼先

1986年7月20日，邓稼先去世前9天，他的女儿邓志典从美国回来了，父女相见，抱头痛哭。这段时间，是邓稼先最美好的时间，他们父女回忆往事，品味生活，场面非常温馨。

但这种温馨的画面持续的时间太短了。五天之后，邓稼先病重昏迷，病房中那样亲切的谈话声消失了。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终因全身大出血而与世长辞。“别让人家落我们太远”的遗言让很多人泪目。这才是我们应该追的星——“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他用满腔热血书写了生命的绝唱，铸就了“加快发展”的辉煌。1996年7月29日，在他逝世十周年纪念日，我国进行了最后一次核试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郑重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

他和成千上万核武器研制人员一起，沉默而隐秘、坚定而务实地耕耘着，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一砖一瓦构筑起共和国的坚强核盾。真正的英雄从来在乎的都不是名利，而是自己的所为是否真的有用于国家，有用于人民。邓稼先等人用自己的躬身让中国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而深受他其功的同胞也予以了他最大的缅怀，那便是记住。